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關系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婚姻觀念的變化，婚姻和家庭的穩定性在不斷降低，婚姻家庭案件急劇增長。近年來，我國婚家案件總體呈上升趨勢（見下表）。

近 5年全國法院家事案件一審收案量統計

（數據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歷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

2016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開啟家事審判改革試點，在家事案件的審理中引入多元解紛調解機制，至今發揮了重大的柔性司法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并未設立專門的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而家事糾紛處理具有特殊性和專業性，設立專門、規范、系統的家事調解機制已是迫在眉睫的需求。本文嘗試通過對家事調解領域現有問題的分析，比較域外家事調解制度，探索建立和優化我國家事調解機制的可行之道，供關注和推進家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法律共同體同仁們參考借鑒。

一、家事調解的內涵和外延

湯鳴教授指出：“家事糾紛是以婚姻家庭關系為基礎的紛爭，涉及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調整。”一般認為，財產關系是理性的，可以由法律進行調整，而身份關系是感性的，需要融合法律之外的情感和倫理道德。因而，以非訴訟的方式，特別是調解的方式解決家事糾紛得到了廣泛的實踐和認同。然而，我國并未設立專門的家事法院，并未形成獨立的系統性的家事調解制度。當前家事調解改革正逐步形成“司法主導、社會協同”的治理模式，既保障個案公正，又推動社會和諧。

（一）家事調解的概念

關于“家事調解”的概念，目前并無一個統一的界定。通常認為，家事調解是指在各方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中立的第三方通過斡旋、勸說等方式，促使家庭糾紛的各方進行溝通和協商，自愿達成和解協議，解決家庭內部矛盾的一種非訴訟解紛方式。家事調解是一種非訴訟的糾紛解決機制，旨在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家庭內部的矛盾與沖突。它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與理解，鼓勵雙方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基于調解的糾紛類型不同，相比其他普通民事調解，家事調解在法律之外還有諸多考量：

1. 情感因素。情感是建立和維持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紐帶，在諸多家事糾紛案件中，很多案件表面上看是財產之爭，本質上爭奪的背后是情感糾葛，是情緒報復的手段。家事調解作為一種相對柔和的糾紛解決方式，其不僅要促使矛盾各方達成共識，更要在解決糾紛的同時，緩和矛盾各方的對立情緒，修復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兼顧情、理、法的平衡。

2. 家庭倫理。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由父子、夫婦、兄弟三重倫理關系組成。一個家庭主要就是夫婦、父子、兄弟三對關系及其擴大延伸。 婚姻案件、贍養糾紛、繼承糾紛、分家析產糾紛等案件的發生，勢必對夫妻關系、父母子女關系和兄弟姐妹關系造成沖擊，如能達成共識，還能握手言和，如果對簿公堂，最后一紙判決，甚至申請強制執行，怕是要老死不相往來。家事調解在這其中承擔著重要的調和作用。

3. 公益屬性。家是最小的社會單元，發生在家庭中的糾紛，屬于私法的調整范圍，但也要兼顧公益性。例如，在離婚糾紛中，要最大程度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在繼承糾紛中，要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家事調解的核心在于通過法律、情感和心理的綜合運用，實現家庭矛盾的源頭化解。其本質是通過專業團隊（如家事法官、調解員、心理咨詢師、婚姻家庭指導師等）的介入，運用“背靠背”、“面對面”等調解方式，幫助當事人調整情緒、明確爭議焦點，并引導達成調解協議。這一過程既包含了法律條文的釋明，也涵蓋了情感修復和社會治理的功能，最終實現家庭成員身份、情感和財產利益的一體化保護。調解不僅僅化解了一個案件，對修復當事人關系、穩定家庭關系、建設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影響。 

（二）家事調解的范圍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開展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指出，家事案件是指確定身份關系的案件及基于身份關系而產生的家庭糾紛，主要案件類型有：

1. 婚姻案件及其附帶案件，包括離婚、婚姻無效、婚姻撤銷等，附帶案件包括監護權、子女撫養費、離婚后財產分割等；

2. 撫養、扶養及贍養糾紛案件；

3. 親子關系案件，包括確認親子關系、否認親子關系；

4. 收養關系糾紛案件；

5. 同居關系糾紛案件，包括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非婚生子女撫養等；

6. 繼承和分家析產糾紛案件等。

以上各類型的家事案件并非都可以調解。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試行）》指出，“婚姻效力、身份關系確認、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等”案件囿于案件性質屬于不能進行調解的案件。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家事調解在解決家庭糾紛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并不適用于所有情況。對于涉及嚴重違法行為或者家庭暴力等嚴重問題，應尋求刑事司法途徑解決；如果涉及身份關系，如離婚或者解除收養關系等，應尋求其他民事訴訟途徑。

綜上所述，家事調解是一種有效的家庭糾紛解決方式，它有助于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與理解，維護家庭和諧與穩定。在實際應用中，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糾紛解決方式。

二、家事調解的起源和沿革

家事調解這一專業服務并非一蹴而就的法律產物，而是在社會結構變革、法哲學思潮演變及司法實踐改革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家事調解相關的理念與實踐，在中西方歷史中均可找到其文化原型，這一傳統源遠流長，其調解機制與價值理念在不同法域與社會形態中逐步深化與拓展，展現出持久而廣泛的適應性。

（一）傳統社會中的調解文化

1. 中國的“無訟”思想與民間調處

在中國，家事調解的起源深深植根于傳統法律文化與基層治理實踐之中。早在西周時期，便設有“調人”一職，專司民間糾紛調和，可視為中國調解制度最初的制度雛形。至秦漢時期，鄉里組織的基層官吏（如鄉官、里正）逐步承擔起調解職能，他們在處理民間事務時注重緩和矛盾、減少沖突，體現出早期官方對非訟解紛方式的推動。

這一傳統的發展與中國古代“無訟”、“調處息訟”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尤其受到儒家“和為貴”思想的深刻影響。在儒家倫理中，社會和諧與家庭和睦被置于極高地位，提倡以協商、妥協而非對抗方式解決爭端。因此，家事糾紛長期被歸類為“戶婚田土”類細故，官方不僅不鼓勵興訟，反而積極倡導通過民間調解化解矛盾。

在實際運作中，逐漸形成了以宗族和鄉鄰為基礎的調解機制。族長、鄉紳或家族長輩憑借其在血緣和地緣網絡中的權威，依照家法族規、禮俗人情，對分家、婚姻、贍養、繼承等家事糾紛進行調處和決斷。這種傳統調解雖不同于現代專業調解機制，卻為中國社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礎——即傾向于以非對抗方式修復家庭關系、恢復和諧秩序。

2. 西方的宗教與社區干預

西方家事調解的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紀基督教教會與基層社區網絡共同構建的雙重干預機制。一方面，自12世紀《教會法匯要》正式將婚姻確立為圣禮以來，教會法庭逐步取得對婚姻、親子及撫養等家事糾紛的專屬管轄權。堂區牧師以“靈魂醫治”為名義，在訴訟前主動介入并提供勸導，致力于夫妻和解，實質上形成了某種“調解前置”程序，體現出教會將家庭關系視為神圣秩序的一部分、而非純粹的世俗爭議。另一方面，在教區、行會或鄉村共同體中，具有道德權威的長老、鄰舍或行會首領也往往基于維護“社區和平”的考量，主動介入家庭沖突（如夫妻不和、親子矛盾），推動達成口頭或書面和解。

這兩種機制——教會的精神引導與社區的道德權威——相互交織，共同塑造出一種以道德修復和社會和諧為導向的糾紛干預模式。它們均將家庭糾紛首先視為對宗教倫理和共同體秩序的挑戰，而非單純的法律爭議，因而強調調解優先于對抗、和解優于判決。這一將家庭關系納入神圣與社群雙重保護下的治理傳統，不僅體現了前現代西方社會對家庭穩定的高度重視，也為現代家事調解制度提供了最早的理念雛形與實踐框架。

