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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律師調解意見》），在上海等11個省市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各試點省市也紛紛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實施意見或實施細則。律師調解制度設立的必要性以及對這一重大司法改革舉措帶來的重大現實意義，本文無需贅述。本文主要從律師調解制度的試點實踐出發，探討律師調解的本質與定位，并試圖從其定位出發，進一步探討其工作模式、工作機制、工作保障等制度設計及其完善。
一、律師調解概念的厘清
在討論律師調解的定位及制度完善之前，很有必要先厘清律師調解的基本概念，明確本文所討論的律師調解概念的內涵、外延及界線。隨著律師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對律師調解這一概念也賦予新的時代含義。
現行的語境下，提及律師調解，至少可能存在以下不同的理解：其一、在訴訟、仲裁等糾紛解決程序中，由律師代理一方當事人進行調解，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律師代理當事人進行調解”，此類律師調解屬于律師的一種代理活動。其二、在訴訟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等其他調解程序中，律師受調解組織的委托而進行的調解，如人民法院委托律師調解，我們將此類律師調解稱為“律師受其他調解組織委托進行調解”，屬于受托調解活動。最后，是指律師作為中立第三人主持糾紛各方當事人進行調解以化解糾紛的一種活動，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律師作為中立第三方主持調解”，也是當前律師制度改革背景下的賦予“律師調解”新的時代含義，也即《律師調解意見》正式確定的律師調解概念。
通過上述關于律師調解概念不同語義的分析，可知本文所要討論的“律師調解”與“律師代理當事人進行調解”及“律師受其他調解組織委托進行調解”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律師參與調解活動的角色、地位以及作用、價值均完全不同。
二、律師調解的本質特征及其定位
根據《律師調解意見》，律師調解是指“律師、依法成立的律師調解工作室或者律師調解中心作為中立第三方主持調解，協助糾紛各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爭議的活動”。根據《律師調解意見》的這一明確定義，我們來進一步探討律師調解這一律師制度改革新概念的本質特征、內涵及外延。
（一）律師調解的本質特征
如前如述，《律師調解意見》中所稱的律師調解僅指律師作為中立第三方主持的調解，不包括律師代理一方當事人參與的調解以及受其他組織委托進行的調解，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商事調解等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銜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首先，律師調解屬于訴訟外調解
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機制，存在不同的分類方式。若以糾紛是否進入訴訟為標準進行分類，可分為訴訟調解和訴訟外調解兩種類型。《律師調解意見》中所確定的律師調解顯然屬于訴訟外調解，完全不同于訴訟內由人民法院委托律師進行的調解。人民法院在登記立案后或者審理過程中，認為適宜調解的案件，經當事人同意，可以委托律師調解員進行調解。現行的司法制度中一般將此類訴訟內委托調解納入特邀調解制度進行管理。訴訟外調解與訴訟良性互動，有利于真正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2
、其次，律師調解屬于社會調解的一種
關于社會調解，目前沒有準確的定義，一般而言，社會調解是指糾紛發生之后、進入訴訟或仲裁程序之前，由各種社會力量參與的調解。[1]也即排除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之外的其他調解。常怡老師主編的《中國調解制度》中將社會調解定義為“是指在法律上不具有調解義務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與的主持下，根據當事人雙方的自愿選擇，依據法律、法規、社會道德和交易習慣，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式，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解決民事糾紛協議的活動”，并將社會調解分為人民法院信訪機構的調解，律師在訴訟外的調解，公證機關的調解，基層法律事務所的調解，行業協會、群眾團體的調解，民間調解等。[2] 這里所指的律師在訴訟外的調解，指的就是律師作為第三方主持的調解活動。行業通說認為，除了法院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等公力調解以及仲裁調解類司法調解之外，其他的人民調解、行業調解、商事調解、律師調解都屬于社會調解范疇。[3]大力發展社會調解，有利于“訴訟中心主義”的缺陷與不足。
3
、最后，律師調解屬于典型的市場化調解
