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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億元存款已經存入銀行近一年之后，2010年2月1日，武漢某汽車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財務人員在與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對賬后突然被告知，公司沒有存款在該行，一億元存款單是假的。次日，A公司向武漢市公安局經偵部門報案，李某、潘某等11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此前，李某以獲得銀行優先貸款急需大額存款為名，找到武漢某房地產策劃代理公司劉某，想讓其幫忙尋找存款資金，并許以高額回報。劉某與A公司社會保險中心計劃財務科黃某相識，由于有銀行的副行長等人出面，完全是正常的銀行存款，并可以得到高額的回報，于是在劉某的介紹下，A公司將一億元資金從其他銀行轉出，存入了中信銀行梨園支行并收取了0.5%溢出利息，此后直至案發。該案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經武漢中院審理，涉案11人分別被判處2至20年有期徒刑不等，其中中間人劉某因挪用公款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該案當年在湖北省影響巨大。
劉某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委托北京京都（上海）律師事務所刑事部主任楊佰林律師作為其二審辯護人。2015年7月17日，湖北省高院二審判決撤銷對劉某的定罪量刑，以另一新罪名挪用資金罪判處劉某有期徒刑六年，由于此時已經關押了五年之久，事實上是“實報實銷”。
【代理意見】
面對這樣一起數額巨大、參與律師就多達近20人的案件，楊佰林律師前后十次奔赴武漢，查閱卷宗、調查取證，在經過對案卷艱苦的研究后，一個想法跳了出來：該一億元款項會不會沒有進入中信銀行賬戶，一直在銀行外作“體外循環”？帶著這一想法，楊律師立即再次查對存款資料、查對當事人供述，“設想”得到了初步驗證——該案有兩套手續、兩套文件，A公司提交的用于存款的手續資料全部被置換掉了，并沒有被提交到銀行，表面上提交至銀行的資料和公章全部是李某等人重新偽造的，A公司拿到手的一切存款手續也全部是假的，一切只是為了做給A公司看的。至此，案件事實峰回路轉，A公司與銀行并沒有建立存款關系，原一審判決認定的案件基本事實出現了根本性錯誤，楊律師據此對辯護思路作了全面調整，無罪辯護意見就此形成。
楊佰林律師認為，犯罪嫌疑人劉某雖然得到了巨額高點數回報，具有一定的非法因素，但該案罪名定為挪用公款罪原本就帶有問題，A公司、公司的財務人員與中間人劉某在所謂的挪用公款罪中也應當完全是無罪的，都是整個騙局的受害人，高點數回報事實上是該案詐騙犯罪的工具和手段，拿到高額回報與是否參與了詐騙犯罪性質根本不同。李某等人聯合銀行人員私刻公章、偽造存款手續的一切事實，是A公司、公司的財務人員和中間人劉某完全不知情的，劉某是無罪的。
于是二審階段楊佰林律師提出的辯護要點為：A公司并沒有開戶，與銀行沒有建立真正的存款關系，提交的開戶資料全部被中途替換，開戶后送回A公司的開戶資料和存單是李某等人勾結銀行人員私下偽造的，本案是兩套手續，兩頭作假，劉某與A公司均是案件騙局的受害人，該案事實根本錯誤、證據嚴重不足、矛盾沒有排除、是一起事實清楚的錯案，請求湖北省高院依法改判劉某無罪。
楊佰林律師同時提出，偵查機關對劉某連續7天6夜不讓睡覺，非法逼取口供后才送看守所羈押，后因劉某翻供又將其化名秘密轉押至異地，非法剝奪其與辯護律師的會見權，且劉某所作有罪供述的記錄均為復制，語句、段落甚至標點符號都一致，對劉某庭前所作有罪供述依法均應排除。
【判決結果】
二審法院判決，撤銷對上訴人劉某的定罪量刑，另外找了一新罪名挪用資金罪判處劉某有期徒刑六年。(劉某此時已經關押了五年之久，“實報實銷”潛規則，新罪名仍然錯誤，但未再理會。)
【裁判文書】