（二）現代意義上的專業家事調解的興起與成型

20世紀70年代，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開始將調解引入家事糾紛解決領域，旨在以非對抗方式處理婚姻家庭矛盾。這一時期，調解最初主要運用于離婚爭議，形成了被稱為“離婚調解”（Divorce Mediation）的實踐模式。該模式由中立第三方調解員協助面臨分居或離婚的夫妻減少沖突、改善溝通并推動親職合作，尤其致力于保障子女最大利益。早期專業離婚調解多依附于家事法庭體系，作為其延伸服務逐步發展。參與調解的專業人員多來自法律顧問、心理健康及社會福利等領域，普遍具備法律或兒童保護相關背景。隨著實踐發展，“家事調解”(Family Mediation)逐漸成為更通用的術語。盡管從概念上看其外延大于離婚調解，但在實際應用中，服務對象仍集中于涉及離婚或分居事宜的夫妻，尤其側重于解決涉及未成年子女撫養與教育安排的糾紛。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的傳統家庭價值體系和秩序受到社會變革的極大沖擊，離婚率飆升，大量的離婚案件涌入法院。法院面臨如此大的負擔和壓力，亟需需替代性方式替法院分流案件，減輕負擔，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此外，訴訟作為一種對抗性極強的爭議解決模式，不僅加劇了當事人之間的沖突，更會對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法律界和社會公眾開始深刻反思傳統對抗制訴訟在解決家事糾紛方面的局限性。訴訟強調“勝負”，而非“和解”；著眼于“過去是非”，而非“未來安排”；過程冗長、成本高昂且情感破壞性強。在此背景下，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運動應運而生，并蓬勃發展。家事調解作為ADR家族中最核心、最活躍的成員之一，因其自愿、保密、靈活、面向未來的特點，被推崇為訴訟之外的最佳替代方案。至1980年代，美國的家庭調解志愿者協會建立起來，隨后美國、加拿大開始設有家庭調解學會、家庭與法院調解協會，這些都促進了調解專業化的發展，并發展起了調解員的認證標準、倫理規范等。

在澳大利亞，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為了強調家事調解的重要性，將其由“替代性的糾紛解決方式”，改為“主要的糾紛解決方式”（Primary Dispute Resolution,PDR），并且在《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令》(Family Law Reform Act 1995)中，將此改變予以明文規定。

早期的調解員多由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律師、社工、心理咨詢師等志愿擔任。隨后，專門的家事調解培訓課程、職業倫理規范和資格認證體系逐步建立，催生了一支專業化、職業化的家事調解員隊伍。在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不同的調解模式，如側重于問題解決的職權型模式、側重于情感疏導和心理治療的治療型模式、以及強調賦權與轉化的轉化型模式等，豐富了調解的理論與實踐。

（三）家事調解在中國的發展沿革

我國家事調解制度的發展是一部從“非正式”走向“規范化”、從“調解為主”走向“調判結合”的曲折演進史。傳統社會中，家事糾紛主要依賴宗族長輩、鄰里鄉賢等民間權威進行非正式調解，雖具社會威望，卻不具法律拘束力。進入20世紀，社區調解被司法行政體系收編，調解員逐步“干部化”“半官方化”，調解過程強調依法、規范，成為政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線”，其社會治理功能在司法行政指導下不斷強化。

隨著司法政策的起伏，家事調解經歷了“時枯時榮”的曲折歷程。建國初期，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數量少，調解應用有限。隨著20世紀60年代后離婚潮的涌現，調解案件數量顯著增加，人民調解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時代特點的工作方式。其特點主要包括：第一，家事調解在組織形態上實現了對傳統民間調解的規范化與正式化改造，依托群眾性調解組織及相關條例建立起初步制度框架；第二，調解工作被納入社會治安與綜合治理體系，作為“政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線”，承擔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因而具有較強的主動性和干預性；第三，調解人員多由社區干部兼任，體現出明顯的干部化傾向；第四，在調解方法上往往帶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實質上更接近“調處”而非純粹中立性調解；第五，在依據上主要以國家法律和政策為基準，情理僅作為在不違背前述原則的前提下輔助考量的因素；第六，在程序層面仍普遍依賴調解員的個人經驗，通過說服教育等方式開展調解，體現出較強的經驗主義色彩。

20世紀80年代，家事糾紛始終是人民調解工作中最主要的類型，年調解量持續超過百萬件，其中婚姻類案件占比最高。自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頒布后，繼承糾紛也逐漸增多，年案件數超過20萬件。這一階段的家事調解表現出以下突出特點：第一，婚姻調解仍以勸和為主要目標，強調維護家庭關系的穩定與完整；第二，調解員隊伍呈現干部化特征，雖吸納部分離退休老同志、教師等社會人士參與，但仍以基層組織在職干部為主體；第三，在方法上強調依法調解，以國家法律、政策及社會公德為主要依據，體現出較強的法制化傾向；第四，秉持實質主義調解理念，注重通過調查事實、分清是非，并借助權威、聲譽和情感感化等方式進行說服教育；第五，帶有明顯的司法行政色彩，如對調解員實行任務指標管理，同時承擔社會綜合治理職能，強調主動介入、上門調解，力求“第一時間、第一地點”化解糾紛，突出其糾紛預防與排查功能。

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推進以及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家事調解的社會環境與機制功能發生顯著變化，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首先，農村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遷，傳統的“熟人社會”逐漸轉向“半熟人社會”，社區凝聚力的下降導致傳統調解模式所依賴的關系網絡與道德約束力減弱。其次，法治建設的推進和倫理規范約束力的軟化，使法律與司法裁判逐漸成為糾紛解決中的官方權威依據。這一變化也滲透到家庭領域，個人權利意識和自由訴求日益增強，傳統中依賴單位、社區干部或個人聲望的調解方式效果大不如前。最后，調解組織自身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方法上也顯現出明顯不足。受社會轉型與政策調整影響，部分農村地區的調解組織趨于渙散，甚至名存實亡；即便存在，也仍主要依靠樸素經驗開展調解，缺乏針對家事糾紛的專業服務與專門程序，難以適應新時期糾紛復雜化的需求。

21世紀初，隨著《婚姻法》、《物權法》等的出臺和修訂，家事案件數量激增，法院面臨巨大壓力。最高人民法院積極推動“大調解”體系建設和“訴源治理”，家事審判方式改革成為重點。我國家事調解制度在法治化與社會治理雙重推動下不斷發展，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的顯著特點：第一，家事調解的范圍與對象進一步細化與規范。法律制度明確將家庭暴力、虐待、遺棄等案件納入訴訟外調解范疇，體現出社會治安與綜合治理導向；同時，也界定了不適用調解的案件類型，如婚姻無效、身份關系確認等案件，以及依案件性質或當事人情況顯然不宜調解的情形，反映出對家事糾紛特殊性的制度回應。第二，初步建立“應當先行調解”機制。婚姻家庭繼承類糾紛在訴訟前被提倡優先通過調解方式解決，但該制度在具體適用范圍、與“應當調解”的區別等方面仍存在理解不一致和規范銜接問題，顯示調解機制在制度化進程中仍處于探索階段。第三，自2002年起，訴訟調解重新獲得重視。國家強調調解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價值，并通過多項司法政策提升其地位。具體措施包括：出臺司法解釋以規范調解行為、增強調解協議的效力；推行委托調解與協助調解機制，拓寬調解主體的社會化參與；確立“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審判指導原則，實現調解與裁判的有機銜接。

