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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資源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加強了沿線國家間的經濟聯系，也為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創造了新機遇。本文概述了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概念、原因和需求，強調其在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探討了跨境數據貿易的國際規約，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的數據治理策略，指出各國在數據自由流動和數據保護之間的不同立場和做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構建了一個數字資源跨境交易價值衡量的框架，包括確定衡量維度、建立評估指標體系、評估方法和流程以及實施和監控策略，旨在為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推動其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一帶一路 數字資源 跨境交易 治理范式 指標體系 價值維度 價值衡量
一、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其深遠的戰略眼光和廣泛的國際影響力，正逐步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促進貿易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2023年10月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中國與與會多國共同發布《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國際經貿合作框架倡議》。這一倡議不僅深化了沿線國家的經濟聯系，也為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數字資源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從大數據、云計算到區塊鏈、人工智能，這些前沿技術不斷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也為跨境貿易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更是展現出巨大的潛力和活力，成為連接沿線國家、促進互利共贏的重要橋梁。
2024年3月22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布《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該《規定》旨在優化數據出境安全管理，便利數據跨境流動，降低企業合規成本，有助于確保數據出境相關制度的準確實施，平衡發展與安全的關系，更好地保障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權益。可見，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發揮功效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和問題。本文以分析數據資源跨境交易的原因和需求為基礎，借鑒其他國家的數字貿易規則，探討構建我國數字資源跨境交易價值衡量的框架，為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健康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推動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可持續發展。
二、數字資源跨境交易概述
（一）概念
數字資源跨境交易是指通過現代信息網絡，跨越國界進行的數字資源的交換和流通。這種交易形式是數字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涉及數據的跨境傳輸、處理和存儲，以及與數據相關的服務和產品。
（二）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原因
1.“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
“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促進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和經濟合作，為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便利條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沿線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跨境電商、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合作不斷加強，進一步促進了數字資源的跨境流動和交易。同時，數字資源的流動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數字服務的普及率和應用水平，有助于縮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
2.數字經濟發展趨勢的推動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數字資源的流動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力量。例如，數字平臺降低了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門檻，使它們能夠更容易地進入國際市場，拓展業務范圍。因此，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在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這為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機遇。
3.市場需求拉動的結果
數字資源跨境交易有助于技術和知識的國際轉移。通過數字資源的交易，先進的數字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快速傳播到沿線國家，促進當地產業的升級和轉型。故而，隨著消費者對數字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國內外市場對數字資源的需求也日益旺盛。這種市場需求不僅推動了國內數字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數字資源的出口和跨境交易。
（三）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需求
1.數字化轉型的需求
