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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仲裁作為眾多解決爭議的一種方式，以其“一裁終局”的顯著特點得到國內外社會普遍認可。當仲裁裁決存在失當、裁定無效、裁定內容違法等情形時，司法監督作為救濟途徑，采取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兩種方式，但在實際運用中卻存在諸多問題，仲裁的救濟途徑尚需進一步完善。因此，可以考慮完善重新仲裁制度，以使司法監督對仲裁裁決的救濟能夠在支持仲裁的原則下，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
關鍵詞： 仲裁 訴訟 救濟途徑 不予執行 司法監督
正文：仲裁制度是民商事爭議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協議，自愿約定爭議發生時，提交至選定的仲裁機構根據一定程序規則和公正原則作出裁決，并有義務履行裁決的一種法律制度。仲裁屬自愿型，有別與訴訟強制型公斷。訴訟程序中，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制，甚至很多時候還能申請再審，法院在二審和再審時會對法律的適用和事實的認定以及司法程序進行重新審查，對案件的公正審理也多一份保障。但對仲裁而言，救濟程序啟動有嚴格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很好的實現救濟的效果。
一、中國目前的救濟途徑運用現狀和原因
（一）中國目前仲裁救濟途徑的運用現狀
國內仲裁裁決中當事人請求撤銷仲裁委員會裁決的，根據我國《仲裁法》第58條規定，下列情形可向仲裁委所在地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1、沒有協議的；2、裁決事項超出協議范圍或超出裁決權力范圍的；3、仲裁違反法定程序；4、仲裁依據偽造證據作出的；5、當事人隱瞞的證據足以造成裁決不公的；6、仲裁員收受賄賂，徇私舞弊，枉法裁決的。另外，如果法院認為仲裁有損社會公共利益的，也應予以撤銷。
針對涉外仲裁裁決，我國實行形式審查制度。就是只對仲裁程序性問題是否合法進行審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74條的規定，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合議庭審核后，裁定仲裁裁決不予執行：1、無仲裁條款或事后也沒有達成書面仲裁協議；2、沒有按照規定制定被申請人或非因被申請人原因未能陳述意見的；3、仲裁庭組成或仲裁程序不符合規定；4、仲裁事項超出協議范圍或超出仲裁機構權力仲裁的。另外，如果法院認為仲裁有損社會公共利益的，也應予以撤銷。與國內仲裁不同的是，涉外仲裁的合意因素很強，且有諸多國際仲裁方面的規定，我國司法對其監督僅限于程序性的審查。
（二）原因分析
當事人簽訂仲裁協議是在糾紛發生之前或之后經雙方合意達成的，一般來說協議會載明提交仲裁的事項和選定的仲裁機構，仲裁機構在收到當事人申請時會審查仲裁協議的效力，仲裁機構的管轄權以及仲裁事項是否屬于仲裁協議約定的范籌等事項來確定是否立案受理。有的仲裁協議在決定是否受理時就會審查，也是仲裁程序啟動的條件，所以在實踐中當事人提請撤銷裁決的依據運用很少。
證據方面，我國對于證據運用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踐中一般適用“誰主張，誰舉證”，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來證明另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真實性，或者是對方當事人隱瞞了重要證據，實踐中是很困難的，特殊案件適用舉證倒置，但同樣收集到證據會存在“瑕疵”，或超出了期限也不提供。仲裁裁定作出后即使出現新證據足以推翻案件事實和證據的，當事人的利益也很難得到保障。因為司法監督救濟程序其實只是針對仲裁程序進行審查，對國內仲裁裁決雖有證據方面的規定，但在實際運用起來卻有相當大的難度，更多的還是形式審查。當事人如果對仲裁庭認定的事實或者對對法律適用有異議根據現行法律是無法尋求司法救濟的。
二、救濟制度存在的問題
根據我國相關立法的規定，司法監督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實現對存在違法、失當情形的仲裁裁決的救濟：其一 ：根據仲裁法第 58 條第 1 款的規定，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其二，根據仲裁法第 63 條和民事訴訟法第 237 條第2 款的規定，當事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由此，上述兩種實現方式的同時并存，即形成了司法監督對仲裁裁決的“雙重救濟”制度。 [1] 即是旨在加強對仲裁權的行使的制約，并且避免仲裁裁決的終局性，因不受約束而對當事人的利益造成損害。但是，“雙重救濟”制度實則并未能夠實際地體現立法的良好初衷，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制度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均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一)理論層面的問題：減損了仲裁裁決的終局性
