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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的錦天城首位主任

史煥章院長訪談摘要

2019年第09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11,388 次

采訪時間：2018年12月6日

受訪人：史煥章

采訪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今天很高興和史煥章院長相會在位于上海高樓之最——“上海中心”的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錦天城所”）。錦天城所是上海律師事務所中一張靚麗的名片，我們很榮幸坐在記載錦天城所眾多業績的金光熠熠的榮譽墻前面，與錦天城的第一任主任史煥章院長一起回顧歷史。一進辦公室見面，多時未見的史院長和我們都非常激動，我們連呼史主任、史局長、史院長、史老師……這么多稱呼的背后，有著太多精彩的故事。盡管我們不是全日制學生，而是自學考試、夜大的專升本學生，但華東政法大學（以下簡稱華政）就是我們的母校，我們都是史院長的學生，并深以為榮。前幾天在確認訪談時間時，我們不想讓年逾八旬的前輩過于趕時間，便約在了上午10點，后來，史院長考慮到談話內容比較多，而且“上海中心”的辦公室環境特別好，便建議提前半個小時，可以讓我們有充足的時間縱情欣賞陸家嘴美景，參觀錦天城辦公室。

在隆重紀念上海律協恢復重建40年的前夕，我們請老領導史院長來為我們講述一下這段難忘的歷史。

史煥章：很高興在這里與兩位秘書長會面，現在各行各業都在回顧40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我1981年從西藏回來，原來是說好調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后來市委組織部說是新成立的司法局更需要干部，征求我的意見，我同意了，這樣就調到市司法局。開始是擔任宣傳處的負責人，第二年任命為局長助理、黨組成員，1983年擔任副局長、黨組副書記。那時，鞠華是局長，王莊霄是副局長，還有一位副局長是主管律師的何后。李庸夫局長是1983年下半年來的。

入職司法局 感受律師工作

我最早參加律師的活動，是在1981年的8月份，到上海律協所在地中山南二路03招待所，那天下著大雨，所以我記得特別清楚。上海律協負責人是韓學章韓大姐，王文正剛從山東調過來，在協會當秘書長。

我在市司法局工作了四年多，與律師工作有關的主要是以下幾件事情。

一件是審批律師執業資格。當時老律師很少，僅有的第一、第二法律顧問處上報了一個名單，大概有36人，經過審批，被確認為律師身份，如李國機、葉傳岵、傅玄杰、倪彬彬、趙珪等一批人。其中除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當過律師的，還有就是在公檢法等政法部門有過實際工作經驗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律師職稱評定。我們的李局長很有開創精神，在1983年，全國還沒開始律師評職稱時，我們上海率先嘗試。我是很支持的，因為當時高校的評教授、評研究員工作已經開始了，而我們律師專業方面都很強，為律師評職稱，可以提高律師的社會地位。我們評了韓學章為大律師，后面分一級、二級、三級，一級待遇相當于教授，三級相當于講師。之后，司法部才制定出臺全國統一的律師職稱評定序列。隨著律師地位的逐步提高，律師職稱被漸漸看淡，職稱與律師的業務量、業務收入沒有必然的聯系。

我覺得李局長有很多開創性的貢獻，特別是勞改勞教從公安方面劃過來后，允許犯人結婚、給犯人參加勞動開工資、給假期回家探親等，都是當時李局長提出來、我們一起研究的。還有就是在李局長領導下，從司法學校、兩高培訓中心（高級律師、高級公證員培訓中心）、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到司法警官學校等，市司法局幾乎每年成立一個新的學校。特別是位于青浦野馬浜、為廣大律師所熟知的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在當年的基建階段，李局長大膽啟用了一個犯人設計的方案。我作為市司法局副局長兼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學院的首任院長，在建設初期，基本上每十幾天就要到青浦去掌握進度、研究施工中的問題。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后來逐步發展成為上海法律專科學校、上大法學院、上海政法學院，培養過不少律師人才。

