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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民紀要》中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主要內容
《九民紀要》內主要涉及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內容有第72至75條和第77、78條。首先，根據第72條規定，適當性義務是指賣方機構在向金融消費者推介、銷售銀行理財產品、保險投資產品、信托理財產品、券商集合理財計劃、杠桿基金份額、期權及其他場外衍生品等高風險等級金融產品，以及為金融消費者參與融資融券、新三板、創業板、科創板、期貨等高風險等級投資活動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必須履行的了解客戶、了解產品、將適當的產品（或者服務）銷售（或者提供）給適合的金融消費者等義務。
其次，在法律適用上，以合同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和國務院發布的規范性文件作為主要依據。與法律和國務院規范文件不抵觸的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參照適用。進一步，對于責任主體和法律后果而言，金融產品的發行人、銷售者或金融服務提供者都可成為責任主體，未盡適當性義務導致金融消費者損失的，賣方機構應當賠償金融消費者所受的實際損失。實際損失為損失的本金和利息；賣方機構的行為構成欺詐時，對金融消費者提出的賠償其支付金錢總額的利息損失請求的不同情況。
再者，在舉證責任分配上，金融消費者對購買產品（或者接受服務）、遭受的損失等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賣方機構對其是否履行了適當性義務承擔舉證責任，并對該義務是否被履行的證明標準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最后的免責條款規定，因金融消費者故意提供虛假信息、拒絕聽取賣方機構的建議等自身原因導致其購買產品或者接受服務不適當，賣方機構請求免除相應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賣方機構能夠舉證證明根據金融消費者的既往投資經驗、受教育程度等事實，適當性義務的違反并未影響金融消費者作出自主決定的，對其關于應當由金融消費者自負投資風險的抗辯理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二、《九民紀要》中適當性義務適用的金融產品與對象過于寬泛
《九民紀要》在適當性義務涉及的產品和適用對象上使用了兩個重要的概念：金融消費者和高風險金融產品。但是，《九民紀要》并未對金融消費者和高風險金融產品的概念和外延做嚴格的界定，導致適當性義務適用的金融產品與對象處于邊界不清晰的狀態，適用范圍變得寬泛化。
（一）金融消費者定義概念不清且外延寬泛
金融消費者的概念雖然被廣泛適用且爭論已久，但始終沒有在法律法規內給予明確的界定。比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提到，金融消費者是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也是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推動者，這其實只是對金融消費者作用的肯定，而非概念的界定。再比如，《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銀發〔2016〕314號）中給出了金融消費者的定義，其第二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的為金融消費者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跨市場、跨行業交叉性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其他金融機構以及非銀行支付機構（本辦法統稱金融機構）適用本辦法。本辦法所稱金融消費者是指購買、使用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自然人。但由于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概念和外延同樣界定不清，也就使得該條款同樣難以準確地將金融消費者定位到一個確定的群體，不管是數量龐大參與余額寶基金項目的支付寶用戶，還是富有經驗的專業投資人，都能夠涵蓋到購買和使用金融產品的自然人。
其次，《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簡稱“《資管新規》”）等文件中適用的是“投資者”這一概念，且《資管新規》區分了合格投資者和不特定社會公眾兩類人群并給出了對合格投資者認定的明確標準（《資管新規》第五條），在銀監會的《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中也限定了能識別、判斷和承擔信托計劃相應風險合格投資者標準（第六條）。我們可以看出，只要符合各個法律法規“合格投資者”要求的金融產品購買和使用人即可被涵蓋在金融消費者的范圍之內，這也是導致金融消費者范圍過于寬泛的原因之一。
（二）高風險金融產品中的“高風險”標準不明
