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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有序推進，我國國有企業海外投資項目及數額明顯上升。筆者認為，加強及優化境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積極意義主要有以下幾點：
1.以國有企業海外合規經營、合規管理作為監管撬動點，遏制非理性海外投資行為及項目，引導我國國有企業境外項目健康發展。
2.加速我國國有企業海外合規體系的設計、搭建及優化，確保我國國有企業在境外市場能夠行穩、致遠。
3.確保及加強對“走出去”國企的統籌協調和管理能力，確保境外投資的國有資產不流失，展現我國國有企業的優良形象。
就境外國有資產/海外投資項目的監督管理問題，筆者具體有如下幾點想法：
一、市國資委設立專業委員會審核投資項目
在上海市國資委層面建立專門委員會統一審核上海市直屬國企的對外投資項目，并且建立制度超過一定金額的對外投資項目必須由該專業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要綜合考慮所投地區、行業、地緣政治、項目財務預算及財務預測、稅收、法律等不同方面影響。建議不同審核點有一定分值，只有總分超過一定分值才能獲得通過，整個過程比照高新技術企業認證引入專門委員會的機制。除了各國企內部審核以外，從整體上可以構建第二道把關機制。專業委員會的成員要引入外部中介機構的專業人員，從而避免審核流程流于形式，加強境外國有資產的常態化、制度化的監管。
其次，專業委員會在設立審批項目標準時要防止下屬國企繞開審批。例如曾有國企前往海外投資設立實體，律師團隊從合規和稅收成本方面都建議設立當地子公司，但最終國有企業選擇設立了當地非獨立分公司。主要的考量是設立分公司在國資委層面的審批難度小于設立子公司，雖然加速了項目的實際進展速度，但人為的繞開了監管及審批程序，同時加重了境外投資實體的合規風險和稅務成本，間接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及風險。
二、優化國企海外投資項目對優質服務提供商的選擇標準
國務院國資委早在2017年就曾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明確表示，借助第三方中介機構的專業知識及力量，加強對國有企業境外投資項目的監管及內部監督。
鑒于第三方專業中介服務提供商（如律師事務所）數量眾多，每個律師擅長領域也各有不同，建議在選取律師及其他服務提供商時也要建立一項打分制度，根據經驗、行業內聲譽、費用等綜合給分。目前有些投標會已經成為一個比價會或者用一方報價壓另一方報價的會議。報價固然重要，但服務提供商的專業程度及經驗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建議國企海外投資項目信息在特定網站公開，歡迎所有服務提供商來競標，而非限于早期“入庫”的幾家。
三、正視不同國家/地區營商環境的現實情況
國有企業在進行境外投資項目時，部分國家/地區營商環境較為落后，當地政府較為腐敗，對項目的開展及后續推進造成了較大的困難。筆者認為，必須正視不同國家/地區營商環境的現實情況，在部分國家/地區確實存在索要“好處費”、“辛苦費”或類似費用的存在。
對于國有企業境外資產的監管必須和當地營商環境及實際情況并軌。在正視的基礎之上，專門制定有事實上執行力的海外反腐敗監管制度，而不能掩耳盜鈴。
四、加強國有企業境外投資的投后監管
國資委應專門聘請外部審計對海外國有企業每年做常規審計和監督。同時聘請專業律師審核國有企業海外實體過去一年中的運營情況并就面臨的當地法律問題及風險點提出相應的法律意見。類似審計報告，該法律報告也需要及時更新。
同時，監管層面應整合不同部門進行數據對比（包括稅務機關從海外稅務機關數據交換來的數據）更好掌握海外分支機構的實際財務及股權結構情況。例如，BVI公司等最終控制人一般保密，但當地稅務機關通常能獲取該數據。通過國家稅務總局和投資地稅務機關的信息交換來獲取當地信息，其次國資委，商務部，發改委等可以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共同管理和監督海外國企投資項目。
五、針對國有企業境外投資項目建立首長負責制
政策層面可以考慮國有企業領導對主導、批準的海外投資項目進行首長負責制，即使未來調離相關崗位也要對項目最終情況（根據最終的清算報告）進行負責，有助于明確責任。
建立國有企業境外投資項目首長負責制度，不僅有助于明確責任，更可以使項目在決策前進行相應的可行性論證。可行性論證應包括但不限于：項目投資國家/地區的選擇、當地營商環境的具體評估、財務預算的測算、對于當地合規制度的了解及評估等等。
【附件一】：國有企業境外投資和并購交易主要問題/風險清單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