當前，我國家事調解領域呈現出主體多元化與專業化的顯著發展趨勢，形成了法院附設調解、司法行政機關指導的人民調解、律師協會等專業組織提供的民間調解協同并存的格局。這一發展以《家庭教育促進法》倡導的和諧理念為支撐，并通過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等程序規范得到進一步保障。各地實踐表明，法院、司法行政、婦聯、律師協會等多方力量正通過構建協作網絡，推動家事糾紛解決機制向更加專業、高效且注重實質化解與社會情感修復的方向演進。由此，家事調解在中國完成了從“民間自發”到“制度嵌入”、從“單一和事”到“多元解紛”的深刻轉型。

三、上海地區家事調解的發展和現狀

我國幅員遼闊，本文以上海地區的家事調解實踐作為切入點，對目前上海市的家事調解的發展和現狀做一個簡單介紹。

上海地區家事調解的發展經歷了傳統的由社區居委干部或民警進行家事糾紛調解、法院訴訟中由法官進行家事糾紛調解的發展階段，發展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調解形式。以前較為傳統的家事調解是通過社區相關人員先進行民間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也可通過法院訴訟解決，法官再從中進行司法調解的流程。而目前的家事調解領域出現了更多的調解主體參與，如像律師、人民調解員、社工組織、婦聯等調解主體參與介入，使得目前家事糾紛的調解主體更加多元。

目前上海地區家事調解發展的現狀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雙方當事人未通過法院訴訟處理糾紛，而是通過社會多元糾紛調解主體，現如今不僅有傳統的社區居委干部、派出所民警等社會調解主體會對家事糾紛進行調解，現在更是發展出來了整合司法所、派出所、律所三家單位優勢資源以“三所聯動”方式對家事糾紛進行調解的新調解形式；

另一個層面是當事人通過訴訟法院，從僅以法院作為調解主體直接參與家事糾紛調解的單一機制，發展出了法院利用多元調解機制，通過委派法院外人員，如調解員、律師在訴前對案件進行調解的新調解形式。

以下對上述兩個層面的家事調解情況作詳細介紹：

（一）社會層面糾紛調解：社會多元糾紛調解主體參與社會調解的實踐情況

上海是一座擁有2500萬常住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并不算遼闊的城市面積卻擁有著龐大的人口基數就決定了這座超大城市中的如果存在矛盾糾紛，會有量大面廣、復雜多元的情形，其中特別是家事糾紛會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家庭的穩定，老百姓的安康幸福指數，從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除了傳統的由派出所、居委干部對社區內居民的家事糾紛進行調解之外，為應對在城區居民依法維權意識日益強勁、單一主體化解矛盾效果不佳、優質法律資源未充分利用等問題。幾年前，在上海市虹口區率先進行試點形成了由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師事務所參與的“三所聯動”矛盾糾紛多元化調解機制，建立公安派出所牽頭主導、司法所組織協調、律師事務所專業支撐”的“三所聯動”機制，并引入教育、民政、衛健、房管、市場監督等多部門，搭建多元解紛平臺，凝聚矛盾糾紛化解合力，確保糾紛類警情在法治軌道上全量納管、全程閉環、全天候全方位化解。后該多元化調解機制已經逐步在全市部署推廣，將其作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上海實踐、作為踐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重要舉措、作為推動平安上海建設的有效手段，著力把矛盾糾紛更多更快更好地化解在基層一線。

“三所聯動”是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律師事務所通過簽約結對共建方式，開展矛盾糾紛化解。調解工作由駐所人民調解員主持，充分聽取當事人陳述，講解有關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耐心疏導，在當事人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基礎上提出解決方案，幫助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民警全程參與調解，維持調解現場秩序，告知擾亂現場秩序的法律責任，引導當事人控制情緒，避免過激行為。簽約律師圍繞矛盾糾紛提供法律咨詢、法律建議等專業支撐，參與調解協議的訂立、法律風險的告知等整個調解環節中。2024年初，“三所聯動”還納入市為民辦實事實施項目，市委常委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深化“三所聯動”助力新時代超大城市基層治理現代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意見》。市司法局和市公安局也發布了關于印發 《關于本市律師參與“三所聯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工作的實施意見》的通知以進一步推進“三所聯動”工作的進行。

“三所聯動”對于化解社區家事糾紛的貢獻的無疑是巨大，其整合了基層調解資源對家事糾紛進行第一時間的化解，是目前上海市領導大力推廣的調解機制，是未來社會家事糾紛調解層面的主要方向。

（二）法院層面糾紛調解：法院階段家事案件調解實踐情況

目前法院層面受理案件后，除了由法官直接對家事案件進行調解，律師作為當事人的代理人參與調解外，目前法院層面還存在訴前多元調解的調解機制。

現如今，人民法院每年的案件收案量都在增加，法院長期存在“案多人少”的情形，當事人的代理律師由于也會出于訴訟立場等原因，往往也不愿意在調解中投入太大的精力，而多元調解制度則能在很大程度上分解人民法院辦案的壓力。

所謂多元調解制度，是指法院通過第三方對案件進行調解，法院對調解結果進行司法確認的調解制度。曾經有一度法院委托的第三方為非法律專業的人民調解員，而通過這些年對于調解工作的摸索，有些法院逐步通過與律所建立協同調解關系，委派具有法律專業、更懂得調解知識的專業律師作為第三方調解主體對案件雙方進行調解，這大大增加了化解家事矛盾的可能性。這也是未來多元調解機制的一種新的方向。

多元調解中的律師作為新興的“人民調解員”，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又擁有獨立第三方的身份，會更有利于取得與當事人之間的信任，從而更有效的化解家事矛盾。當然，律師調解員必須在整個調解過程中除了要發揮專業性、中立性以外，還要做到對于案件的保密性，需要律師對案件進行保密，不可對外透露案件情況。另外，對于有利害關系的案件，如同所律師代理的案件，也需要像法官一樣做到回避，以保證案件的公正性。律師作為多元調解機制的參與主體直接體現了律師、法官作為司法共同體的一環，共同協力調解化解家事糾紛矛盾，這本身也是一種法律人價值的體現。

四、現有家事調解制度面臨的問題

（一）現有家事調解程序立法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

家事調解作為化解家庭糾紛、維護家庭和諧與社會穩定的重要機制，其有效運行有賴于完善且統一的法律規則支撐。然而，當前我國涉及家事調解的立法尚未形成完整體系，相關規范呈現“分散化、碎片化”特征，既缺乏實踐指引，也難以保障程序公正與效率，已成為制約該制度發展的核心瓶頸。

從立法體系來看，我國家事領域的實體法律規范已日趨成熟，《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對親屬關系、夫妻共同財產分割、子女撫養權等核心問題作出明確規定，為家事糾紛的實體處理提供了依據，但程序性規范嚴重滯后。家事調解的程序要求未集中規定于專門立法，而是散見于不同層級和類型的法律文件中，《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中有關于訴訟調解的一般規定，《民法典》等實體法中也嵌入了部分程序條款，如第一千零七十九條將“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納入婚姻家庭編，家事調解存在程序規范缺失、程序與實體規范界限模糊等問題，增加了法律適用的困惑。

立法缺乏系統性直接導致實踐操作缺乏統一標準，核心程序要素缺乏全國統一標準，使“調解優先”原則難以真正落實。無論是調解適用范圍的界定（如哪些案件因涉及緊急權益保護需排除調解）、調解員的資質與培訓機制（如是否需具備心理學、社會學背景，如何開展定期培訓），還是調解流程設計（如會議組織形式、證據提交規則）、調解期限設定（如最長調解周期）、調解協議效力（如是否具有強制執行力）、調訴銜接機制（如調解中獲取的證據能否在訴訟中使用），抑或是保密原則的適用范圍（如調解陳述是否受隱私保護）、弱勢群體的專項保護措施（如兒童、老人的利益優先程序）等，均未形成明確且統一的法律規定或操作指引。這導致不同地區、不同法院的調解實踐差異顯著，調解質量與效率難以保障，甚至可能因程序不規范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