當前，各行各業都在加速數字化轉型，對數字資源的需求呈現出爆炸式增長的態勢。企業需要獲取全球范圍內的數據、信息、技術等資源，以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跨境數字交易平臺作為連接國內外市場的重要橋梁，為企業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交易渠道。
2.企業合作的需求
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業務，需要獲取不同地區的數字資源以支持其業務運營。同時，各國企業也需要通過跨境數字交易平臺獲取全球范圍內的技術、人才、市場等資源，以推動自身的發展。因此，企業合作成為推動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重要力量。
3.個人用戶的需求
隨著互聯網和移動設備的普及，個人用戶對數字資源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例如，在線教育、遠程醫療、跨境購物等服務都需要依賴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來實現。因此，個人用戶也是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重要需求方之一。
（四）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多維度價值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已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數字資源的入境和出境交易更是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后文將從價值維度出發進行深入分析。
1.經濟價值
經濟價值是數字資源跨境交易最直接、最顯著的價值體現。通過跨境交易，數字資源可以實現優化配置，提高利用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第一，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為國際貿易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通過數據交換和共享，企業可以更加精準地了解市場需求、消費者偏好和競爭對手動態，從而優化產品設計和營銷策略，提高市場競爭力。第二，數字資源跨境交易有助于優化全球資源配置和提高生產效率。通過數據交換和共享，企業可以更加精準地了解全球市場的供需狀況和資源分布，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三，通過數據跨境交易可以促進全球范圍內的技術交流和合作，推動生產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提高了生產效率和質量。例如，數據分析、數據處理、數據可視化等產業鏈上下游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第四，數據跨境交易也促進了與數據相關的其他產業的創新和發展，如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形成了數據產業生態圈，推動了整個經濟體系的轉型升級。第五，數字資源跨境交易對于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跨境交易，國家可以獲取到全球范圍內的數字資源和技術支持，推動本國產業的創新和發展。另外，數據跨境交易也有助于提高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增強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力。
2.技術價值
通過跨境交易，企業能夠獲取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先進技術、研發成果和創新經驗。這不僅能夠幫助企業加速自身技術的研發和創新，還能使企業更好地了解全球技術發展趨勢，提前布局新技術領域。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還能促進技術知識的國際交流，推動全球范圍內的技術創新和進步。同時，在數字資源跨境交易過程中，企業通常需要運用各種先進的數據處理技術、算法和工具，對海量數據進行高效、準確地處理和分析。這不僅要求企業具備強大的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還需要企業不斷學習和掌握新的數據處理技術和方法。因此，數字資源跨境交易能夠推動企業不斷提升自身的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使其能夠更好地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和客戶需求。并且，數字資源跨境交易涉及大量敏感信息的傳輸和存儲，對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滿足這些要求，企業需要不斷研發和應用新的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技術，確保數據在跨境交易過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數字資源跨境交易能夠促進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技術的發展，提高全球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水平。最后，數字資源跨境交易促進了全球技術合作與交流。通過跨境交易，企業可以與國際同行進行技術交流和合作，共同研發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應用。這不僅有助于企業獲取到更多的技術資源和支持，還能推動全球技術領域的合作與發展。數字資源跨境交易還能促進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合作，推動全球技術領域的共同進步。
3.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是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的深層次價值。通過跨境交易，數字資源可以實現共享和流通，促進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首先，數字資源跨境交易促進了全球范圍內的信息共享與交流。通過跨境交易，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得以流通和共享，使得人們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全球信息，促進文化交流、教育合作和科研進步。其次，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在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全球性問題上，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可以促進相關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共享，為政策制定和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再次，數字資源的跨境交易還可以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和創新，推動全球性問題得到有效解決。