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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隨著身系“敦煌飛天彩帶”的國產首艘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商業首航，標志著我國成功集齊造船業“三顆明珠”，目前，第二艘國產大型郵輪也正在建造中。未來隨著更多大型郵輪投入建設，必然帶來相應的國際郵輪旅游民事糾紛，國際郵輪旅行的特殊性也決定了此類糾紛需要相應的特殊法律規則予以規制。
二、 國際郵輪旅游合同法律適用現狀
1. 國際郵輪旅游合同的特殊性
郵輪旅游與海上旅客運輸不同，具體表現為
性質不同：郵輪旅游兼具運輸、旅游兩種性質，不僅涉及旅客運輸服務，還涉及酒店、娛樂等服務，且郵輪旅游的重心在于享受型消費，而非運輸；而海上旅客運輸則具備公共運輸性質，屬于社會公共事業。
目的不同：表面上看，雖然郵輪合同與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較為相似，但實則目的不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目的為實現旅客及其行李的海上空間位移，郵輪合同除海上空間位移之外還包括娛樂、休閑等服務。
主體不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承運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義與旅客訂立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人；而就郵輪公司合同條款的實際經驗來看，郵輪合同的承運人則包括船舶經營者、船舶所有人、管理人、承租人等主體。
綜上，郵輪合同以郵輪為載體，通過海上運輸的形式，最終實現旅游、娛樂、休閑的目的，兼具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及旅游服務合同兩種性質，且我國郵輪旅游基本是出境游，郵輪公司也為外商投資居多，國際郵輪旅游合同大多為涉外法律關系，加之我國郵輪旅游專門規范的缺失，導致國際郵輪旅游基礎合同的法律適用規則尚不清晰，審判者在選擇適用規則時仍需在《民法典》、《旅游法》、《海商法》及有關國際條約上來回梭巡，導致國際郵輪糾紛目前處理效率低下。
2. 國際郵輪旅游合同法律適用現狀
由于《旅行社條例》禁止外商投資旅行社經營我國居民的出境旅游業務，導致外商投資的郵輪公司無法經營郵輪旅游的配套業務，因此，我國國際郵輪旅游形成了以旅行社包銷為主的船票銷售模式。這就導致國際郵輪旅游一般包含旅客與旅行社簽訂的郵輪旅游服務合同，旅客與郵輪公司通過船票證明達成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以及郵輪公司與旅行社訂立的郵輪船票銷售合同。
在旅客與旅行社簽訂的國際郵輪旅游服務合同方面，旅客扮演消費者角色，因此國際郵輪旅游服務合同一般具備消費者合同的性質，故根據《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2條規定，國際郵輪旅游服務合同適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法律，對于中國游客而言，該類合同則適用中國法律。同時，司法實踐也基本認可國際郵輪旅游服務合同適用中國法律。
在旅客客票證明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方面，根據《海商法》規定，旅客客票是海上旅客運輸合同成立的憑證。雖然在上述旅行社包銷模式下旅客通常不會與郵輪公司直接簽訂合同，但國際郵輪船票可以證明雙方之間存在海上旅客運輸合同關系。由于《海商法》等法律對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法律適用并無特殊規定，因此該合同一般適用意思自治原則以及最密切聯系規則。實踐中，郵輪公司一般會通過旅客客票約定準據法律，如皇家加勒比海游輪公司就在其票據合同中約定適用美國佛羅里達州法律管轄。因旅行社包銷經營模式，郵輪船票的功能在我國被弱化，司法實踐通過郵輪船票約定的格式條款適用法律的態度尚不明朗。
在國際郵輪船票銷售合同方面，郵輪公司、旅行社作為合同當事人，兩方均為商事主體，應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適用法》充分貫徹意思自治原則，以雙方約定的法律為準據法。
綜上，國際郵輪旅游服務合同的法律適用以旅客經常居所地法律為原則，國際郵輪船票證明的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一般適用意思自治原則以及最密切聯系規則，國際郵輪旅客人身、財產損害賠償責任則應以侵權行為地法律和旅客經常居所地法律為原則，可見，國際游輪旅游合同中隨著基礎法律關系及合同關系的不同，法律適用也有所不同。
三、 國際郵輪旅游民事糾紛連接點選擇
法律適用的標準之一則是糾紛連接點，我國郵輪旅游立法尚待完善，良好的經濟秩序既需要保護消費者利益，也要避免給經營者造成不合理的傷害，我國郵輪旅游方面立法應當靈活設置多個連接點，以供旅客選擇適用，達到促進經濟發展與弱者保護原則的平衡。
1. 船旗國法
船旗國法，即船舶所懸掛國旗所屬國家的法律，在海事法律沖突領域，船旗國法被認為是決定性的法律。船舶的國籍一般為船舶所有人依照特定國家的船舶登記規則履行相應手續從而取得該國的船舶國籍登記證書，從而懸掛該國國旗進行航行。
當前我國國際郵輪市場處于起步階段，國際郵輪旅游中的大多數郵輪為外籍船舶，部分國家由于其國內航運、旅游相關法律有欠發達，作為域外法律適用的意義有限。因此，船旗國法作為確定涉外海事關系法律的連接點之一，可以作為國際郵輪旅客的準據法選擇之一，但不能將之絕對化從而強制適用船旗國法律。
2. 郵輪公司主營業地法
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適用法》第14條規定，法人的主營業地與登記地不一致的，可以適用主營業地法律。當前國際郵輪市場眾多郵輪公司的主營業地多為歐美地區，作為主營業地的美國、法國等國家的配套法律對旅客一方的保護水平較高，因此郵輪公司的主營業地也可以作為供旅客選擇適用的法律之一。
3. 旅客經常居所地法
《海商法》除船舶碰撞以外并未規定其他海事侵權責任的法律適用，《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僅規定了侵權責任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當事人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經常居住地法律。
實踐中，往往旅客與郵輪公司不具備共同的經常居所地，根據上述法律，只能選擇適用侵權行為地法，而在公海上航行的郵輪又不存在侵權行為地法。因此，旅客經常居所地法作為連接點顯得尤為必要。
尤其是針對在郵輪中發生的侵權糾紛，侵權行為地可能涉及多個地點，如船舶、船舶當時所處的海域、被侵權人的醫療、護理地點，最終地點難以確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適用法》第四十四條難以適用。此時，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來綜合考慮連接點，有利于保護旅客的合法權益。
四、 結語
國際郵輪旅游作為旅游業的新秀，我國尚不存在完善的郵輪旅游配套法律，從而對于國際郵輪民事糾紛的基礎問題適用法律選擇上存在一定的困境與迷茫。因此，國際郵輪旅游的法律適用亟需專門規范，允許旅客單方靈活選擇連接點法律進行適用，從而達成促進國際郵輪產業發展與保護旅客利益的平衡。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