金融產品的概念和外延同金融消費者一樣，爭議已久但卻始終沒有定論。《九民紀要》在未解決金融產品范圍的情況下，又添加了一個更為模糊的條件，即高風險。但是，《九民紀要》同樣沒有明確說明具體以何種標準評定該類金融產品是否屬于高風險產品，例如，用限定投資金額或產品的種類的方式來確定高風險標準。這就意味著，高風險產品和一般產品之間特殊性無法彰顯。值得注意的是，風險具有相對性，在不確定明確標準的前提下，不同的金融產品提供方和適用方，都可以從自身的角度判定該產品是否屬于高風險產品。對于標準理解的不一，極易導致糾紛的發生，進而可能導致相關條款被濫用或者束之高閣。
三、《九民紀要》對以往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突破和構建
有人認為，根據《資管新規》的規定，金融機構發行和銷售資產管理產品，應當堅持“了解產品”和“了解客戶”的經營理念，加強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向投資者銷售與其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相適應的資產管理產品強調了適當性管理的精神，而《九民紀要》則是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加強的舉措，因此其規定與《資管新規》的規定是一致的。筆者并不贊同這種觀點，并且認為《九民紀要》對于適當性義務的要求比《資管新規》等更加嚴格。
首先，《資管新規》中對適當性義務提出的要求是“加強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禁止欺詐或者誤導投資者購買與其風險承擔能力不匹配的資產管理產品。金融機構不得通過拆分資產管理產品的方式，向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低于產品風險等級的投資者銷售資產管理產品?！痹撘幎ㄖ袑τ?/span>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并未規定法律后果，而欺詐和誤導投資者本來就是屬于《證券法》（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一百零五條）等明確規定的違法行為，拆分資產管理產品的方式則違反《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的明文規定。這些行為在《資管新規》之前也要擔責，而不是因為《資管新規》內適當性義務的提出而承擔法律責任。
其次，《九民紀要》對適當性義務的規定相比現行的其他法律法規的突破在于，適當性義務從對于金融機構的倡導，轉變為了一項可以觸發侵權責任的強制性法律義務。此前，金融機構的法律義務主要集中在如實提供信息，不做誤導性的陳述，不可對投資者進行欺詐等。關于“金融機構應當為金融消費者提供合適其情況的產品”的內容雖也出現于法律法規中，但也并未規定其法律后果。由此，適當性義務以往一直作為對于金融機構的倡導理念存在。但是，在《九民紀要》中，金融產品發行人、銷售者未盡適當性義務，導致金融消費者購買金融產品中遭受損失的，金融消費者可請求金融產品的發行人、銷售者、金融服務提供者承擔賠償責任。換句話而言，金融機構不遵守或不能證明自己遵守適當性義務（因75條舉證責任分配規定）加之金融消費者有所虧損，金融消費者即可以此為請求權基礎向金融機構提出民事賠償請求，無論其行為是否有違其他法律法規。由此可見，在《九民紀要》施行之后，未盡適當性義務本身就會成為金融機構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的法律原因，這已使得適當性義務本身就可導致相應的民事法律后果，轉化為強制性法律義務而不再僅是理念和倡議。
四、《九民紀要》內適當性義務舉證責任的認定和適用
前文已述，未盡適當性義務足以引發金融機構對于金融消費者的民事侵權責任。金融消費者承擔行為、結果的舉證責任，金融機構承擔對于履行適當性義務的舉證，金融機構舉證不能視為承擔不利后果，需要賠償金融消費者所受的實際損失。《九民紀要》實際將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了金融機構。如金融機構未履行已成為強制性義務的適當性義務，則主觀上即可被認定為具有過錯，此時，只要金融消費者購買了相關產品并且遭受了損失，金融消費者并無需證明金融機構未履行適當性義務與自身遭受損失的因果關系，其請求亦可得到法院的支持。進一步，金融機構的免責條款第二條，機構證明未盡適當性義務時，該金融消費者的教育水平、投資經歷足以使其自主認知合適的風險水平在金融產品選擇中做出判斷，實際就是金融機構證明其未盡適當性義務與損失結果間沒有因果關系的過程。
但我們需要區分的是，金融機構的免責事由，并非只有證明金融消費者的教育水平、投資經歷一種路徑?！毒琶窦o要》僅是明確了一種免責事由，而未限制其他免責事由的適用。在金融機構未履行適當性義務時，如金融消費者教育水平足夠，則金融機構得以根據《九民紀要》免責，但金融機構如主張其他免責事由，該事由僅是未能以《九民紀要》作為依據請求法院支持，但法院同樣不能以《九民紀要》予以否定，該事由是否得以成立，需通過其他法律規范和案件事實，作進一步判斷。
綜上所述，《九民紀要》對于金融機構適當性義務的規定過于寬泛和嚴格。在適當性義務成為強制性法律義務的前提下，對于金融消費者和高風險金融產品的范圍界定卻過度寬泛，這可能使得金融機構在推廣和買賣金融產品時畏首畏尾，而因果關系舉證責任的倒置分配將進一步加重此種消極態度。如此規定，可能在個案中保護一些無辜的金融消費者，但在廣泛的層面上來看，金融機構在每一單產品交易中被追訴的法律風險加大，審慎義務加強效率也將隨之下降，而這種效率的下降，會將風險成本轉嫁到追求效率的專業投資者身上，專業投資者難以匹配到高效的交易方式，可能影響其投資金融產品的積極性，進而對整個金融交易市場產生消極作用。所以，我們可以嘗試對于投資者進行分級，以投資經驗、資金量級和教育水平為基準，針對不同的投資者采取不同適當性義務，鼓勵投資者具備自主風險評估意識，更加謹慎理性參與市場。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