在現行的多元糾紛調解體系中，傳統的人民調解屬于無償的公益性民間調解，由國家公共財政提供經費支持和保障。所謂市場化調解即指按照“誰使用、誰付費”的市場化原則進行有償調解，調解的需求、供給及服務價格交由市場來決定和調整，對調解組織或個人進行商業化管理，調解組織要通過市場競爭來獲得市場的認可。律師調解是最典型的市場化調解。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以下簡稱《律師法》）第二條規定，“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是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而律師調解活動也是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一種方式，因此，律師調解顯然屬于一種市場化調解。《律師法》第二十八條對律師可以從事的業務也進行了規定，即“律師接受委托，參加調解、仲裁活動”，這里的參加調解即包括本文討論的“律師作為第三方居中調解業務”。《關于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中也是進一步明確要充分發揮律師在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律師參與訴前、訴中調解制度，加強律師參與物業糾紛、醫患糾紛、損害賠償糾紛等領域的專業調解。根據深化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律師調解意見》第6條明確規定，“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律師事務所設立調解工作室，組成調解團隊，可以將接受當事人申請調解作為一項律師業務開展，同時可以承接人民法院、行政機關移送的調解案件”，進一步確定了律師調解屬于市場化調解這一本質特征。《律師調解意見》同時還在第14條“建立科學的經費保障機制”中明確規定律師可以收取調解費及通過政府采購解決費用問題。此前，2016年最高院《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第37條“加強經費保障”中也明確提出“支持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律師事務所等按照市場化運作，根據當事人的需求提供糾紛解決服務并適當收取費用”。
當然，律師在堅持市場化調解的同時，也應注重公益性，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積極參與到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等公益性調解工作中，用所具有的專業及職業優勢，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二）律師調解的定位
通過對律師調解本質特征的分析，對于律師調解的定位便非常清晰。結合《律師調解意見》的相關規定，我們認為，應將律師調解定位為“律師、依法成立的律師調解工作室或律師調解中心按照市場優化調解資源配置的原則，根據市場競爭，直接受理當事人的調解案件，或通過政府采購途徑受理法院、行政機關、其他組織的調解案件，作為中立第三方主持調解，協助糾紛各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以解決爭議的社會化調解活動”。
根據上述律師調解的定位，在完善律師調解制度的過程中，應盡可能的厘清律師調解與人民調解的區別，以保障律師調解的可持續發展。現行《人民調解法》將人民調解定位為公共產品，其費用由國家財政予以負擔，實踐中主要由區縣級人民政府財政負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糾紛本身也日益多元化，律師調解的民商事糾紛與人民調解法中規定的和民生密切相關的民間糾紛存在本質上的區別，不應再由政府買單提供調解服務，以突出律師調解市場化的特征，通過公平競爭、市場選擇、優勝劣汰，以市場利益驅動的方式推動律師調解的良性和可持續發展。
三、律師調解試點工作模式評述
為增強律師調解制度的可操作性，《律師調解意見》提出了四種律師調解的工作模式：
其一，是在人民法院訴訟服務中心、訴調對接中心或具備條件的人民法庭設立律師調解工作室，配備必要的工作設施和工作場所。對于這種律師調解的工作模式，我們認為與訴訟調解存在交叉，要區分委托調解及委派調解。委托律師調解是在法院立案后或者在審理過程中出現的協助調解，屬于訴訟程序中的一部分，律師調解成功后，由法官出具調解書，為訴訟調解所吸收。值得探討的是法院在立案前的委派調解，法院在立案前將相關案件委派給律師進行調解，調解達成協議 的，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司法確認。《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第28條對“健全委派、委托調解程序”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
其二，是在縣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鄉鎮公共法律服務站設立專門的律師調解工作室，由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站）指派律師調解員提供公益性調解服務。2014 年 1 月，司法部制定了《關于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對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建設作出了規劃。2017年 8 月，司法部又出臺的《關于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建設的意見》，要求以縣 （ 市、區 ）、鄉鎮 （ 街道 ） 為重點，分別建立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和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由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站）提供的律師調解服務是公共法律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益性是公共法律服務的主要特征，因此這種模式下的律師調解服務強調的是公益性，律師調解經費由司法行政機關通過政府采購服務的方式解決。[4]