（二）家事調解仍多向法院集中，辦案壓力難解

由于缺乏統一的、系統性的立法，家事調解在法院和多元主體間缺少統一的組織協調，缺乏系統高效的制度、程序和配套措施。現階段，家事案件的調解仍多向法院集中。一方面當事人的認知仍是法院訴訟解決糾紛為底線，對于人民調解、民間調解的多元解紛主體認識不足、信任度不夠，并且出于訴訟效率考量，較難主動選擇多元主體介入進行家事調解，另一方面法院出于辦案質量和程序銜接的便利考慮，仍傾向于通過法院內部或法院延請的調解人員解決，也較少會主動選擇委托外部的多元主體進行家事調解或提供協作。

然而現實是近年來多地法院（尤其是北上廣等經濟發達地區）家事案件數量激增，法院的辦案壓力極大，而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又在2024年12月30日發布《關于在審判工作中促進提質增效，推動實質性化解矛盾糾紛的指導意見》，要求防止“程序空轉”，推動實質性化解矛盾糾紛，法院系統急需通過合理高效的家事調解機制和程序的設置來分流案件，同時保障辦案質量和效率，如何充分整合多元主體的調解力量，分流調解，減輕法院辦案壓力，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此外，家事調解多涉及到“法、理、情”多重因素的處理，既需要解決糾紛沖突中情緒的緩和、也可能針對親密關系進行修復和重構、很多時候需要對子女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進行觀察和評估，其實是需要側重于不同功能的多元主體之間進行分工和協同的，現多元解紛各渠道主體在家事調解中冷熱不均、各自為政，未能實現有效的資源優化配置，也是頗為可惜的。

（三）家事調解適用存在“一刀切”問題

家事案件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往往涉及人身關系、財產權益、倫理道德與情感糾葛等多重維度，具有較強的情感性、復雜性與個性化特征。家事調解需根據案件性質、當事人需求與矛盾焦點制定差異化策略，但當前實踐中，家事調解在適用范圍與時間安排上采取“一刀切”模式，既導致部分不適宜調解的案件陷入程序虛化或效率低下，也使需深入調解的案件因時限限制無法實質化解，嚴重背離家事調解“平和解決糾紛、修復家庭關系”的核心價值。

一方面，部分地區或法院未對家事案件的調解適宜性進行區分，將所有家事案件不加篩選地納入強制性調解程序，導致三類不適宜調解的案件被迫進入調解環節，既浪費司法資源，又加重當事人訴累。其一，涉嚴重家庭暴力的案件，受害者面臨緊迫人身安全風險，其核心需求是通過司法程序快速獲得保護（如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實現離婚判決），強制性調解不僅可能迫使受害者再次接觸施暴者，造成心理與生理上的二次傷害，且無法解決權力控制問題，反而可能因程序拖延延誤救濟時機，加劇安全風險。其二，無調解基礎的案件，當事人積怨極深，協商意愿已完全喪失，例如在撫養權糾紛中存在子女拐帶風險、在財產分割中存在轉移財產的緊急情形，此時強行調解只會消耗當事人的時間、精力與金錢成本，最終仍需轉入審判，導致處理周期大幅延長，降低司法效率，使當事人陷入“調解—失敗—訴訟”的雙重耗時困境。其三，惡意拖延型案件，部分當事人利用調解程序的時限漏洞故意拖延時間，如通過調解拖延離婚進程以轉移夫妻共同財產，或借調解逃避贍養、撫養義務。強制性調解模式為這類惡意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加劇對方當事人的權益損害，違背了家事調解高效化解糾紛的初衷。這類問題的根源在于缺乏科學的前置評估機制，既未明確“適宜調解”與“排除調解”案件的區分標準，也未充分尊重當事人的程序自主權，尤其未賦予家暴受害者等弱勢一方拒絕調解的權利，導致程序適用不當加劇權益損害。

另一方面，對于需長期溝通、逐步疏導的家事案件，僵化的時限規定使其無法實現深度調解，最終陷入“形式化調解”困境。實踐中，部分家事案件的核心需求不僅是解決表面糾紛，更在于修復家庭關系、保護弱勢權益，例如涉及夫妻情感修復、親子關系重建、長期贍養方案協商的案件。這類案件的調解效果高度依賴時間積累，需足夠時間讓當事人冷靜反思、化解對立情緒、建立溝通信任，進而達成可長期履行的協議。但是，當前法院普遍為家事調解設定固定時限（如立案后60日內完成），而認知轉變需要符合心理規律周期、情感修復與關系重建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在有限時間內，調解員僅能聚焦財產分割金額、撫養權歸屬等表面爭議，無法觸及信任危機、溝通障礙等深層次矛盾，導致調解協議僅就撫養、財產分割等問題達成表面合意，無法解決深層矛盾，甚至可能因當事人沖動合意埋下后續糾紛隱患。同時，受案件數量與司法資源不匹配的現狀影響，調解員往往需同時處理多起案件，缺乏足夠時間與精力投入復雜家事調解，且多數調解員無法同時具備法律、心理學、社會學等復合專業背景，難以同時針對情感糾葛與心理創傷提供專業判斷和疏導，進一步導致調解無法實現“實質化解矛盾”的目標，使家事調解淪為“快速結案”的工具，而非“修復家庭關系”、“案結事了”的有效途徑。

（四）家事調解在司法調解中處境

現階段，調整家事糾紛的法律依據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法律及與之配套的司法解釋，相關條文規定過于籠統。目前，我國尚未有專門針對家事糾紛的立法，且《民事訴訟法》中也缺乏對家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盡管如此，《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編、繼承編及其司法解釋，以及《民事訴訟法》的相關司法解釋，已經對家事訴訟程序的特殊性有所涉及，為處理家事案件提供了規范和科學的家事實體法律規范。例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79條、第1082條，以及最高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4條等，都對家事案件的程序作出了特殊規定，如調解前置、必須親自出庭等，以滿足家事訴訟處理家事糾紛的獨特需求。

然而，在實踐過程中，并沒有形成獨立的家事訴訟程序。如《民法典》第36條在探討監護人資格撤銷的法律程序時，清晰界定了申請人的主體資格和必要條件，但在《民事訴訟法》中尚未構建專門的審判框架，且在實體法領域內也缺乏具體規定。由于家事調解與一般的民事調解程序沒有明顯進行區分，無論處于一審還是二審階段，法官均因缺少明確的可操作性的規范指引，導致糾紛化解可能流于機械化和形式化，不能充分發揮調解在解決家事糾紛中的作用。具體而言，家事案件在第一審程序中同樣被區分為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無論是哪種程序，當裁判結果作出后，若當事人有異議，均可選擇提起上訴以進入第二審程序。進一步地，在兩審終審制度下，若發生符合《民事訴訟法》所列舉的特定情形之一，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案件，當事人都有權提起再審程序。從訴訟理念和訴訟模式的角度來看，婚姻家庭訴訟與其他所有類型的訴訟程序在核心原則上并無顯著差異，所以家事訴訟程序在實際應用中并未形成獨立的體系，而是被混雜在通常的訴訟程序之中。盡管如此，為了應對家事案件的特殊性，法律體系中仍作出了一些特定的例外規定，以確保在處理此類案件時能夠更為妥帖和有效。家事案件的司法調解采用一般民事案件的調解程序進行，導致案件的調解質量難以盡如人意。基層人民法官年齡斷層現象較為突出，法官呈年輕化趨勢及其對家事案件重視不足，大部分家事案件由審判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相對有限的年輕法官來審理，僅能保證辦案過程的規范化和專業化，無法準確把握家事糾紛的社會效應。家事糾紛更多的需要由當事人自我反思、自我調整，才能有效解決家庭矛盾，但在目前以辦案效率、辦案數量為主要指標的績效考評體系下，辦案法官為了盡快結案，一般都簡單調解之后草草下判，嚴重影響了案件質量。