二審法院認為，李某與國有事業單位、金融機構國家工作人員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1.9912億元歸個人用于營利活動，作案6起，尚有8900萬元未歸還；與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工作人員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客戶資金3.5943億元歸個人用于營利活動，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7000萬元，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833余萬元，給予公司人員財物882余萬元，其行為分別構成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騙取貸款罪、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對上訴人劉某、黃某，其明知商業銀行工作人員與李某等人欲套取客戶銀行存款，仍引存資金1億元至銀行，致使該款被挪用，其行為均構成挪用資金罪。劉某、黃某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均系從犯，依法應從輕處罰。
【案例評析】
A公司一億元社保資金被挪用案以挪用公款共同犯罪論處，是一起錯案。在本起案件中，涉案人員在十幾起同類犯罪中，多次使用同樣的犯罪手法，多次將給付高額好處費作為實施犯罪的一個手段的事實是十分清楚的。具體到A公司這起案件，犯罪手段又有變化，又有升級，之前多起犯罪中，還要存款企業辦理真正的開戶，資金真正進入到銀行，而具體到本案中，將開戶這個步驟也直接省略掉了，這是該案與前面多起同類犯罪的根本區別。但這一基本案件事實在長達5年的時間內，居然沒有被發現，在整個漫長的一審程序中從未有人指出。
在該案中，A公司根本沒有開戶，公司提交的全套真實的開戶資料全部被中途替換，公章被私刻、印鑒被偽造。凡冒充公司人員開戶時提交到銀行的開戶資料上的公司公章全部是偽造的，凡在開戶后送回到A公司的開戶資料上銀行的公章也全部是偽造的，銀行行長的簽名也是偽造的，是兩套手續，兩頭作假。因此，本案所謂的A公司的帳戶，僅僅是名義上的公司帳戶，一億元資金只能是“流入”這個帳戶，而不是“存入”這個帳戶，A公司與銀行之間并沒有建立真正的存儲關系，銀行被作為實施詐騙的工具和跳板，一億元資金只能進行銀行外的體外循環。
私刻公章、偽造預留印鑒、偽造開戶資料、偽造開戶授權委托書、安排他人冒充公司會計開戶，開出的涉案帳戶只能由實施詐騙犯罪的人所控制，而這一切實施行為和實施細節是A公司和涉案人員黃某、劉某在案發之前完全不知情的，A公司、黃某和劉某事實上是這起詐騙案件的受害人，將這二人作為挪用公款共犯追訴，是個錯案，罪名的選擇也有疑問。一審判決在主觀方面無證據無事實，指控“共謀、勾結、商定”全部是自說自話，除主犯一人的口供孤證，目前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和事實能夠證明；在客觀方面同樣無證據無事實。一審判決存在著案件事實重大錯誤、核心證據自相矛盾、選擇性適用法律、孤證定案、非法羈押程序違法、非法證據未予排除、大量的事實沒有查明、大量的矛盾沒有排除等錯誤。
幸運的是，在二審中，湖北省高院的審理法官能夠有效地駕馭庭審，能夠給予辯護律師充分的辯論質證空間，能夠堅持證據裁判，這對于查明本案事實真相，是十分有幫助的。但因此時劉某已被羈押五年之久，要想獲得完全無罪判決實在太難，最終湖北省高院判決原罪名不成立，另以挪用資金罪判處劉某有期徒刑六年。
【結語和建議】
在這起案件中，多家企業存款到達銀行后被同一犯罪團伙以相同的犯罪手段騙出，卻有的定挪用資金罪、有的以挪用公款罪認定，標準混亂，而造成定性混亂的原因在于在重要案件事實未能查清的情況下，便依據錯誤的案件事實、自相矛盾的證據對行為進行了草率定性。二審法官能夠堅守法律底線，排除干擾，勇于糾錯，堅持以事實、證據為根據，是對證據裁判原則最好的落實。
與此同時，這樣一起由多家銀行工作人員內外勾結進行的金融詐騙案也應當引起相關從業人員的足夠警醒，其凸顯出的金融系統內監管漏洞更應當引起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
就本案辯護工作而言，基本的案件事實在長達5年的漫長一審期間，訴訟參與人均未能發現問題的實質所在，這是不應該的，也充分證明，辯護律師只有充分地“吃透”案情、“吃透”證據，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找到真正的辯點。律師工作中，除需具備扎實的專業功底之外，還需足夠的耐心、細心、用心與專心，只要付出了努力，辯點與論據自然會在看似紛繁復雜的案情之中“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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