其三，是在省級、設區的市級律師協會設立律師調解中心，在律師協會的指導下，組織律師作為調解員，接受當事人申請或人民法院移送，參與矛盾化解和糾紛調解。2016 年，杭州律協成立了全國第一家由律協設立的律師調解中心——杭州律諧調解中心，這也是全國首個以律師為主體的專業性調解組織。《律師調解意見》出臺后，各試點省市也紛紛在在律師協會設立了律師調解中心。我們認為，這種工作模式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和完善的主要路徑。從試點省市律師調解中心的運營情況來看，由律協設立的調解中心提供調解服務具有以下優勢：一是作為行業協會的律協有條件整合當地的律師資源，把真正具備較強專業素養、有強烈責任心的律師吸收到律師調解中心，并根據律師的專長進行業務領域的分工； 二是作為行業協會設立的律師調解中心更容易獲得律師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少試點地區符合條件的律師踴躍報名參加律師調解中心，這既是他們拓展執業領域的有效方式，也是響應律協號召、配合律協工作的積極表現； 三是律協及其設立的律師調解中心在立場上； 四是律師協會更容易通過政府采購服務的方式解決經費，有利律師調解的經費保障。
其四，是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律師事務所設立調解工作室，組成調解團隊，可以將接受當事人申請調解作為一項律師業務開展，也可以承接人民法院、行政機關移送的調解案件。這種模式無疑律師調解最為市場化的一種模式，值得重點培育。當今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社會矛盾復雜疊加，爭端糾紛不斷劇增，社會價值豐富多樣，以訴訟為中心的單一價值取向已不能滿足各類市場主體的多元利益訴求。若律師仍只將目光局限于如何為當事人贏得訴訟而不是促進糾紛徹底有效解決，如果只將職業領域限定在代理人或辯護人，從而忽視律師作為中立第三方調解員提供公共法律服務的職責，就可能會失去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市場。[5]
對于這四種工作模式之外的其他創新模式，《律師調解意見》未作限制，鼓勵試點地區根據本地區的特點積極探索，創新工作方式方法。例如 2018 年 4 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司法局制定了《關于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試行）》（以下簡稱《北京意見》）中就提出具備條件的律師協會（律師工作聯席會）以及管理規范、專業特色突出的律所可以設立民辦非企業單位（以下簡稱民非）的律師調解中心。民辦非企業具有非營利性、社會性、經營性等組織屬性，我們認為將民非作為經營律師調解業務的載體非常合適，非常值得探索。其他類型的社會調解，如商事調解，也存在以民辦非企業作為主體運營的成功案例，如上海2010底年就成立的“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便是以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作為業務主管部門成立的民辦非企業。我們正在籌辦的“上海楊浦區正誠律師調解中心”便是以上海楊浦區司法局作為業務主管部門民辦非企業。除此之外，域外調解組織公司化的發展模式，也是未來可以嘗試并探索的工作模式。
四、律師調解的工作機制及程序
律師調解作為我國多元糾紛調解制度的一種，僅有一般調解工作的規律和程序，也有其作為律師調解的一些特別屬性，為此，《律師調解意見》對律師調解的工作機制及程序作了以下具體規定：
（一）關于律師調解案件的受理范圍及來源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律師調解可以受理各類民商事糾紛，包括刑事附帶民事糾紛的民事部分，但是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質不能進行調解的除外”。
對于律師調解的案件來源，《律師調解意見》規定，“既可以受理當事人直接申請主持調解糾紛，也可以承接人民法院、行政機關移送的調解案件”。
（二）關于律師調解工作的準入及公示制度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試點地區省級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會同人民法院研究制定管理辦法，明確承辦律師調解工作的律師事務所和律師資質條件，包括人員規模、執業年限、辦案數量、誠信狀況等。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會同人民法院建立承辦律師調解工作的律師事務所和律師調解員名冊”。
《律師調解意見》同時還規定，“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站）、律師協會和律師事務所應當向當事人提供承辦律師調解工作的律師事務所和律師調解員名冊，并在公示欄、官方網站等平臺公開名冊信息，方便當事人查詢和選擇”。
（三）關于律師調解告知及優先選擇程序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律師事務所和律師接受相關委托代理或參與矛盾糾紛化解時，應當告知當事人優先選擇調解或其他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
（四）關于律師調解會議成員組成及主持人的規定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律師調解一般由一名獨任調解員主持；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或者當事人要求由兩名以上調解員共同調解的案件，可以由兩名以上調解員合議調解，并由律師調解工作室或律師調解中心指定一名調解員主持。當事人具有正當理由的，可以申請更換律師調解員”。
（五）關于律師調解的期限其及延長規定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律師調解員根據調解程序依法開展調解工作，律師調解的期限為30日，雙方當事人同意延長調解期限的，不受此限”。
（六）關于律師調解協議的出具及調解程序的終止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經律師調解達成協議的，出具調解協議書；期限屆滿無法達成調解協議，當事人不同意繼續調解的，終止調解”。
