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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研究會主任洪亮律師主持，主要圍繞“國有企業的改制流程問題”、“國企改制中中介機構的法律風險”、“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職責”、“國有企業改制的糾錯程序”、“凱恩事件對律師從事國企改制業務的提示與借鑒”五個問題展開討論。會上，張瑾、丁國利、吳靜靜、劉昌美委員律師分別從“律師在國企改制中的作用及自身的執業風險”、“國企改制中企業及其高管人員刑事風險預防”、“制度化解決民營企業原罪”、“律師與企業在國企改制中的雙重定位”等角度，結合自身的執業經歷作了發言。之后，與會律師們從規范程序、完善體制等多方面對國企改制及上市中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一、市律協國資國企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洪亮律師對凱恩股份事件做簡單介紹
這一文章的刊發引起了軒然大波，凱恩股份
而后在7月27日，仇子明被凱恩公司所在地浙江麗水遂昌縣公安局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進行網上通緝。7月29日，麗水市公安局責令遂昌縣公安局撤銷7月23日對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決定，并向其本人賠禮道歉。
二、四位國資國企委員會委員進行了主題發言
（一）凱恩事件對律師辦理國有企業改制業務的提示與借鑒
上海市聯合律師事務所張瑾律師代曹志龍律師就律師在國企改制中的作用及律師本身在國企改制中的執業風險進行主題發言：
曹律師認為，在國企改制中，律師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律師參與國企改制可以有效防范法律風險。
國企改制的政策性和法律性特征決定了其必然存在著一系列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這些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主要集中在國有資產評估、國有資產轉讓、報表的調整與納稅影響等幾個方面。律師參與國企改革，可以為改革提供準確的法律、法規及政策依據，有效地規避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保證國企改制的規范化運行。
2、律師參與國企改制，要特別關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確保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
在清產核資、財務審計、資產評估、產權界定、交易定價、產權糾紛調處、成本核算與管理、計提固定資產折舊、預提和攤銷費用、計提和處理資產損失等各項工作中，律師可以協調企業如實提供真實情況，協助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正確履行出資人的職責，依法維護出資人的合法權益，及時處理國有資產處置中的各類法律關系，審查投資人資格、資信狀況、受讓國有資產或國有股權的能力，以及提供擔保的真實性、合法性；參與國有資產（股權）拍賣、招標或協議出售工作，從法律、政策上嚴格把關，規范操作、堵塞黑洞、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有效避免低價處置和低估賤賣國有資產等現象，確保國有資產的正確流轉和良性重組。
3、律師參與國企改制，要有效保護員工利益和維護社會穩定，但也應確保員工利益不成為利益輸送或者轉移的借口。
律師參與國企改制，必須特別關注員工利益的保護，并且確保這一保護不成為利益輸送或者轉移謀取不法利益的渠道。改制方案必須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聽取職工意見；職工安置方案更是必需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通過方可實施。律師的參與有利于這些方案的審議和通過。
同時，曹律師也認為，律師在參與國企改制中，必須要高度重視自身的執業風險。國企改制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利益關系，我們應當從凱恩事件中找到啟示，思考如何保證律師在國企改制過程中規范執業，正確履行律師在國企改制過程中的職責，減少執業過程中自身面臨的執業風險，不成為各方利益角逐和利用的工具。
（二）由“凱恩事件”可能涉及的刑事法律問題想到的
上海市泰瑞洋律師事務所丁國利律師就“凱恩事件”可能涉及的刑事法律問題以及企業高管和律師在國企改制中可能存在的刑事風險作主題發言：
丁律師認為凱恩事件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包括刑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的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的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的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及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丁律師結合《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對凱恩事件作了詳細的分析，并認為凱恩事件中涉及但不限于以上四個罪名。
同時，丁律師指出，在國企改制過程中，企業高管應當高度重視自己的行為與責任之間的聯系，不能稀里糊涂走上了犯罪道路。丁律師進一步對國企高管的范圍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公司法》第217條規定：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經理、副經理、財務負責人，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人員。我們通常所講的“高級管理人員”應做廣義的理解；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法律并沒有明確將公司的董事和監事列入高管人員，但客觀上公司的董事和監事履行著相應的管理或監督職權，可以根據公司的章程將其列入高管人員。由于公司章程可以擴大公司高管人員的范疇，因此，公司其他重要門部的負責人同樣也可以成為公司的高管人員，也就是說國企高管不限于法律的規定，可以根據公司章程的約定由企業內部按照管理體制加以確定。