最后，數字資源跨境交易有助于增強全球互信與合作。通過跨境交易，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企業、機構和個人得以相互了解、交流和合作，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這種合作關系不僅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還有助于增強全球互信和合作，推動全球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隨著數據行業的迅猛發展，數字資源跨境交易為就業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為人才培養開辟了新的機遇，為相關產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創業機會。
三、各國跨境數據貿易治理范式比較
（一）美國跨境數據治理策略
美國在跨境數據交易方面的價值衡量規定主要體現在其對數據流動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國家安全的雙重考量上。美國受到洛克自然權利理論影響，歷來主張數據的自由流動，并采取行業自律輔以政府監管的方式來保護數據跨境傳輸。但在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的變化和AI技術的迅速發展，美國對數據跨境流動的政策逐漸趨于嚴格和審慎，表現出更強的監管傾向和對不同國家實施區別對待的傾向。
1.以數據自由流動為特征
美國數據跨境政策以產業利益為導向，通過自由流通的數據政策助推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利用先進的數據處理技術挖掘數據價值，增強美國企業在全球數據市場的競爭力。同時，美國監管體系分散，采取行業自律輔以政府監管的方式來保護數據跨境傳輸，弱化美國數據流通監管。
2022年4月，美國等國家發布《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聲明》，承認各國和地區在保護數據隱私上的差異性并促進國際貿易數據的流動。實際上，美國訂立或參與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美墨加協定》《美日數字貿易協定》等國際條約，及其倡導的APEC隱私框架以及OECD指南均指明，各國應避免以保護個人隱私和自由為名義，限制跨境數據自由流動，體現了美國鮮明的數據自由流通傾向。
2.對特定國家及特定領域數據采取限制跨境政策
2024年2-4月，拜登政府頒布了《關于防止關注國家訪問美國人的大量敏感個人數據和美國政府相關數據的行政命令》《防止外國對手獲取美國人數據法案》等行政命令，旨在防止某些國家獲取大量美國公民的敏感個人信息。這項行政命令特別指出了中國、俄羅斯、朝鮮、古巴、委內瑞拉和伊朗等國家，認為這些國家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該系列行政命令計劃構建一套全面的立法和執法框架。這一框架將對涉及敏感個人數據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監管，確保這些數據不會落入那些被認為可能利用這些數據損害美國利益的國家的手中。具體而言，該項行政令的核心在于限制或禁止某些與數據交易相關的活動，特別是當這些活動涉及大量美國人的敏感個人數據或政府相關數據時。這些數據包括但不限于個人健康信息、生物特征識別符、個人財務數據等。其目的是通過立法和執法手段，對跨境數據流動進行有效控制，以保護美國公民的隱私權益和國家安全不受威脅。
同時，美國通過了行政命令13556、14117，及《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等政策性文件，對科技、金融、醫療健康等領域涉及關鍵科技、關鍵基礎設施或敏感個人信息的數據進行限制，以保護本國經濟利益和產業優勢，維護本國公民隱私和個人數據安全。
3.實行數據監控主義下的“長臂管轄”
美國通過訂立以《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數據法》（以下簡稱“Cloud Act”）為首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構建了數據監控主義下的“長臂管轄”模式。
該模式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關于美國獲取存儲在國外的數據。當美國命令一家公司提供通信數據時，該法案允許美國聯邦執法機構依據搜查令或傳票，強制要求美國的科技公司提供存儲在服務器上的用戶數據，無論這些數據是存儲在美國境內還是境外。根據Cloud Act，個人權利的法律保護依賴于服務提供商的異議。法院將考慮服務提供商對數據披露命令的挑戰，并根據多因素的“禮讓”分析來審查請求，以評估涉及的外國和其他利益。二是關于創建行政協議，允許外國獲取存儲在美國的數據。在授權外國訪問之前，聯邦官員必須首先認定外國政府符合某些關于隱私和公民自由充分保護的一般標準。外國政府還必須同意遵守若干其他限制，包括最小化收集到的美國個人數據。最初的協議只需經過行政部門官員的認證即可生效。
該法案強化了美國執法機構在網絡時代的執法能力，使其能夠更有效地獲取和利用境外數據來打擊跨國犯罪，但同時也引發了與美國有密切數據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的擔憂。一些國家擔心該法案賦予美國執法機構的“長臂管轄”權可能會侵犯本國的數據主權和公民隱私，導致數據被美國政府過度獲取和濫用。
（二）歐盟跨境數據治理策略
盡管歐盟數字經濟發展落后，但是其力圖將自己的標準打造成世界標準以爭奪國際數字經濟發展的話語權，并以此貫徹“歐盟優先”的國家利益，形成了以“高門檻、高標準、嚴處罰”為特征的跨境數據處理策略。
1.以“高標準，強監管”為特征
與美國的立場相反，歐盟對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存在相對嚴格的限制。歐盟數據流動規則以《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下簡稱“GDPR”）為依托確定了高標準、嚴處罰的立法范式。GDPR第44條構建了以“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為最低保障標準的數據跨境流動模式；第45條規定了位于歐盟數據跨境白名單外的數據類型須經歐盟委員會作出“充分決定”方可流動；第46條以“標準數據保護條款”對個別商事主體數據跨境作了特別規定，確定了商事主體數據跨境的合規標準。此外，歐盟通過SchremsI案等確立了歐洲法院對數據跨境流動的強監管職能。歐盟依據上述法條單方設定了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則體系，通過要求域外國家遵循歐盟方案，向域外國家輸出數據保護標準。
2.構建歐盟內部數據自由流動生態