（七）關于律師調解對無爭議事項記載的特別規定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律師調解員組織調解，應當用書面形式記錄爭議事項和調解情況，并經雙方當事人簽字確認。調解程序終結時，當事人未達成調解協議的，律師調解員在征得各方當事人同意后，可以用書面形式記載調解過程中雙方沒有爭議的事實，并由當事人簽字確認。在訴訟程序中，除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外，當事人無需對調解過程中已確認的無爭議事實舉證”。
（八）關于律師調解的回避制度
《律師調解意見》規定，“律師調解員系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近親屬的；與糾紛有利害關系的；與糾紛當事人、代理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調解的，當事人有權申請回避。律師調解員不得再就該爭議事項或與該爭議有密切聯系的其他糾紛接受一方當事人的委托，擔任仲裁或訴訟的代理人，也不得擔任該爭議事項后續解決程序的人民陪審員、仲裁員、證人、鑒定人以及翻譯人員等”。
（九）關于律師調解協議的司法對接機制
調解的最大特點是調解協議一旦達成，就能即時履行。《律師調解意見》除了鼓勵當事及時履行之外，為保障律師調解的實際效果，《律師調解意見》還規定了“支付令的對接機制”以及“司法確認對接機制”。《律師調解意見》規定，“調解協議中具有金錢或者有價證券給付內容，債務人不能及時履行的，債權人可以依法申請支付令。債務人未在法定期限內提出書面異議且逾期不履行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經律師調解工作室或律師調解中心調解達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協議，當事人可以向律師調解工作室或律師調解中心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申請確認其效力，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確認”。這兩項制度確保了律師調解協議的司法效力，消除當事人選擇律師調解的后顧之憂。
除了設定上述司法對接機制之外，《律師調解意見》還特別規定“無爭議事實確認制度”，以簡化后續訴訟程序。《律師調解意見》規定，“調解程序終結時，當事人未達成調解協議的，律師調解員在征得各方當事人同意后，可以用書面形式記載調解過程中雙方沒有爭議的事實，并由當事人簽字確認。在訴訟程序中，除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外，當事人無需對調解過程中已確認的無爭議事實舉證”。
（十）關于糾紛解決費用杠桿的特別規定
針對律師調解便捷高效的特性，《律師調解意見》規定，“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者拖延履行的，調解和執行的相關費用由未履行協議一方當事人全部或部分負擔”。同時還規定，“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申請撤訴的，人民法院免收訴訟費。訴訟中經調解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減半收取訴訟費用。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參與調解，或者有明顯惡意導致調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對無過錯方依法提出的賠償合理的律師費用等正當要求予以支持”，以發揮費用的標桿作用，鼓勵當事人即時履行律師調解協議及優先選擇律師調解。
五、對進一步完善現行律師調解制度的一些建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反映到糾紛解決層面，便是當事人日益增長糾紛化解需求與國家糾紛解決資源借給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律師調解制度的推出恰逢其時，律師是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力量，在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方面具有獨特的專業優勢、職業優勢和實踐優勢。雖然《律師調解意見》對律師調解作了全面部署，但律師調解作為新興事物，在近期的探索及實踐過程中反映出了一些問題及難題，比如定位不清晰、管理機制不明確、司法對接力度不強、經費保障缺失等問題。為此，對于進一步完善律師調解制度，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更新律師調解理念，適時推出律師調解職業化發展模式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全球調解趨勢的發展浪潮中，調解理念所倡導的“利益共同體”更符合市場主體利益最大化的交易需求，我們需要堅持律師調解理念的現代化，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現代化發展理念，推進律師調解的大力發展。
律師調解試點到一定階段，可適時推出律師調解職業化的發展模式。所謂律師調解的職業化發展模式，即指成立專門的律師調解機構，使律師調解員成為職業性的調解員，來進行調解活動的一種工作模式。傳統人民調解之所以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糾紛解決的實際需要，在于人民調解缺乏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當事人選擇律師調解的源動力在于期盼律師調解能夠提供專業優質的調解服務，而優質的調解服務源于一支職業化的律師調解隊伍。從律師調解目前的試點實踐來看，大部分律師調解員為兼職調解員，調解隊伍職業化程度低，為可能是未來制約律師調解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此，大力發展職業化律師調解中心，適時推出職業化律師調解員的資質認證制度，完善律師調解員職業水平的評價體系，加強律師調解員的行動規范，勢在必行。
（二）健全律師調解的準入、機構設置及規范管理