因此，為了確保司法體系的高效運作和公正性，必須重視家事糾紛的特殊性，通過立法手段為家事案件設立專門的法律程序，并明確其處理規則和原則。這樣不僅能夠更好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還能提升司法體系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五）家事專業調解員的培養難題

現如今，家事糾紛逐漸從以往單純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等家庭矛盾演變為如今多發的家暴、出軌、外遇、涉財產爭奪、子女撫養權爭議。固守以往無原則的“息事寧人”“和稀泥”式的調解方式已難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需要結合《民法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依法調解、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的調解原則，通過調解，倡導良好的社會風氣，樹立良好的家德、家風、家教。家事案件具有倫理性、情感性等特點。雖然有些家事案件法律關系看上去較為簡單，但因牽涉到多個家庭成員的利益和恩怨情仇，若不注意調解方式、技巧，小案件也有可能引發大矛盾，甚至演化為惡性案件。人民調解員要掌握、運用扎實的法律知識，注重了解當事人的真實想法，在具體案件中借助情感、親情和倫理性特點，選擇恰當的調解方案，用“同理心”贏得被調解人的信任，調解中要注重將“法、理、情”有效結合，順利化解矛盾。

目前，培養一名優秀的家事調解員存在著以下五個難點：

1. 法律知識的掌握。家事調解員需要具備扎實的法律知識，尤其是與婚姻家庭相關的法律法規，若缺乏相應的知識，會導致調解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有效的將法律知識融入培訓中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2. 調解技巧的運用。家事調解涉及到人際關系的處理和情感的疏導，調解員要掌握有效的溝通技巧和調解策略，以便在調解過程中平衡各方利益，促進雙方達成共識。但是，難點在于調解技巧的學習需要通過時間和時間的積累。

3. 心理疏導能力的提升。家事調解往往涉及情感因素，調解員往往需要具備一定的心理疏導能力，以幫助當事人緩解情緒，理性對待問題，但是也難點在于在培訓中如何能夠提升調解員的心理疏導能力，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簡單培訓。

4. 實際操作能力的積累。調解員在實際調解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往往復雜多變，如何通過模擬演練、案例分析等方式，讓調解員在培訓中獲得操作經驗，是提升調解員調解專業水平的關鍵。

5. 持續的專業發展。家事調解員需要持續的學習和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家庭結構的變化，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以適應新的挑戰和需求。

綜上所述，家事調解員的培養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只有通過系統的培訓和實踐，才能有效提升專業能力，絕非能一蹴而就。而目前家事調解面臨的是激增的調解需求和具備專業調解能力的工作人員數量不對等的尬尷境地。

五、境外的家事調解制度借鑒

（一）美國家事糾紛調解機制

1. 美國家事糾紛調解機制的發端：

二戰之后，美國經濟迅猛發展，進入高度繁榮時期，受到社會深度變遷沖擊，訴訟案件數量呈現爆炸式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訴訟延遲、訟費高昂已經越來越引起美國社會關注，不滿情緒日益加劇。在此背景下，1976年包括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在內的全美最知名的法律人士，參加了“關于公眾不滿司法當局原因”的研討會，此次研討會后，美國司法部及美國律師協會開始探索替代傳統法院解決糾紛的新機制。由于此次研討會旨在紀念龐德1906年在圣保羅所作的關于公法與私法區別的著名演講，因此也稱為“龐德會議”，被公認是美國現代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ADR運動和司法改革的發端或起點。

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泛指一切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方法的總稱，調解是ADR當中最典型、使用最普遍的程序之一。目前，美國幾乎所有的聯邦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ADR，所有的州也都開展了類似的法院附設調解項目。而在家事領域，由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離婚率飆升，家事紛爭增多，傳統對抗性訴訟程序越來越難以應對家事糾紛的解決，亦推動了美國的家事審判模式轉變，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成為訴訟的有利補充，甚至在有些案件中替代了正式的司法程序。

2. 美國調解機制立法：

1）司法改革法案：

1990 年美國國會通過《民事司法改革法》，確定了55個聯邦地區法院作為試點法院，并要求其中13個法院采用ADR，進而開始在美國各級聯邦法院大規模地推廣和應用法院附設ADR。并出現了法院附設仲裁、法院附設調解，簡易陪審團審理和早期中立評估等新型的解決方法。

2）ADR法案：

1998 年，美國國會通過《替代性糾紛解決法案》，進一步授權聯邦地區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可以使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規定每個聯邦地區法院至少要有一種ADR 程序，并根據各個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實施細則。

3）統一調解法：

基于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家事法事項屬于各州的管轄范圍，不同的州各自對家事調解進行立法規范。由于家事糾紛具有一定的共同特質，各州的家事調解制度的主要內容與總體特點基本上一致。關于調解人行為規范的全國性示范法主要是2001年8月由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起草的《統一調解法》。由于聯邦制的權力架構，美國并不存在統一的調解立法，而是通過示范法促進全國法律的統一化，減少各州間的法律分歧，主要是供各州采納或參考，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統一調解法》極大地促進了調解立法的統一，推動了美國跨州調解的發展。此外，《統一調解法》也吸收律師協會參與立法，獲得律師界對調解的支持，改變了其傳統的律師文化。

4）各州的調解規則和調解人行為準則

美國有很多州自行制定了詳細的調解實施規則，很多地方法院訂立《法院附設調解規則》用于指導律師、調解員和當事人適用調解程序來解決民事案件。美國仲裁協會（AAA）、美國律師協會（ABA）的糾紛解決部門以及糾紛解決協會（ACR）也于2005年修訂了《模范調解人行為準則》，內容包括：自治；中立公平；利益沖突；能力；保密；程序質量；廣告宣傳；收費以及調解實踐的推廣應用。許多州以及有關部門和組織也都有自己的調解人行為準則。 

3. 美國的家事調解啟動和程序：

1）家事調解的啟動：

美國家事領域的調解按啟動模式分為當事人自愿調解和法院命令調解。

法院命令調解指根據州最高法院的程序規則，法院通過命令使糾紛進入調解程序，但調解過程本身并不具有強制性，法院也不得強求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家事領域的法院命令調解一般對家事案件享有普遍管轄權，主要涉及離婚、變更之訴、財產分割、配偶贍養費、子女監護權和探望權、親緣關系和子女撫養等。并且，在某些州（如佛羅里達州），如果存在家庭暴力史可能嚴重影響調解過程的，基于動議或當事人一方的請求，法院可禁止對該家事案件進行調解。

2）美國家事調解的程序：

調解程序一般包括調解前、調解中、調解后的相關程序。

調解前的準備包括調解員和調解時間的確定、提交調解文書（書面的案情簡介，包括案件事實、責任主張、受到的損害以及提出的要求）。需提前向調解員披露參與人的名字以及與當事人的關系。調解前提交文書的意義在于能使當事人及其律師在調解前做好充分的準備。準備越充足，越可能達成和解。