歐盟立足單一數據市場的發展戰略與共同數據空間內及時精準行使公權的基本導向，通過《歐盟數據戰略》（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和《非個人數據自由流動框架》（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等促進泛在數據在歐盟境內自由流動，積極打造安全活躍的敏捷型數字經濟架構，并要求向歐盟外國家和地區進行個人數據傳輸時必須達到境內實質同等水平（即不得減損）的充分保護，進而建立了標準合同條款（Standard Contract Clauses）和適用于跨國集團或開展國際間聯合經營的企業聯盟進行內部跨境數據轉移的約束性準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藉以應對數據出境后的管轄不彰和數據主體維權困難等問題。
3.限制外國機構對域內數據的獲取權限
GDPR第48條規定，若要求控制者或處理者傳輸或披露個人數據，任何第三國法院或仲裁庭的判決，以及行政機構的決定僅在以第三國和歐盟（或其成員國）之間有效的國際協定規定的方式下，方可被承認或執行。通過第48條的規定，歐盟要求其他國家若企圖獲取其境內的個人數據，必須采用傳統的國家協助途徑。這一途徑包括但不限于依據國際協定中所明確的司法互助條款、外交渠道溝通以及在數據保護標準和程序上的相互認可與協調等，以此確保數據傳輸與獲取過程符合歐盟對于數據保護的高標準和嚴要求，避免個人數據在未經合法、合規且安全的程序下被隨意傳輸至第三國，進而維護歐盟公民個人數據的安全性、保密性與完整性。
（三）日本數據跨境治理策略
日本作為全球自由貿易的受益者，十分依賴國外市場與跨境交易來發展國內經濟，因此日本強調數據的開放和流動，通過與經濟伙伴的協定和多邊合作，最大程度發揮數據的潛力，為日本數字產品的進出口貿易提供有利條件。
1.大力提倡“可信賴的數據自由流動”（以下簡稱“DFFT”）理念
DFFT理念由日本于2019年1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首倡，旨在確保隱私、安全、知識產權的可信賴性的同時，促進跨國數據自由流通，使對于處理商務和社會問題有益的數據能夠跨國自由往來。
DFFT理念一方面明確劃分數據分類與范圍，將包括個人數據、涉及知識產權和國家安全機密在內的數據排除在跨境流通數據范圍之外，重點關注醫療、產業、交通等領域的匿名化非個人數據的跨境自由流動；另一方面，“信任”是DFFT的核心，包括數據主體對數據控制者和處理者的信任、不同國家之間在數據保護水平和監管機制上的相互信任等。信任是DFFT推動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的基礎保障。
2.加強與經濟伙伴協調合作
日本積極倡議與其經濟伙伴關于跨境數據流動的全球治理合作，并提出了基于DFFT理念的“大阪軌道”。一方面，日本通過將DFFT理念寫入《日美數字貿易協定（USJDTA）》和《日英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等雙邊協定，將“大阪軌道”倡議中的相關理念和規則通過雙邊合作的方式進行推廣和落實。另一方面，日本主導或參與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關涉數字領域的多邊倡議，并在其中融入DFFT理念，擴大了“大阪軌道”倡議在區域和多邊層面的影響力。通過雙邊、多邊及國際組織層面的實踐推進，日本不斷對外擴大DFFT數據跨境自由流動理念的國際影響力。
（四）新加坡數據跨境治理策略
新加坡經濟以金融、航運、貿易等服務業為重要支柱，數字經濟在其經濟轉型和持續增長中扮演關鍵角色。數據跨境自由流動對于金融服務跨境交易、航運物流數據共享、跨境電商等業務至關重要。因此，在全球數據治理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的背景下，新加坡作為一個經濟發達、數字基礎設施先進的國家，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多邊合作機制。通過倡導自由流動的理念，將自己的經驗和標準融入國際規則之中，提升自身在全球數據治理領域的話語權。
1.倡導數據跨境自由流動
新加坡在跨境數據流動治理方面，構建起一套以2012年頒布的《個人數據保護法》（PDPA 2012）為基石的體系，其中第26條著重針對數據跨境傳輸設定規則，明確要求數據傳輸方務必保證流出的數據能獲得等同于新加坡本土法律標準的保護力度。
另外，新加坡作為美國主導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成員之一，認可《亞太經合組織跨境隱私規則體系》在本國境內具備法律效力，并積極推動該體系與本土《2021個人數據保護條例》的有效銜接。依據《2021個人數據保護條例》第12條規定，一旦數據接收方成功通過《亞太經合組織跨境隱私規則體系》認證，便可認定其達到新加坡法律針對數據接收方所設立的合規基準。
因此，新加坡在跨境數據流動管理過程中，一方面需嚴格遵循國內有關跨境數據的法規條款，落實各項規定要求；另一方面，借助《亞太經合組織跨境隱私規則體系》的認證途徑，為跨境數據傳輸開辟合規通道。其數據治理模式呈現出傾向于以美國為典型代表所倡導的自由跨境數據流動治理風格，在保障數據安全與隱私的基礎上，積極促進數據的跨境自由流通，以契合其作為國際貿易與數字經濟樞紐的發展需求。
四、數字資源跨境交易價值衡量的框架構建
在構建數字資源跨境交易價值衡量的框架時，我們需要綜合考慮多個方面，以確保框架的全面性、準確性和實用性。
（一）確定價值衡量維度
在構建框架時，我們需要確定價值衡量的維度，通過衡量維度來全面反映數字資源的價值。
（二）建立評估指標體系
在確定了價值衡量維度后，我們需要建立具體的評估指標體系。這些指標應該能夠量化地反映數字資源的價值，并便于比較和評估。
（三）確定評估方法和流程
在建立了評估指標體系后，我們需要確定具體的評估方法和流程。首先，收集需要評估的數字資源，并整理成統一的格式。其次，選擇合適的評估方法，例如成本法、收益法、市場法。成本法適用于數據資產的初始價值評估，特別是在市場價值不明確時。收益法適用于數據資產已經產生或預期能產生收益的情況。市場法適用于有活躍交易市場和可比交易數據資產的情況。并根據所選的評估方法，構建財務模型來預測數據資產的未來價值。之后，根據評估指標體系，計算各項指標的得分或評分。再根據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和實際情況，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并將各項指標的得分或評分按照權重進行加權求和，得到數字資源的綜合價值評分。根據以上內容編寫詳細的評估報告，包括評估方法、假設、參數選擇、計算過程和評估結論，對評估結果進行分析和解讀，了解數字資源的優勢和不足，并提出改進建議。
（四）實施和監控
只有將構建的框架運用到實際的數字資源跨境交易中，并不斷實施監控和調整，才能真正發揮該框架的效用。首先，基于評估框架，制定詳細的實施計劃，包括時間表、責任分配、資源配置和關鍵里程碑。組建一個由數據科學家、財務分析師、法律顧問和行業專家組成的跨學科團隊，確保評估工作的專業性和全面性。再通過收集交易過程中的數據和反饋，進行清洗、標準化和整合，進而不斷優化框架的評估方法和流程，提高評估的準確性和實用性。其次，還應當建立監控機制，跟蹤評估結果的實際表現，與預期價值進行比較。市場變化和法律法規的變化，定期審查評估框架和實施過程，根據市場變化、技術進步和法規更新進行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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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撰寫曾雯雯、陸誠辰亦有貢獻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