律師調解作為一項創新律師業務，對參與的律師事務所及律師的職業素質、專業能力、責任心和管理水平等都有較高的要求，優秀的律師未必一定就能成為優秀的律師調解員。對于律師調解的工作資質管理制度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細化，需要進一步完善律師調解員的資質認證標準，明確選任標準和退出機制，以確保律師調解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
另外，律師調解機構的主體資格及組織建設方面也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完善，如前文所述，可積極探索社會組織的發展路徑，按照設立社會組織的規定，將律師調解組織登記為社會組織，由司法行政部門作為主管部門并加強在設立后的規范管理，尤其是規范律師調解職業回避制度，確保律師調解的中立性。
（三）健全律師調解的效力制度并完善司法確認程序
《律師調解意見》出臺之前，律師作為第三人主持當事人的調解所達成的協議，只能依靠當事人的自覺履行，無法進行司法對接。實踐中有探索通過調證對接（即將調解協議提交公證機關公證）的方式來獲取強制執行效力，這種做法的可取的。至于律師作為調解員參與到人民調解組織、行政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或商事調解組織進行的調解以及參與法院的特邀調解，并獲得司法對接，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范疇。
雖然律師調解協議的法律性質目前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通說認為，律師調解協議和其他調解協議一樣，仍屬于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協議。[6]
律師調解的效力問題是構建整個律師調解制度的核心問題，可以為這么說，沒有律師調解的效力確認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律師調解，更不可能有律師調解的可持續發展。《律師調解意見》出臺后，明確了“律師調解協議與支付令的對接機制”以及“律師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對接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律師調解的效力對接及司法保障問題，但實踐中還是存在一些障礙，尤其是司法審查的對接問題。進一步完善律師調解的效力制度，意義重大。我們認為，除了鼓勵和引導當事人及行履行協議之外，應盡可能提升司法確認程序的高效性及便利性，司法審查僅對律師調解進行形式審查，不應涉及實體問題，只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調解程序合法，不存在惡意串通，虛假調解，便應出具裁定，確認其效力。[7]
（四）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及市場化經費保障機制
沒有經費保障，也同樣沒有律師調解的可持續發展，純公益性調解已有現行的人民調解資源供給及法律援助制度，體現不出律師調解的優勢。《律師調解意見》雖然從制度上提出了財政保障、政府購買服務與市場化收費并行的律師調解經費保障機制，并輔之以訴訟費用的杠桿調節，為律師調解制度可持續性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目前試點省市還缺乏明確的收費依據和收費標準，市場化的收費機制尚未建立，財政保障的付費標準又總體偏低，遠不能與律師的其他業務相比，甚至不能覆蓋成本。故律師調解要上規模、成業態，讓律師成為糾紛解決專業團隊的一員，市場化應是必然趨勢。
（五）進一步提高律師調解的立法等級，將現行的《人民調解法》修訂為《調解法》，將律師調解等其他新型調解制度納入《調解法》中進行統一規范
現行律師調解制度的構建主要依靠司法改革的相關政策，部分制度也是參照現行的《人民調解法》設計的。但現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并發展起來的《人民調解法》顯然無法滿足市場經濟下律師調解制度的立法需求，因此，很有必要與時坐俱進，修訂現行的《人民調解法》或重新制定新的《社會調解法》，完善與修改相關不合適宜的法律條款，將律師調解、商事調解等相關類型的調解納入到新的立法規范，對不同類型的調解組織的設立形式、調解員準入資質、收費機制、監管機制等作出不同的立法規定，為構建符合時代需求的多層次多元化大調解格局，既好做到有機銜接，以要能發揮各類調解各自的獨特優勢及價值。
新時代、新使命、新征程，《律師調解意見》為勾勒了新的律師調解制度，調解將成為律師參與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路徑，我們律師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專業特長與職業優勢，積極投入律師調解“新藍海”，成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重要力量。
[1]湯維建：《關于制定“社會調解法”的思考》，載《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
[2]常怡主編：《中國調解制度》，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62頁。
[3] 廖永安、蔣鳳鳴：《新時代發展我國社會調解的新思路》，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1月18日。
[4] 趙青航：《律師調解的大格局》，載《中國律師》2018年第5期。
[5] 龍飛：《律師調解制度的探索創新與完善路徑》，載于《中國律師》2018年第5期。
[6] 朱楠：《商事調解原理與實務》，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7] 羅天華：《論司法確認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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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2月21
日發布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