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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5月20日，上海某實業公司（以下或簡稱“被告”）成立，經過幾次股權轉讓，截至2007年7月25日，B公司將其所持被告100%股權轉讓給了A公司，A公司成為被告唯一股東，B公司持有A公司92%股權的股東，被告法定代表人高某某及其妻羅某均為A公司的個人董事。
2003年9月10曰，被告召開董事會會議，任命高某某為總經理，原告為董事。2012年10月10日，原告被免去被告董事一職。
2011年9月29日，被告取得上海市虹口區房地產登記處頒發的房地產權證。2011年12月31曰，被告與某銀行簽訂《關于某國際大廈物業資產轉讓之框架協議》，約定被告將某囯際大廈整體出售給某銀行，價格為22.05億元。
原告曾分別于2012年11月13日、2012年11月20日，在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對被告提起訴訟，后均撤回了起訴。
2013年1月14日，原告向被告法定代表人高某某出具《承諾書》一份，其上載明：“我已撤回了在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的訴訟……我在訴訟中向法院提交的所謂證據均系與事實不相符合的……”。同日，原告的母親馮某（C公司的大股東）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出具了擔保書。同日，A公司、B公司、C公司、馮某簽署《協議書》，確認原告原在被告的8%股權全部變更為在A公司內8%；對于被告實現的利潤分配將在本協議約定履行良好的前提下依法轉入A公司后，按照相關法律及企業章程規定對A公司的各位股東進行分配。
2013年10月21曰，原告以落款時間為2012年5月18日的《協議書》為主要依據，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市二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6億元，若不足部分，以某國際大廈同等價值的房地產折抵。2、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其中2000萬元從2012年09月30曰起算，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銀行貸款利率計息，計算至被告實際支付時止；余款1.4億元暫從2013年04月09日起算，按前述同樣標準，計算至被告實際支付時止，兩項利息至起訴時暫計112萬元；3、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被告認為落款時間為2012年5月18日的《協議書》系偽造，不具有證據效力，并請求法院駁回原告高某全部訴訟請求。
【代理意見】
我方作為被告代理律師認為，本案系合同糾紛，主要爭議焦點為原告訴請所依據的三項主要證據，即落款日期為2012年5月18日的《協議書》（“5.18協議”）、2012年5月16日郵件及其附件（“5.16郵件”）、落款日期為2012年9月17日的手書草稿（“9.17手稿”）是否真實。圍繞該爭議焦點，我方提出以下三點代理意見。
一、原告訴請所依托的三項主要證據充滿瑕疵，不足以采信。
5.18協議不足以采信，理由如下：
第一，2013年1月14日由原告親自修改并簽名確認、由原告母親簽名保證的《承諾書》以及2013年1月14日由A公司、B公司、C公司以及馮某共同簽署的《協議書》（“四方《協議書》”），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5.18協議的真實性。
1. 2012年11月13日，原告曾以該5.18協議為證據向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履行5.18協議項下所謂的2000萬元分紅款對應的等值房屋及車位。但原告于2013年1月14日的《承諾書》中明確自認其“在訴訟中向法院提交的所謂證據均系與事實不相符合的”。因此，原告于本案中再次提交已經自認為虛假的5.18協議，系原告罔顧事實、故技重施，5.18協議不足以采信。
2. 2012年11月20日，原告向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確認其持有8%的股權。與5.18協議內容矛盾。
3. 原告母親、C公司大股東馮某于2013年1月14日出具的《擔保書》和原告父母于2013年1月15日共同出具的《擔保書》也對原告的上述承諾進行了書面確認，進一步證明5.18協議不足采信。
第二， 2012年7月27日的會談錄音證據證明，各方仍未達成具體的利潤分配方案，且5.18協議中原告股權比例、股權落點、分紅路徑以及分紅方式等方面與事實重大不符。