仲裁中始終貫穿著“當事人意識自治”的原則，應一經由當事人協議授權的仲裁庭作出裁定隨即具有終局性的法律效力，而不為任意地改變。所以，“仲裁當然應服從法律的管制，但此項管制不能損害仲裁的契約本質”；[2] 司法監督如對仲裁裁決終局性的約束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那么即否定了當事人之于仲裁裁決所欲行使的意思自治，又可能動搖仲裁得以成立的基礎。司法監督對仲裁裁決的“雙重救濟”制度減損了對仲裁裁決的終局性，主要表現在：
其一，根據前述仲裁法第 58 條第 1 款的規定，當事人據以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理由僅限于仲裁裁決所涉的非實體性事項存在違法、失當的情形，而并不涉及仲裁裁決中的實體性問題。對此，盡管有學者基于仲裁的契約性以及由此引申開來的“契約必須遵守”原則進而提出，只要仲裁程序符合自然正義的要求，當事人即準備接受在法律或者事實方面存在錯誤的仲裁裁決，[3 ] 但僅以非實體性事項存在違法、失當的情形作為撤銷仲裁裁決的理由雖然看似能夠保障上述學者提出的當事人之于仲裁裁決的意思自治，可由于仲裁裁決所針對的終究是得以實際地確定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實體性問題，并且仲裁裁決一經撤銷又意味著其法律效力被根本地否定，全盤否定仲裁裁決的法律效力以及作出該裁決的整個仲裁活動，且不給予當事人或者仲裁庭任何補正機會的，實則恰恰是在更大程度上減損了仲裁裁決的終局性。
其二，針對仲裁裁決本身是否具有強制執行力，仲裁裁決的終局性決定了其一經作出即約束雙方當事人、確定其相互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效力。因此，除被依法撤銷、不予執行之外，仲裁裁決的法律效力在任何情況下均應當得到承認。但，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237 條第5 款的規定，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否定的同時也否定了其法律效力的效果，即仲裁裁決的法律效力在事實上被法院不予執行的裁定所否定，從而造成了所謂的仲裁裁決于法律上有效、而于事實上無效的結果。[4 ] 由此，就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進行司法監督的不予執行制度違背了執行權設置的本旨，越權地在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同時也間接地否定了其法律效力。
(二) 實踐層面的問題：當事人無法切實地獲得雙重救濟
我國司法監督對仲裁裁決的“雙重救濟”制度的初衷，是為了加強對仲裁權行使的制約和對仲裁裁決的終局性的約束，為當事人的利益提供更加周全、可靠的保障。然而，結合具體實踐的情況，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制度卻并未使當事人切實地獲得所謂的雙重救濟；相反地，還造成了對仲裁裁決的履行的惡意拖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26 條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被駁回后，又在執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執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執行權法院就無法就當事人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理由是否成立，以及撤銷權法院作出的駁回撤銷申請的裁定是否正確進行審查，而只得單純地審查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故，兩個管轄法院彼此之間并不存在后者是對前者的補正關系，因而與其稱之為“雙重救濟”制度，不如說是兩種互不相干、相互獨立的仲裁裁決救濟制度。
前述最高院司法解釋第 26 條規定當事人不得以與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相同的理由再次申請不予執行的本意，是為了防止當事人濫用救濟權利，惡意地拖延對仲裁裁決的履行。但實踐中撤銷申請被駁回的一方當事人在對方當事人向執行權法院提出執行申請之后，仍然得以不受時限約束地、隨時申請不予執行；而只要該方當事人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理由在表面上不同于申請撤銷的理由，執行權法院即必須中止執行程序對此進行審查。 故而，上述實踐中仍然在事實上造成了對仲裁裁決履行的惡意拖延。
三、完善重新仲裁制度作為我國仲裁裁決的救濟途徑
