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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證難，會見難，閱卷難”是目前律師執業中普遍存在的三難問題。針對律師在辦案過程中取證難度大、取證效率低、取證方式單一等難題，一些律師和公證機關做了新的嘗試，利用公證手段幫助律師緩解這一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實踐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引起司法界的爭議。在此大環境下，上海市律師協會、靜安司法局聯合主辦了“證據保全和公證”研討會，靜安公證處具體承辦了此次會議。9月18日下午，研討會在律協第一會議室召開。此次會議意在加強律師和公證機關的交流，共同促進證據取得的合法性，便利性，增強證據的采信力，從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會議由上海市靜安區司法局副局長姚平主持，上海律協會長呂紅兵、公證協會會長黃群以及市司法局和靜安司法局有關處室領導和靜安法院代表出席會議，共有60余名律師、公證員冒雨參加會議。
會上，公證員、律師和法官代表先后發言，現將會議主要觀點匯總如下：
一、靜安公證處主任花楨首先介紹了證據保全公證的有關情況以及公證在證據保全領域的作用。花主任介紹了證據保全公證的主要類型和內容：（一）對書證、物證和視聽資料的保全，一般采用現場勘驗和現場提取證據的方式進行。目前實際操作較多的有網頁下載、電話錄音、收集短信、電視錄像、錄音取樣鑒定、產品鑒定等。（二）對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的保全，要求證人或者當事人在公證員面前進行。實踐中，目前更多的是采取由律師對相關證人制作談話筆錄的方式，公證員處于一個監督者的地位。（三）對行為過程的保全，應當審查行為人的身份、民事行為能力，以及行為內容和結果的真實性、合法性，并記錄保全行為的時間、地點、方式、過程，涉及專業問題的，應聘請專業人員進行，公證員應當審查其資格。（四）對信函、文書送達的保全，應由公證員做好送達筆錄。此類公證數量較多，一般都是涉及訴訟時效、勞動爭議、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的通知函的郵寄送達過程的證據保全公證。（五）對知識產權內容的保全，公證處有權根據當事人的要求和被保全對象的不同特點，采取監督當事人購買或者索取實物、現場拍攝、詢問證人、記錄、錄制證人證言等保全方式，全面、客觀地反映真實情況。（六）監督購買侵權物證或者外出提取侵權證據的公證，為便于申請人取證，公證人員可以不公開身份，但必須親臨現場，監督取證過程，并及時補記現場記錄。（七）涉及互聯網上侵權和違約的保全證據公證，應當在公證人員的監督下由相關人員在計算機上操作，如有必要可對全過程進行錄像。（八）因單方收回出租房屋或者其他物業進行保全證據公證，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前提下，申請人還應有能力控制現場局面，反之，公證處不予辦理。這類業務辦理中，還要警惕新的“侵權”行為的發生。
花主任著重指出，保全方案的事先設計和完善會影響到證據保全公證的操作及取證結果，建議公證申請人注重取證方案的總體策劃和操作步驟細節的設計并及時與公證員進行事先的溝通協商，避免現場出現的各種變數和突發情況。鑒于證據保全公證存在的局限性，在操作層面上應把握好證據的效率（所有保全的證據在法律上的有效性）和取證的效率（具體實施保全行為時必須圍繞客觀真實性并按一定程序進行）兩個效果。
關于公證申請人資格問題，花主任談到，目前受理的很多證據保全公證申請人多為代理公司、律師事務所甚至律師個人。現實操作中，公證處除對網絡下載證據保全的公證申請人沒有特別要求的外，其余一般還是強調申請人與申辦事項之間有一定利害關系。