第三件是解決律師辦公場所問題。當時，上海律協、法律顧問處，包括市司法局本身都沒有辦公場所。我剛來的時候，市司法局在福州路市高院撥出來的幾間辦公室辦公，我們宣傳處與上海律協研究室在四川南路的兩間住房里。沒有像樣的辦公桌，誰先到誰先坐。我記得當時司法局起草了一個簡報，題目是“給律師一條路走走”，這個題目很偏激，就是說律師沒有路好走了，主要反映辦公用房問題。因為如果上面不予解決當時的房子問題，自己是沒法解決的，不像現在。這份簡報報上去以后，上面比較重視。后來就決定市由司法局與財政局共同投資500萬元，建造律師會堂，這與律師之前上交了管理費、做了一些貢獻是分不開的。后來律師會堂交給市司法局，司法局出了一部分錢，上海律協買下現在均瑤廣場33層、35層的新辦公場地，說明當時建造律師會堂打下的基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與律師有關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初，《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福建晉江縣公安局一個副局長知法犯法、迫害律師的事件，說的是該律師在執行職務時，公安局副局長要檢查他的證件，律師說沒證，反問到哪里去領資格證。副局長聽了覺得這是對他的冒犯，說他狂妄，動用了警棍、手銬，逼其下跪，打了4個小時，最后又把他拘留起來，這位律師出來的時候已經昏迷了，驗傷的結果是身上8處受傷。這起事件影響很大，《人民日報》還專門進行了刊登報道。我作為當時的市司法局副局長，看了報道，當即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不準迫害律師”，發表在當時的《上海司法》刊物上。這篇文章分析了事件形成的原因，由于我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再加上黨內的因素，極左思潮、特權思想非常頑固，導致律師社會地位不高，公安根本看不起律師。曾有一位公安老同志私下跟我說，如果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我首先就抓律師。這說明有關部門和工作人員根本就沒有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當時老百姓對律師也不信任，認為律師是在演戲，什么辯護不辯護的其實早就定好了，而實際上確實存在還沒有審理案件，法院判決書就已經出來的個例。我認為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進行長期的努力，這種情況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解決。律師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贏得群眾的認可。這是一件關于律師維權方面的事情。

我在市司法局分管外事工作，經常接待來自美國、日本等地的律師。1985年，我率上海司法代表團訪問美國，同行的成員主要是律師，有王凌青、陳瑞謨、邵瑞興等，在訪問中，我們參觀了白宮、司法部、法院、監獄等部門，還去了美國六個著名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這是上海律師和國外律師同行開展較早的交流。我以“美國司法見聞”為題，將訪美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寫了有十來篇文章的系列作品，在《上海法制報》上刊登。當時美國的律師事務所多在大寫字樓里，電腦也已經普及了，硬件設施非常先進。律所還有很多圖書資料，走廊里放著一本本參考書、工具書，律師業務已經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相比之下，我國當時的律師因為案源比較少，基本上屬于“萬金油”型，在硬件、軟件等各方面差距都很大。之后，我們專門抓律師的專業化建設，這是很有必要的。

再講點關于上海律師在“嚴打”中的作用。1983年，全國治安形勢非常嚴峻，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于是，“嚴打”開始了。公檢法司等部門都很忙，因為勞改勞教已經移交給司法局了，所以司法局尤其忙，我們經常跑到第一線。外地好多地方，“嚴打”案件不找律師辯護，律師跟著公安一起去搞審訊，引起了思想混亂。而時任上海市委政法委領導的王鑒同志則在一次工作會議上要求上海律師應該認真進行刑事辯護，特別提出“所有的死刑案件一定要有律師參加”，由此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們市司法局專門組織了三次律師學習政法委領導的有關指示，并進行了各方面工作的部署。所以1983年下半年刑事案件的辯護數量大幅度增加，是上半年的兩倍，充分顯示律師貫徹上級指示精神，積極參加了刑事辯護。“嚴打”第一階段過后，我參加了1984年初召開的全國政法委工作會議，在會上，我詳細匯報了上海律師在“嚴打”中的作用，即不但要做好法庭上的刑事辯護，還要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屬的工作，教育犯罪嫌疑人認罪服法，會議對上海做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政法工作會議結束后，在緊接著召開的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上，司法部又讓我在會上發言，專門介紹上海律師在“嚴打”中的作用，會后發簡報向全國推廣上海的做法。我前后兩次參會、兩次發言，對這些事印象比較深。陳丕顯同志指出的“律師制度是一個民主制度，是一個進步制度”給律師很大的鼓舞，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講律師是“為反革命辯護”。可以說，當時律師如此堅持依法辯護，實際上是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的，而對于這些曲折的歷史過程，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太了解了。

當時有幾位資格很老的律師，我對他們的印象特別深刻。我與李國機律師較熟悉，有時跟他開玩笑說，來聘請你的當事人這么多，要是你都答應代理案件，能辦得完嗎？鄭傳本律師有次高血壓發作，我還去四川北路的市二所看過他。在女律師里面，我對倪彬彬、趙珪的印象比較深；男律師里，我對傅玄杰、陳澤政、居同匱等人的印象也很深。