最后，丁律師總結到，僅僅一部《刑法》涉及國有企業高管的罪名就達88個之多，企業從設立到終止的全過程，比如在企業設立、企業治理、企業生產經營、企業用工、知識產權管理、國企改制、融資并購、企業解散、稅務管理等各領域，其高管都可能因為實施了不法行為而構成犯罪，從而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之所以可能導致承擔刑事責任就其根本原因是高管們法制觀念淡薄，法律意識不強所致。避免或減少刑事風險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法律意識，要做到學法、知法、懂法、守法，和律師交朋友，聘請律師作為其常年法律顧問，而律師也正好可以發揮專業特長，為企業和高管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在類似的非訴和訴訟業務中大顯身手，幫助企業及其高管避免和減少刑事法律風險。
（三）凱恩事件與制度化解決民營企業原罪
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吳靜靜律師就民營企業的原罪問題作主題發言：
吳律師結合自身的執業經歷，對民營企業的原罪問題主要談了兩點看法。
民營企業的原罪是客觀存在的。凱恩事件并不是一個特列。國企改制的問題才是凱恩事件問題的核心。
民營企業的原罪成因復雜，不能通過簡單辦法解決，需要用歷史的視野，制度化解決。然而這樣的制度卻至今沒有出現。
她認為10年前的國企改制，片面追求效率、忽視了公平。而現在，社會追求公平價值已經遠遠高于效率價值。在現今處理凱恩事件，只能在效率和公平之間進行唯一性選擇。
對于有原罪的民營企業，應當通過制度安排，在維持現有經濟關系的前提下，企業設立定向的或不定向的慈善基金，適度解決公平問題。
（四）凱恩事件對律師從事國企改制業務的提示與借鑒
上海中夏旭波律師事務所劉昌美律師就律師與企業在國企改制中的雙重定位問題進行主題發言：
劉律師認為，律師介入國企改制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解決資產處置、股權設置、人員安置三大問題上。而這三大問題所涉及的國家、企業和個人利益相互交錯，法律關系復雜，是一項政策性極強的系統工程。律師可以為改制提供準確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依據，有效避免法律風險，保證改制程序的規范化運行，促進國企改制依法有序進行。
同時，律師參與國有企業改制的法律依據，在《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辦法》、《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資委關于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實施意見的通知》等文件中均有所體現。
劉律師充分肯定了律師在國企改制過程中的獨立地位，認為國企改制過程中，律師事務所作為中介機構，應按照法律規定和行業規范來提供服務，服務的內容和成果不完全受制于委托人，具有獨立的地位。律師應該遵循“合法性原則”，履行法律審查的職責。
最后，劉律師對律師參與國企改制工作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
1、堅持依法辦事、實事求是的原則：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嚴格依法辦事；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的，要做到公平公正。
2、做好盡職調查工作，深入全面的了解改制企業的各方信息，推進企業改制的合法、有序的進行。
3、注意把握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對于企業改制，政府往往會制訂大量的優惠政策，一般涉及稅收、資產處理、人員安置、土地等各個方面。律師參與企業改制要熟悉這些政策，同時，律師對政策的合法性及適用時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也應作出必要判斷，并給予改制企業風險提示，避免給改制企業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
4、注意處理好和其他中介機構的關系。相互協調，相互協作，資源共享，提高效率。
5、注意防范律師的執業風險。在改制過程中，當實體內容出現無法避免的缺陷時，必須通過嚴格的程序加以彌補，如具體方案爭取政府主管部門的理解和支持，爭取上級主管部門的批準、要求改制企業或上級主管部門出具相關的承諾等，以盡量減少律師的風險。
三、與會律師對案件及上述四位律師的發言進行了評析與討論
有律師認為：國企改制過程中的三大問題總結而言就是資產轉性、組織變更、后續行為。這三個問題主要牽涉到的法律有《國有資產監管法》、《公司法》和《證券法》。這個架構中應當以公司法為核心比較科學。這個事件中出現問題的是之前的法律關系，即什么人以什么標準判斷可以以1.5折出賣。而非常可惜的是，前面這個環節恰是律師們很難涉足的一個領域。
還有律師認為對國企改制中的問題應當區分善意與惡意，要一并處理難度較大，也不利于整個大環境的穩定性。同時，律師應當更加重視對程序的關注，在實體上律師經常是無權也無力決定的，那么我們要保證盡量避免國企改制中的不法現象、降低自身的執業風險，最佳的途徑便是嚴格遵守程序上的事項。而律師在具體處理業務的過程中，要向客戶充分地闡明風險，靈活地去做選擇。
四、洪亮律師作總結發言
洪亮律師作總結發言指出，國企改制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的法律問題，國資國企委員會有義務對國有企業改制這塊專業領域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和解決途徑，加強與國資委的溝通。同時，也希望通過此類研討會活動，能切實加強各委員在國資國企領域的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促使大家在交流過程中取長補短、互通有無、以求共同進步！
（上海市律師協會國資國企業務研究委員會供稿）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