第三，5.18協議還存在以下無法解釋的疑點和問題，應不予采信：
1. 5.18協議的締約主體不適格。關于被告的利潤分配應由其股東A公司決定，原告或被告均無權處分其股東的股權。
2. 5.18協議的落款處協議雙方蓋章、簽名位置錯位，該等低級錯誤充分證明5.18協議書的偽造嫌疑。
3. 5.18協議的內容不真實。5.18協議內容與被告提供的諸多證據存在明顯沖突。
4. 原告對5.18協議的簽署日期表述前后反復，這種反復體現了原告造假的隨意性，5.18協議系偽造形成。
5.16郵件不足以采信，理由如下：
第一，2013年1月14日的《承諾書》和四方《協議書》、2013年1月14和2013年1月15日的兩份《擔保書》，已根本上否定了5.16郵件的內容。
第二，根據2012年7月27日的會談錄音，被告董事長高某某曾至少七次說明原告持有C公司8%股權，股權落點在香港，因此，高某某不可能在2012年5月16日簽發確認原告直接持有被告8%股權的董事會決議，更不會出具類似股權確認函。
第三，5.16郵件可能系造假形成，存在諸多無法解釋的疑點和問題。
9.17手稿不足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9.17手稿并非原件；關于被告法定代表人“高某某”印，高某某本人并未加蓋過該印章，亦從未授權任何人蓋章。此外，被告補充證據顯示，9.17手稿包含多處拼接痕跡。原告于本案第一次開庭時將5.18協議的簽署日期任意更改為2012年9月28日，9.17實際上是原告為“自圓其說”而偽造的。此外，被告補充證據已經證明2012年9月28日并不可能簽署任何協議。
二、相對本案其他證據而言，被告提供的2013年1月14日的《承諾書》、2013年1月14日和15日原告父母簽署的兩份《擔保書》以及2013年1月14日四方《協議書》具有壓倒性的證明力。
第一，《承諾書》、《擔保書》和《協議書》中的原告及其父母簽名、C公司蓋章均真實有效，對于該等承諾書和協議書的真實性，原告無異議。
第二，簽署《承諾書》、《擔保書》和《協議書》的主體完整、適格。
第三，《承諾書》、《擔保書》和《協議書》的所有內容合理，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并一致證明了被告真實的、最終的股權結構以及原告投資對應的真實股權落點為原告及其他持股方持有C公司17%股權。
第四，2013年1月至2013年7月半年時間內，原告母親主動履行四方《協議書》，證明被告從未威嚇、脅迫過原告或原告的任何親屬。
綜上，《承諾書》、《擔保書》和《協議書》，具備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對本案事實具有壓倒性的證明力。
三、原告投資對應的股權應按照中國大陸和香港特區的法律法規合法合理地兌現。
原告并非被告的股東，其與被告只存在間接的股權關系，不能直接從被告處分取紅利，原告的投資權益應當按照中國和香港特區的法律法規予以合法合理兌現。根據上海某實業公司的公司章程以及中國大陸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上海某實業公司的利潤應依法先分配給A公司，再由A公司依照其公司章程以及香港當地法律法規的規定分配給C公司。
【判決結果】
上海市二中院一審判決駁回原告高某全部訴訟請求。
【裁判文書】
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系爭《協議書》是否真實。
從證據的形式分析。首先，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5.18《協議書》與原告在(2012)虹民三（民）初字第****號案件中作為證據提供的《協議書》上原告的簽名方式以及被告公章的位置角度均不一致。而系爭《協議書》載明“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在原告僅持有一份原件的情況下，其在兩案中所提供的兩份復印件不一致顯然不符常理。其次，系爭《協議書》載明被告為甲方，原告為乙方，但簽字蓋章處的簽章位置卻與之相反，僅以此系簽字時疏忽造成為解釋，理由并不充分。因此就此節而言，系爭《協議書》形式上的真實性存疑。
從證據的內容分析。首先，由審理查明的事實可見，截止到2006年2月22曰，原告在被告處的持股比例為8%。此后，并無證據表明原告對被告存在新的出資行為，或股權受讓等情形。在此情況下，系爭《協議書》載明“現甲方同意在本協議生效后即刻協助乙方辦理相關工商變更登記手續，致使乙方顯名持有甲方10%股份”并不符合客觀事實，也不具有合理性。其次，利潤分配雖系公司行為，但依法須履行法定程序，由股東會或董事會討論決定，現被告直接以《協議書》方式向非公司登記股東承諾分配利潤，并不符常理。再次，系爭《協議書》約定“若項目（某囯際大廈）最終以20億元以上成功出售，甲方同意支付乙方鎖定分紅1.6元”。根據商業常識分析，某國際大廈項目自開發至取得房地產權證，期間存在大量成本。如原告主張的分紅1.6億元相當于完全免予考慮建造成本以及轉讓稅費等因素，這顯然有違商業基本規律。綜合上述分析，系爭《協議書》的內容不具有合理性。