司法監督是仲裁裁決的主要救濟途徑，而目前司法監督對仲裁裁決進行救濟的實現方式為前述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制度，卻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均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可以考慮完善現行的重新仲裁制度，并以該制度作為仲裁裁決的主要救濟途徑。[5 ] 但，由于仲裁法第 61 條就重新仲裁制度所作的規定過于簡單，對其在具體適用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均尚未予以明確，因此，為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需要對重新仲裁制度加以完善。
(一)以當事人作為申請重新仲裁的主體
根據仲裁法第 61 條的規定，重新仲裁程序的啟動完全依賴于法院的裁量權，而當事人并不享有主動申請的權利。由于重新仲裁程序是在法院啟動撤銷仲裁裁決程序后方可啟動，而撤銷程序的啟動又以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請為前提。在仲裁實踐中，當事人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原因，有時并非是對仲裁裁決的絕對的否定，而是希望通過對其中部分違法、失當情形的補正，以更好地、更經濟地、更效率地維護自身利益，所以，賦予當事人在申請撤銷仲裁裁決后再行申請重新仲裁的權利，實則是對于上述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體現了對有效仲裁的保障。
(二)將實體性問題納入申請重新仲裁的理由的范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僅在仲裁裁決所根據的證據是偽造的，或者一方當事人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情況下，法院方才得以作出中止撤銷程序、發回重新仲裁的裁定，即上述規定將法院可以主動啟動重新仲裁程序的理由限定在了仲裁裁決所根據的證據存在違法、失當情形的情況。對此，除應當考慮仲裁法第 58 條 第 1 款的規定，將仲裁裁決所涉的程序違法和仲裁員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決的行為作為法院據以裁定重新仲裁的理由外，在確實由當事人提出重新仲裁的申請的情況下，即應當將仲裁裁決中的實體性問題納入申請重新仲裁的理由的范圍。因為，在由法院主動啟動重新仲裁程序的情況下，將其據以作出裁定的理由限定在上述仲裁裁決所涉的程序、證據和仲裁員行為存在違法、失當的情形，可以避免過度的司法監督對仲裁“一裁終局”的特性造成減損；但在由當事人申請重新仲裁的情況下，由于實體性問題的理由是由當事人主動提出的，且仲裁裁決本身所針對的也是實體性問題，因此，法院對于上述申請理由的審查應不構成實體干預，應被視為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以及通過給予仲裁庭自我補正仲裁裁決中的實體性問題的機會。
(三)重新仲裁的審理范圍應當有所限制
由于重新仲裁制度的本旨在于為仲裁庭提供對存在違法、失當情形的仲裁裁決進行自我補正的機會，以更經濟地、效率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因此，不同于民事訴訟的二審程序對一審案件的審理既審查其具體事實又審查其法律適用，重新仲裁無需就仲裁裁決以及作出該裁決的整個仲裁活動進行全盤的重新審理；其審理范圍應當限于仲裁裁決中確實存在違法、失當情形的那一部分程序、證據、仲裁員行為或者實體性問題，即法院據以作出重新仲裁裁定的理由，[ 6] 而不包括超出仲裁裁決所提出的新的仲裁請求。 否則，即將導致重新仲裁喪失其審理的對象。
四、總結
我國設立的司法監督對仲裁裁決的“雙重救濟”制度、即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制度，不僅對仲裁裁決的終局性以及當事人的仲裁裁決意思自治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減損，在實踐中并未能夠切實地為當事人提供真正意義上的雙重救濟。可以通過完善現行的重新仲裁制度，為當事人和仲裁庭提供主動地對存在違法、失當情形的仲裁裁決進行救濟的機會，使得司法監督能夠合理地進行，以保障對仲裁裁決的救濟得以更經濟地、效率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
[參 考 文 獻]
[1] 江偉，李浩．論人 民 法院與 仲裁機構 的新型關系 [ J ]．法學評論，1995 (4)．
[2] [ 英] 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 M]．趙秀文譯．1993：638．
[3 ] 陳治東．國際商事仲裁法[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3．
[4] 肖晗．建議取消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司法監督方式[ J]．河北法學， 2001 (3 )．
[5 ] 劉沁予 論作為仲裁裁決救濟途徑的重新仲裁制度的完善 2015（10）
[6 ] 王小莉．我國重新仲裁制度若干問題探析[ J]．仲裁研究，200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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