調解中的過程包括：調解員對調解程序規則的說明、調解員與當事人的會議（聯合會議和/或單獨會議）、當事人的陳述、調解員主持協商、采取臨時措施或緊急救濟、調查證據等。

調解后，調解員根據調解結果（達成協議或未達成協議）向法院匯報結果。雙方達成書面調解協議的，調解協議將提交至法院，若后續有當事人對已達成的調解協議提出分歧或不執行，法院可以對其采取措施實施制裁；未能達成調解的，調解員向法院提交的調解報告可以作為對某些申請、實體問題或程序問題、或當事人行為的確認。

4. 美國家事調解機構

美國家事調解機構分為法院附設調解和社會調解兩大類。

1）法院附設調解。由法院向當事人提供調解辦公室和調解員，采取“調審分離”的結構，即調解與審判相互獨立，避免審判對調解的影響與干預。法院附設調解的調解員主要是由在法律界具有一定地位的律師和退休法官擔任，分為兩類，一類是法院聘用的調解員，有專職也有兼職，作為法院工作人員，只能在受聘法院開展工作，另一類是附屬于社會調解機構的調解員，有專職也有兼職，在案件訴訟中由法官提供調解員名單供雙方選擇。

2）社會調解，主要指社區調解和商業調解。社區調解具有公益性質，調解員多為志愿者，由非營利的民間機構管理。商業調解則具有濃厚的市場性質，由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退休法官和專職律師構成，有專業的調解公司，如美國最大的商事調解公司是1979年成立的司法仲裁調解服務公司JAMS（Judi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Services），年均解決13000至14000件糾紛（包含家事和其他各類型案件），大部分達成調解協議。也有私人執業的獨立調解人，處理專業性較強的法律事務。

5. 美國家事調解的原則：

1）中立性。中立和不偏不倚是調解程序最重要的基礎。

2）自治性。調解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賦予當事人充分的自主權。

3）靈活性。調解程序具有較大的靈活性，當事人可根據爭議的具體情況來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和程序。

4）通過適用調解程序所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5）非對抗性。調解方式是通過爭議雙方在妥協退讓的基礎上達成一致來友好解決爭議，與訴訟中雙方針鋒相對的對抗相比，調解方式更有助于在未來維護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

6）保密性。調解程序都是非公開進行的，不論是和解、調解還是協商談判，在許多情況下，獲得合意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保密原則的確立和實施。由于有保密原則作為前提，當事人才可以放心地將自己的立場、“底線”和所關注的問題及對解決方案的真實想法完全透露給中立第三人。保密對于中立第三人來講一方面意味著他（她）不能將一方當事人提供的信息披露給對方當事人和公眾，另一方面也確保他（她）在未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不被要求向任何人公開這些信息，這使得中立第三人有機會分別與雙方當事人進行秘密會談，獲得最有價值的信息，并進一步利用這些信息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促成合意。可見，保密性是整個程序中促成爭議解決的核心環節

7）非終局性。調解方式不具有終局性，即如果調解未能解決爭議，當事人仍可將爭議提交仲裁或訴訟解決。

8）便利性。調解程序簡便、快捷，費用低廉。

6. 美國對于家事糾紛預防的措施

除了在爭議解決途徑運用ADR以外，美國也有針對家事糾紛的預防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婚姻教育計劃。美國聯邦政府對婚姻教育計劃投入大量資金，許多州還將婚前教育、培訓和計劃作為領取結婚證的必經程序，鼓勵當事人事前通過家庭伴侶協議、婚前協議、監護協議等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特別是對家庭收益、支出及財產等進行約定以避免糾紛。

第二，預防性法律服務。預防性法律服務所追求的理念是預防糾紛比糾紛發生后以訴訟解決糾紛更有利于家庭和諧和社會穩定。它將家庭律師定位為預防和控制糾紛的實施者，從家庭的決策到家庭的經營再到糾紛的解決，最大限度地降低家庭糾紛訴訟，降低引發訴訟的法律風險。

此外，也出現了許多個性化、靈活性的家事糾紛的預防和解決途徑：

1）親職教育計劃。在預防和減少家事糾紛的機制上，親職教育計劃是美國的一項重要舉措。1996年美國亞利桑那州政府頒布了一項法律，要求在全州實施“家庭關系教育”，該法案要求父母若打算離婚、分居或申請子女的撫養權、監護權時必須參加“親職教育課堂”。該課堂目的在于與父母探討有關離婚的影響、家庭的重建以及離婚后子女應有的權利等。講授內容包括：父母行為對子女的影響、溝通的技巧、教養子女的技巧、避免或解決矛盾的技巧、父母如何幫助子女適應離婚或分居生活、父母與子女沖突的負面影響等。其重點是教育父母及子女如何應對離婚家庭變故后的生活。離婚期與分居期對父母或子女都是最困難的適應期，實踐證明，參加親職教育課堂的父母能較好地適應變故后的生活，同時還減少了訴訟。

2）監護調解服務項目。由具有豐富家事服務工作經驗的心理專家作為監護調解人，調解關于子女的監護糾紛，為當事人提供咨詢、教育服務，對當事人在長期生活中經常發生的日常監護問題作出決策。

3）協作式法律服務。協作式法律服務主張摒棄家事糾紛領域內的對抗制理念，嘗試同自己的律師通過合作，采取互利共贏的程序來解決糾紛。這一模式已經成了化解家事糾紛最有效機制之一，它由四方會議和參與協議兩部分構成。四方會議作 為協作式法律服務的核心內容，最好的詮釋了團隊的力量。在四方會議中，糾紛雙方公開、誠信、充分地披露相關信息，和律師會面積極、主動協商解決糾紛；參與協議是法律服務不可少的一部分，為避免訴訟，他們以協作的方式工作、以善意的動機參加、詢問和回復，目的是確保當事人和律師更好的理解和 接受法律服務。參與協議中的“剝奪代理資格”是最具特色的條款。該條款規定，當協作式法律服務未能促成雙方和解，訴訟不可避免時，原先的律師不得再代理該當事人提起訴訟。

（二）澳大利亞家事糾紛調解機制

澳大利亞非常重視家庭立法和家事糾紛的解決，1975年制定了《家庭法》、1988年制定了《子女撫養費（登記與收取）法》和《子女撫養法修正法》、1989年制定了《子女撫養費（評估）法》等。根據聯合國倡導的“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和人權保護理念，以構建和諧家庭為總目標，從2005年開始多次修改家庭立法，在《家庭法》中新增了家事糾紛解決機制（以下簡稱FDR新機制），它是《家庭法》最具特色的內容之一，其中有許多制度和理念值得借鑒。澳大利亞采取非訴訟和訴訟相結合綜合家事糾紛解決機制。

1. 非訴訟解決機制

1975年澳大利亞《家庭法》規定了原發性糾紛解決制度（簡稱PDR），它是最具特色的法庭之外解決糾紛的程序和服務，是澳大利亞解決所有家庭糾紛案件的前置程序，只有先經過PDR程序不能解決的才能進入訴訟程序。

一是家事咨詢服務。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為了預防家事糾紛、及時化解家庭矛盾，通過了“家庭關系服務計劃”，在社區設立了“家庭咨詢服務”機構，從源頭預防和制止家事糾紛的發生和激化，更好地為當事人提供家庭關系的咨詢服務。家庭咨詢員可由法院的首席執行官授權法院官員或工作人員擔任，也可聘請法院外的其他具有“家庭服務資格”的人，或從司法部批準的具有從事家庭咨詢資質的組織，如“家庭關系中心”人員中通過行政委任產生。家庭咨詢員的職責包括：為提出離婚的夫妻提供和解幫助的服務，為已分居且有子女的當事人擬訂撫養計劃，為受離婚影響的子女提供服務等。