從證據的形成經過分析。原告稱系爭《協議書》落款時間為2012年5月18曰，實際形成時間為2012年9月28曰，但原告未提供證據證明，被告對此則予以否認，故本院對原告的該節主張不予采信。退一步分析，假定原告該主張成立，則該主張也與原告提供的證據中的2012年5月16日關于C公司將其在A公司的股東權益轉給B公司的承諾書、2012年8月8曰C公司原董事由本案原告及其母馮某變更為高某某及其妻羅某的證據存在沖突。也就是說，系爭《協議書》約定“乙方同意在合約簽訂生效后，作為交換條件，放棄其他簽訂的與此項目無關的協議權利及境外股權權益給予甲方或甲方所指定的第三方”，在該協議書尚未簽訂生效時，原告已簽署承諾書并實際辦理了轉讓相關境外股權權益的手續，并不符合常理。
綜合以上分析，原告提供的系爭《協議書》無論從其形式、內容、形成經過均存在不合理之處，法院認為系爭《協議書》不具有真實性，對該證據不予認定。據此，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高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案例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系爭《協議書》是否真實。在審理合同糾紛司法實踐中，當雙方對合同真實性出現爭議時，法院往往通過司法鑒定協助裁判；然而，本案中印章真實、簽名真實而合同內容系原告偽造形成，難以通過司法鑒定直接證明合同虛假，這就導致整件案件的審理難度增加。在此情況下，被告律師協助被告向法院提交提供大量書證、錄音證據，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揭露了系爭《協議書》在內容、形式和形成過程方面存在種種疑點和不合理之處，在被告強有力的證據支撐下，本案一審法院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
一、合同是否真實是事實判斷，《合同法》第52條是對合同是否有效進行價值判斷的依據。
本案審理過程中，原告根據《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稱因5.18《協議書》并不存在《合同法》第52條所列舉的五種合同無效的情形，應認定為有效。然而，《合同法》第52條是用于判斷客觀存在的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的標準，本案爭議焦點在于5.18《協議書》的真實性而非有效性，判斷意思表示是否存在這一事實問題，不應適用《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本案中，5.18《協議書》所載內容顯然違背常理、顯然違背始終一貫的商業基本規律和合作共識，法院因此懷疑5.18《協議書》的真實性，具有合理性。
二、印章真實不等于合同真實。
《合同法》第32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時合同成立。可見，簽名或加蓋印章是確認合同各方合意的表現形式，從證據意義上，印章真實一般即可作為合意真實的初步證據。但是如有其他證據證明合同與其他案件事實存在矛盾或不合理之處，則應結合其他證據及事實綜合判斷合同的真實性。
本案中，5.18《協議書》的簽字以及蓋章存在諸多異常情況，如落款處甲方、乙方的簽字蓋章位置顛倒，原告向本案一審法院提交的5.18《協議書》，與其向虹口法院提交并確認真實的5.18《協議書》相比對，原告的簽名樣式不同，被告的公章位置不一致等。在協議書的簽字、蓋章異常的情況下，一審法院認定5.18《協議書》的真實性存疑是合理的。
三、本案提供了判斷合同是否真實的裁判思路。
合同是否真實往往是合同糾紛類案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法律未做具體規定的問題。本案中，雖然原告舉出了系爭合同的原件，但是，在被告提供大量反駁證據予以證明的情況下，本案審理法院從合同的形式、內容以及形成過程是否合理三個方面認定系爭合同不具有真實性，為合同真實性判斷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
【結語和建議】
在《合同法》未明文規定的情形下，如何確定合同是否真實，既關系到私法精神的貫徹，也關系到司法實踐的應用，如何從復雜的證據材料中抽絲剝繭，識別合同真假，本案提供了證據戰術和裁判思路。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