調往華政 推動學院辦學

1985年，我被調到華政（原華東政法學院）。那年畢業生離開學校前，在宿舍墻壁上亂寫亂劃，內容非常出格，驚動了上海市委、司法部。上面決定調整領導班子，院長從政法部門找人，正好找到了我。于是我就到華政擔任院長、代理書記。據統計，經過我簽名蓋章的華政畢業證書超過3萬份。我從1985年起就擔任華政院長，共13年，后面的工作就交給曹建明了，曹建明離任后，就交給了何勤華。我到華政時曹建明是國際經濟法系的學生，那時國際經濟法系是我的聯系點，我重點抓國際法系的“凝聚力工程”，當時上海市委組織部和教委還在華政召開現場會，專門介紹怎樣開展“凝聚力工程”的華政經驗。

華政以前一直是屬于司法部直管的五個院校之一，學生主要來自華東六省一市，但后來也在其他省市招了一些，如云南、海南等地。“嚴打”時，上海好多犯人都被送往青海，青海省領導向上海市領導提出一點要求，希望上海幫助培養一批學生，后來這個任務就交給華政了，我們專門為青海辦了一個班，約有幾十個人吧。

華政辦的上海市第四律師事務所在我去之前就成立了，說來很巧，為學院籌建律師事務所時，時任書記與院長到市司法局來洽談都是由我接待的，當時我就表態支持。事務所較早時在學校門口設了接待室，由學院里有律師資格的兼職律師參與辦案，還安排在校大學生到事務所實習，相當于醫學院的實習醫院。事務所名稱以序號排列為第四所，之前的第一、二、三所都是第一批上海律協所屬國辦所，之后的李國機、張國飛律師出來開辦事務所時的名稱已經分別為第五、第六律師事務所了，所以從華政“四所”的名稱，足見其創立時間之早，資格之老。在一段時間里，四所跟隨著華政，名氣特別大，許多當事人慕名前來，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很大。我對這個律師事務所是比較認可的，我到學院后，任命法律系副主任鄭幸福律師擔任主任，事務所名稱后改為“中信正義”。在司法部關于學院管理體制方面有所變化、對學校辦事務所作出新的規定時，我提出要按“老人老辦法”進行過渡，不宜隨便改變。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針對社會上缺少涉外律師的情況，華政承辦了由國家外國專家局和司法部一起設立的涉外律師培訓中心，我擔任中心的主任。我們請了一批在國際上比較有名的律師、兼職教授和臺灣的律所負責人來上課，搞過兩期培訓。雖然時間不長，但從學校和老師的角度來講，根據需求辦學，廣泛地與社會接觸，是非常有必要的。

涉足律師行業 合作創立錦天城

錦天城的出現是在1998年。華政的聶鴻勝老師前幾年離開學校，在普陀區注冊了一家“天和律師事務所”。1998年的7月、8月份，他參加一個活動時遇到我，第一次跟我說起，為了與外國所競爭，正在考慮把事務所做大做強。我支持他的想法，經過分析后又覺得如果把幾家律所合并起來，這會涉及利益的調整，不會那么容易，需要認真考慮，看看有沒有這樣志同道合的人。當時我還沒退休。到了1999年初，我接到錦聯律師事務所史建三的電話，他原來也是華政的老師，我送他到美國留過學。他的意思和聶鴻勝差不多，很想辦一個能做大的事務所，但找了很多人都不成功。他還說北京長城上海分所的黃仲蘭（也曾是華政老師，后來到美國留學）也有此想法。我當時聽了感覺他們的想法與之前聶鴻勝的想法有點接近，我就在電話里說，這樣吧，反正我現在也已經退休了，你們三家都過來一起研究研究吧。就這樣，分別代表了三家律師事務所的三位負責人來到南丹路我的家中，開了兩次小會，進行了認真研究，做出以下幾個決定：三所合并，成立一個新所；我當主任，他們三位不當副主任；我不投資、不分紅，不承擔經濟賠償的責任；名稱、公章及辦公場地統一。我希望他們回去多做工作，歡迎原所的所有成員都留下。后來他們做了工作，基本上沒人離開。接下來的第三個會議是在原事務所辦公場地之一的香港廣場召開，主要內容是討論新事務所租借何處進行辦公。經研究決定，我們去租借一流的辦公樓。會后，我們向當時一流的高檔寫字樓金茂大廈租借了三百平米。辦公條件相當好，但租金非常貴，我們分別向市司法局與浦東新區司法局求助，得到有關領導的支持。再后來，我們假座證券大樓會議室召開全體人員會議，七八十個人濟濟一堂，準備確定律師事務所的名稱，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每人5分鐘的時間講明建議及理由，當時共收到20多個建議名稱。有位特邀律師提了個建議，她說從三個事務所的名稱里各取一個字：錦聯之錦，天和之天，長城之城，就叫錦天城。我聽了以后，補充了一句：這個名字好嘛！按照上海話來說，錦天城諧音今天就成了。經過討論，絕大多數人都同意了這個名稱，“錦天城”就這樣定下來了。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不太習慣，因為律師事務所從未有叫什么城的，有人還誤以為我們是房地產公司。