二、公證員崔亞霞介紹了幾年來證據保全公證的業務實踐情況，通過幾個案例說明了證據保全公證的公定力、公信力能使證據在訴訟或非訟中成為有效、合法的證據。崔亞霞提到，近期由于勞動合同法的修訂，各企業特別重視勞動糾紛的預防和解決，為此常有企業要求公證處對其與被解聘者解除勞動關系中交接文件及簽署有關文件的過程和內容作證據保全公證。
三、天聞律師事務所翁才林主任就該所在辦理版權、計算機軟件等知識產權案件中在證據保全方面與靜安公證處的合作作了介紹，并且提出證據的發現，固定，組織對律師辦案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證據隨時可能滅失，即使不滅失，如想要向法庭提供，證據保全也相當重要，因為當庭演示有很多不確定性，可能會出現不利于己方的證據。證據保全的優勢在于其客觀公正性，公信力高。但目前也有諸多問題在探討中，翁律師認為申請人應不受權益人的限制，申請的案件也不應受管轄限制。
四、天聞律師事務所戎朝律師就其經辦的中國P2P第一案詳細介紹了如何使用公證保全來證明自己的法律意見，這一案的公證證據多達300多頁，大部分被法院采信，形成有利的證據鏈。
五、朱妙春律師事務所的朱妙春律師指出，律師和公證是天然的盟友。相比司法保全和行政保全，公證保全雖在效力上低于二者，但其機動靈活，在慰安婦案件中就采取了將年邁的當事人生活情況等證據進行保全，鎖定了證明日本罪行的證據，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公證工作中，公證員應活躍思想，放大膽子，提高業務水平，這樣才能跟得上科技的進步。
六、靜安區法院民一庭庭長黃皓在發言中談到公證證據在證據效力方面具有法定的天然優勢。但在實踐中，通過公證保全證據進而舉證公證證據的案件并不是很多。從該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反映，公證證據主要集中在三類案件中，一類主要是婚姻家庭類案件中的繼承糾紛，一類是名譽權糾紛中的媒體或網絡侵權糾紛，最后一類是房地產糾紛中的委托公證。從這三類主要的糾紛處理過程中，發現前兩類糾紛的公證文書的證據效力是相當充分的，其被人民法院作為證據的采用率是相當高的，幾乎可以說是百分之百地被采納，而在房地產糾紛中公證文書的采納率是不高的。究其成因，公證機關對第一類即涉及遺囑公證文書的出具有很嚴格的要求，公證員不但要與遺囑人直接交談確定其對財產的分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財產的權屬準確，還要一并審查遺囑人的行為能力，經過如此嚴密的審查出具的公證文書當然具有相當高的公信力，作為證據被人民法院采納也是理所當然的。對于第二類糾紛即媒體或網絡侵權案件來說，當事人深知傳媒的力量和網絡的虛擬和任意變化的性質，為了避開媒體可能對人民法院的審理施加影響而異地尋求保護、及時保存證據以及舉證網絡跟貼情況即事件造成的影響，一般也會申請對媒體報刊和網頁進行保全，對于這些證據材料，由于是從第三者的視角出發考察事實作出的公證，公證處與雙方當事人本身沒有利害關系，當事人一般對這類公證文書也不會持有異議。
黃庭長認為，房地產類糾紛中的委托公證存在很大的問題。他列舉了該院審理的兩個案子，案中的公證文書一起被主動撤銷，一起不被采納，究其原因在于形式審查而非實質審查，主要是由于當事人申請辦理的委托公證不同與遺囑公證，缺少多種審查要素相互印證所致，怎樣避免出現類似錯誤值得我們思考總結。相信隨著第二代身份證的推廣使用，只要認真核實身份狀況，對于委托公證的把關還是可以改進的。
另外，對于證人證言的保全，黃庭長覺得意義不大，充其量只能相當于證人出具的書面證詞。因為證人須接受質證，未經質證的證據材料不能被采納。
上海律協會長呂紅兵、公證協會會長黃群、靜安司法局黨委書記郭水其先后發言，表示希望律師與公證這兩大法律服務的加強合作交流，通過公證和律師業的精誠合作，打造法律服務行業的公證與律師業比翼齊飛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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