二是家事糾紛調解服務。不同于家庭咨詢服務，家事糾紛調解服務不解決感情問題，只調解具體家事糾紛，如夫妻分居或離婚時對其爭議的財產歸屬、子女撫養等問題。《家庭法》 規定，凡涉及父母對子女的養育糾紛或向法院提起撫養令申請 時，必須先經調解服務，向法院提交由家事糾紛調解員出具的已進行調解服務的證明，除非出現家庭暴力、子女虐待或者緊急事項等，所有分居的父母（從2008年7月1日起）在向法院申請養育令之前，必須先嘗試通過家庭糾紛調解機制解決爭議，否則不被受理。《家庭法》要求調解員與當事人有利害關系時應當回避，調解的時間、場所、程序等符合當事人的需求；調解前首先對當事人說明調解的注意事項，并對當事人糾紛和調解作出評估；在調解服務不再適合時，當事人可要求終止服務。澳大利亞家事糾紛調解是訴訟前置程序，即在開庭審理之前，調解員仍有對家事糾紛調解的權利，并且調解與審判相分離。

三是家事糾紛仲裁服務。《家庭法》第3章第19條D款到H款將仲裁分為由當事人申請而提起的仲裁和由家庭法院提起的仲裁。前者又叫私人仲裁或不公開仲裁，這種仲裁的啟動權掌握在當事人手中；后者必須征得所有當事人的同意，否則仲裁不具合法性。以上仲裁結果都不具有強制力，只有經登記的仲裁裁決才與法院的判決具有同等效力。澳大利亞FDR模式下的仲裁，僅包括婚前、婚內財產協議，對涉及子女撫養及夫妻扶養協議，均不得仲裁。家事糾紛仲裁服務具有成本低、程序簡單、靈活性強、裁決終局性，利于隱私的保護等優點，在解決當事人有關家庭財產糾紛中作用越來越大。但仲裁由于靈活性大，有時可能導致雙方當事人利益失衡。

四是家事糾紛調停制度。調停作為澳大利亞較早的家事糾紛解決機制，是家庭法院審理案件前的重要手段，調停會議是前置聽證會的一種。調停適用于解決家庭財產糾紛，所有涉及財產的案件都要經過調停會議，且雙方當事人和其律師必須親自出席，這是強制性的，這與采用自愿調解制度不同。同時，調解員是由家庭法院、治安法庭或經核準的調解機構指定的，而調停員是由當事人推薦或雙方共同協商確定的；調解不僅解決財產問題，更重視對家庭關系和未成年子女的保護，而調停僅解決家庭財產糾紛；調解員對實質性糾紛提供建議方面幾乎保持沉默，而調停員常常會運用專業知識和經驗為當事人提供合理的解決方式。實踐中適用調解還是調停根據糾紛確定，如當事人僅對家庭財產產生爭議，適用調停較合適，即由一個相對公正、客觀的第三方對有爭議財產作出客觀評價。但若對未成年人監護和撫養產生爭議，就應選擇調解。另外，為盡早解決家事糾紛，雙方當事人在選擇咨詢、調解或仲裁之前往往會進行協商，所以協商也成為PDR的一個前置程序。

2. 訴訟解決機制

一是澳大利亞的家庭法院。糾紛的解決體制中，法院是爭議解決機制這一連續統一體中的最終機制。澳大利亞根據聯邦憲法的規定，聯邦司法結構包括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法院以及家事法院。因此，澳大利亞家事法院是專門設立處理家庭及離婚糾紛的一個高等級專門法院，與聯邦法院的地位相當，其判例具有普遍約束力。

二是家庭顧問制度，又稱訴訟家庭服務制度。它與非訴訟家庭服務制度一起構成FDR新機制。依《家庭法》規定，家庭顧問由法院首席執行官根據需要配備并任命的官員、聘請的專業從事兒童及家庭事務的心理學家或社區工作人員組成，其職責是提供訴訟中的家事咨詢和調解服務。

（三）日本家事糾紛調解機制

日本現代的法律制度大都是在明治維新以后以德國法律體系為藍本建立的，與我國同屬大陸法系范疇，在一些法律規定上有相似之處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日本也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傳統儒家文化強調比較社會、團體和族群的諧調大于個人利益致使個人傾向于盡量避免訴訟以達成妥協與和解，促進了日本的家事調解制度的發展。

1. 在立法上，日本作為最早將家事訴訟立法的國家，早在1898年就頒布了《人事訴訟程序法》對家事案件中重要的婚姻親子收養等作出了特別規定，1939年頒布《人事調停法》對相關調停制度作出規定，1947年頒布《家事審判法》對諸于家庭法院、法官職權探知等作出了規定，現代日本的家事調解制度也逐漸成型，為家事糾紛調解的法律依據，在立法上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2. 在機構設置上，日本早在1948年就設立專門的家事法院主要負責“家庭內部之間的糾紛或家庭之間的糾紛”。其主要任務是家事案件的審判和調解及青少年保護案件的審理。

3. 在職能分工上，家事法官分為調解法官與審判法官，并且與家事調停委員在一起組成家事調停委員會。 

1）家事調停委員會由法官1人和家事調停委員2人以上組成，家事調停委員是家庭法院的非正式職員，除參加調停委員會進行的調停外，還可對調停案件發表基于專門知識經驗的意見。

2）法官和調停委員都由法院指定，法官任調停委員會的主任，指揮調停委員會進行調停。

3）調停委員會的權限包括許可程序代理人、許可輔佐人、許可旁聽、進行程序合并、特定情形下作出不允許趣旨變更的裁判、調停程序的參加、排除、繼承、事件關系人的傳喚、事實調查與證據調查（有關罰款和拘留的事項除外）等。

4）除家事調停委員會進行調停外，家事法院認為適當時也可以僅由家事法官單獨調停。

4. 在程序設計上，規定調解前置程序對于家事財產糾紛或者非訴糾紛設置調解前置，“當事人只有在對于調解不能時，才能夠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而法院啟動訴訟運用的是人事訴訟程序”實行調審分離對訴與非訴進行區分促進專業化程度的提高。

（四）臺灣家事糾紛調解機制

在我國臺灣地區，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調解委員會。一種是設置在法院外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屬于基層調解組織，一般由 7 至 15 名委員組成，調解委員主要是地方上的紳士、教師等具有法律或者其他專業知識及較高威望的人。親屬、繼承等家事案件當事人可直接向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但婚姻的無效或撤銷、請求認領、協議離婚等案件除外。法院也可在第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將親屬間的財產類糾紛移付其調解，調解成立的移送法院核定，與確定判決具有相同效力；調解不成立的，可申請出具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該調解機構相當于我國大陸地區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屬于社會調解機構。另一種是設置在法院內部的司法調解委員會，由法院聘請專業的調解人員進行調解。我國臺灣地區的少年及家事法院和地方法院內部都設有這種調解前置機構。這兩個調解前置機構雖性質不同，卻并行運作良好，都為家事糾紛的解決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法院內部的司法調解委員會的設置包括：

1. 家事法官

與日本和韓國不同的是，我國臺灣地區沒有在法律上賦予家事調解委員會任何職權，而是沿襲了2008年前專業家事調解試點的模式，直接將職權賦予家事法官，由家事法官負責調解程序。

家事法官應當由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并具有相關學識、經驗和熱忱的人擔任，其權限包括：指定調解期日；必要時命令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場，無正當理由不到場的裁定罰處；許可調解委員于法院以外其他適當場所進行調解；許可或命令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參加調解；調查證據等。

2. 家事調解委員

家事調解委員是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公眾，其資格要求寬松。調解委員一般由法官選任，若當事人對選任人員有異議或者要求合意選任的，法官另行選任或依當事人合意選任。法官認為必要時，也可以選任家事調解委員名冊以外的人擔任家事調解委員。調解委員為 2 人以上的，由法官指定其中 1 人為主任，負責指定續行調解期日、指揮調解進行。調解委員的權限還包括：認為必要時報請法官命令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場；酌定調解條款等。   