1999年4月份，錦天城正式獲批。三個原辦公地都撤了，一部分律師到金茂大廈辦公，另一部分在延安東路的港泰廣場辦公。

事務所合并時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國家要加入WTO，事務所要做大做強，這樣可與國外律師競爭，希望蛋糕越做越大。錦天城的規模效應很快就顯現了，到第二年時，業務收入已經是上海第一了。

合伙人會議是錦天城的權力機關，也是我們事務所的決策機關，重大事情由合伙人會議開會來決定。事務所上海總部的管理架構也在不斷地變化中調整。開始的一個階段，我們學習歐盟，設一年或半年的輪值主席。后改學現代化企業，成立管委會，執行合伙人會議的決議，負責事務所總的管理，管委會有正副三名召集人，其中的正召集人被人習慣且順口地稱為“總召”。隨著分所設置的越來越多，就成立了一個管理總部，每一個分所都有人參加，一個季度開一次會，就分所管理問題進行溝通。我們還設立運營總監，負責總部管理各部門的運行。

在事務所里，我負責宏觀管理，不主持會議，不當辦公室主任，不簽字報銷，也不辦律師業務。這主要是考慮到熟悉我的人太多了，如果陷在辦案中，雖然收入會增加很多，但不利于集中精力做好事務所的管理工作。

我認為，我們國家有不少行政官員，退休以后，仍然把自己看作官員，很少有人去當教授、律師等發揮余熱。而我當事務所主任時，有人認為，相對于之前當局長、當院長，我現在的地位降低了。實際上有時候確實是這樣，開會排座位時，局長、院長的位置自然是排在前面的。我說我決定當律師事務所主任時就知道主任并沒有什么地位，不能與行政官員相提并論。我很認可美國的一些做法，不管是國務卿還是其他高官，卸任以后便做回原來的專業，當教授、律師，寫回憶錄等。美國有個很有名的華人，叫莫虎，我去美國訪問時，他是紐約警察局副局長，后來他辭職出來當了律師，與我們的關系很好。錦天城成立十周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十年探索 十年發展》，認為錦天城模式比較符合我們國家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特點，雖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都未能阻止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盡管這個模式跟君合、金杜都不一樣，它卻有它的特有優勢。創業難，守業更難；做大難，做強更難。把錦天城打造成百年老店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在當了11年主任， 2010年交棒吳明德。現在的新主任顧功耘是我北大的校友，也是經濟法、民法方面的權威，從華政副校長的位置上卸任后加盟錦天城。相信他會與大家一起，把事務所辦得更好更輝煌。

 采訪人：史院長從第一次律師代表大會時上海律協所在的03招待所談起，講到今天赫赫有名的錦天城，給我們講述了上海律師早期發展、華政法學教育以及創建上海律師靚麗名片錦天城這三個恢宏的歷史階段。錦天城是上海本土的律師事務所，在較短的時間里就嶄露頭角，聲名遠揚，發展成為在全國范圍內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足以匹敵于北京等地一流的律師事務所的律所。上級領導部門及外省市同行紛紛前來參觀交流，為此，上海的律師行業管理、行政管理人員，都感到光榮與自豪。我們認為，錦天城的成功，除了共同理念、精神合伙、產權清晰、民主管理、制度優先、品牌意識、人才集聚、規模效應之外，也是與其成立伊始有史院長這樣德高望重的專家領導擔任主任分不開。

從史局長到史院長，再到史主任，這一段段歷史都是非常精彩的。由于時間有限，很多史實都未及展開細談。總而言之，錦天城的發展歷程與成功經驗，對于律師行業時有發生的事務所合并重組，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