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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王某是本市一所高中的高三學生。因自己的女友被張某所搶，故懷恨在心，伙同宋某、顧某、秦某等在張某經常出沒的網吧尋機報復。在混亂中王某用水果刀將張某捅死。
案例二：歐某是本市一所初中的初二學生。因其朋友相托參與一起聚眾斗毆事件，在打斗過程中被對方所傷，故用手中的水管猛砸對方頭部，導致對方當場死亡。
案例三：史某是本市一所中專學校的一年級學生。其與相識的方某、海某等6人參與本校與外校足球比賽的賭博。后因己方所押注的球隊失敗，故將怨氣發泄在該方守門員身上，對其進行人格和身體上的侮辱，導致受害人精神失常。
從上述三個案例中可以看出：一、這類案件的受害人大都也是未成年人。二、加害人的犯罪動機往往以好面子、講義氣為誘因。三、案發后的認罪態度較好。四、加害人的家庭管教極其松懈。五、加害人的年齡日趨降低。
筆者從事未成年人維權法律工作和刑事辯護工作多年。對此認為，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法治。單以威懾性的方式很難從根本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對于一些“問題學生”的確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對于被侵害對象的幫助甚微。所以，應當增強未成年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在遇到不法侵害，特別是同齡人的不法侵害時不應以一味的退讓、示弱、忍受。自古邪不勝正，侵害者往往因為人數占優，在相互壯膽的情況下會表現的比較強勢，但其心志并不成熟，也沒有很具體的目的性。所以，被侵害的對象如果能夠保持鎮定，沉著且勇敢的面對。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侵害者繼續實施其行為的主觀愿望。法律在這其中是一部分，還須要心理輔導和有效方法的傳授。這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在接觸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后，筆者深刻體會到這些未成年犯對于自己的犯罪后果往往認識不清。主要原因是家庭管教的松懈和監護人的放縱，加之結交了一些社會不良分子，造成即使作了非法的事也可以逃脫法律制裁或者所作的事不違法的假象意識。家庭、學校、社會在這方面很難有協調一致的預防措施。監護人往往認為把孩子交給學校就撒手不管了，并且其監護的力度也不能涉及到每個時間和空間。而學校在客觀上不可能照顧到每個孩子，并且其著重點并不在于此，更主要的還是教授知識。社會防范主要也采用以面蓋點的方式。
筆者作出這樣的設想，在每個學校或幾個學校設立一到二個未成年人維權保護聯絡點，及時提供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幫助。定期開展互動活動，以實例教育的方式呈現給未成年人。同時，這樣的方式也彌補家庭、學校及社會的協調不足和專業的限制。
就未成年犯的犯罪動機、認罪態度、年齡趨勢等三個特點來看，筆者以為，糾其根源卻并不是法律所能完全協調的。在尚未樹立起積極、正直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時，法律對于他們只是一把難以看清的界尺，它真正的意義和尺度是不甚明了的。正是因為心志不成熟才容易引發犯罪年齡降低這樣的情況，所以其犯罪動機才顯得幼稚，也即在認罪、悔罪態度上會有較好的表現。預防這樣的不幸發生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和努力。正確的引導、深刻的教育和社會大環境的良性發展等等缺一不可。筆者作為 一名律師在積極參與的同時也深感不足，但在全社會對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及保護未成年人免受犯罪侵害的工作日益重視之下，相信前述這樣的案例會越來越少。
上海市申中律師事務所
潘蕾敏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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