3. 調解程序及效力

由法官選任家事調解委員1至3人先行調解，待調解有成立希望或其他情況時，再報請法官到場。如果雙方當事人合意或者法官認為適當的，也可以由法官單獨調解。調解成立的，由書記官將解決爭端之條款詳細記明調解筆錄，送請法官簽名，調解筆錄與確定裁判具有同樣的效力。調解不成立，當事人在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后十日內請求裁判的，視為自申請時已請求裁判。

我國臺灣地區還借鑒日本的“相當于合意的審判”制度和“取代調停的審判”制度，建立了“合意裁定” 制度和“適當裁定”制度，兩者相似程度極高。與日本、韓國的移付調解不同，我國臺灣地區的法院在家事審判程序中雖然可以依職權移付調解，但除兩造合意或法律別有規定外，以一次為限。

（五）香港家事糾紛調解機制

我國香港地區在“一國兩制”制度下的家事司法具有融匯中西、普通法傳統基礎上又極度本地化的特色。由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的離婚率一路攀升，造成家事案件輪候時間延長，形成司法的擁堵，為緩解家事糾紛與司法不能的尖銳矛盾、推動夫妻之間的溝通和讓步，感情彌合與再生，家事調解這種新型的排解糾紛模式應運而生。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The Hong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就提出“婚姻調解輔導項目”，與香港家庭福利會（The Hong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共同推動在家事法庭專門設立“調停統籌主任”，初步建立起調解在香港司法體系內的作用。2000年5月，香港家事法庭全面推行“家事調解試驗計劃”，設立調解轉介機制以及“調解統籌主任”的職位。由于該計劃富有成效，能夠幫助處于分居或離婚的夫婦以非訴訟方式解決婚姻上的紛爭，香港司法機構決定保留調解方式解決家事糾紛的機制。

2003年12月，家事法庭又推出“婚姻訴訟附屬救濟程序改革試驗計劃”，旨在解決婚姻中的財務紛爭，弱化訴訟對抗形式，促進婚姻訴訟雙方達成和解，從而減少不必要的訟費、延誤及減輕雙方所承受的情緒困擾。2007年1月，香港司法機構成立“調解工作小組”，專司訴訟調解相關事項的落實。

2009年4月，香港民事司法審判改革中正式引入調解作為當事人自愿參與的糾紛排解程序，便于訴訟各方以更快捷、更具成本效益及更和諧的方式解決分歧。香港司法機構因而頒布《實務指示31-調解：一般指示》，并于2010年1月在香港高等法院大樓設立調解資訊中心。2012年香港司法機構頒布關于家事調解的《實務指示15.10》，明確婚姻法律程序和家事法律程序中的家事調解程序。2018年在灣仔政府大樓成立綜合調解辦事處取代了2000年成立的家事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和2010年設立的調解資訊中心，統一為香港地區的婚姻或家事案件提供調解相關服務。

2024年3月，香港司法機構推出一項為期兩年的“家事法庭轉介調解計劃”的試驗計劃，在家事法庭派駐調解員，特約調解員會被安排在合適的個案中，為雙方均無律師代表且經濟資源有限的當事人提供支援服務，在法院大樓內協助各方當事人解決在訴訟過程中過度占用司法時間的爭議。

在調解員的人才培訓方面，自2014年起，香港司法機構與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簡稱：調評會）合作推行家事調解監督試驗計劃，由司法機構提供真實個案，然后由調評會配對家事調解監督員與接受訓練的家事調解學員。由于該計劃被證實能有效增加受認可的家事調解員人數，自2022年1月起，司法機構將該計劃常規化，以增加香港家事調解員的人數及提升其專業標準，從而滿足家事調解服務日益殷切的需求及推動家事調解專業的整體發展。

六、我國構建家事調解機制的設想與探討

（一）專門性、系統性的調解程序立法的可能性探討

是否有可能在國家立法層面，對于民事調解程序進行統一、系統的立法，并為家事調解開辟特定章節。從域外家事調解的經驗來看，無一例外都對家事調解的相關程序進行了詳細的立法。

目前我國對于調解的程序相關立法僅《人民調解法》，該法規范的主體為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而對于其他調解主體（如司法調解、其他社會調解主體）的調解程序性規范均尚處于立法空白。

家事調解程序規范所需要探討的內容可能包括：

1. 家事調解的定義；

2. 有權委托和有權進行家事調解的主體和主體間的關系及協作架構；

3. 家事調解的適用范圍和例外；

4. 家事調解的原則；

5. 家事調解的具體實施流程；

6. 家事調解的程序周期及延期規則；

7. 家事調解協議的效力；

8. 民事調解法與民事訴訟法的銜接問題；

9. 調解程序與《民法典》中實體性規范的銜接等，都值得進行深入的討論。

（二）試點專門的家事法院和家事調解機構的可能性探討

建國初期在司法機構的設計中，由于當時我國城市化程度還不高，大部分的人民還生活在農村，農村作為一個高度人情化的社會存在著許多由傳統社會遺留下來的處理家事糾紛的程序，比如在農村發生家事矛盾通常是由家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進行調解，所以當時我國家事糾紛的矛盾并不突出，沒有專門設計專門的家事法庭的必要。

而改革開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化程度不斷加深，原來農村的家事調解機制并沒有在城市繼承下來，這部分任務現在就全部落在了司法機構的身上，大量的家事案件都積壓在一線基層法院的基層法官手上，案件多、案情繁、壓力大，加之由于法院內部輪崗調動等因素，很多基層法官的家事實務經驗難以長期積累應用。如不能成立專門的家事機構，對案件進行合理分流，并由專門化且富于經驗的審判人員對家事案件進行分類處置，體制內法官在重壓之下的人員流失現象可能會更嚴重，由此可能形成惡性循環，法院系統內家事案件積壓嚴重、辦案期限不斷延長，將會損害司法權威。

如果能試點專門的家事法院，在家事案件立案階段就通過了解初步信息和意向，對案件進行高效分類和分流來提高辦案效率：雙方均有調解意向的案件可先行進入調解程序；婚齡短、無子女、無財產的簡單案件以及第一次起訴被告方不同意離婚且原告無法定感情破裂理由的案件由專人負責簡易程序快速審理；無調解意愿或無法達成調解且有一定復雜性的案件進入普通程序后再作進一步分流，單項爭議（如子女撫養、財產分割或債務承擔）和復合爭議可分配給不同資歷、能力和經驗的法官審理。

并且設想，家事案件的調解可以通過法院內設的調解（包括法官調解、法院聘請的調解員調解），也可以通過法院經篩選認證納入調解機構庫的調解機構調解員進行調解，將大大提高調解效率。調解員人選先由當事人進行自行協商選擇，如協商不成由法院在調解員庫內隨機抽簽指定。當然，需要通過設立相應的調解規則，來防止調解員或調解機構通過調解獲取自身利益。法院可以通過調解的達成率和實施率、當事人的反饋、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和評定等措施來保證調解員的專業和高效。相關細則需要更深入的探討。

此外，專門化的家事調解機構也許可以是整合現有社會資源的調解機構內設的家事專業化部門（如在“三所聯動”主體中設立或在現有商事調解中心等機構中設立），也許可以是獨立的非營利機構形式的家事調解中心。除了承接法院交辦的爭議案件外，也可以通過婚前規劃調解、婚內矛盾調解、婚姻危機調解、繼承類調解、親子類調解等非訴訟家事調解項目，在婚姻家事的各個可能產生矛盾的環節進行糾紛早期或預防、規劃性質的調解服務，并收取一定成本費用；也可以整合社工組織、婦聯組織、教育部門、心理咨詢師協會等多元協作主體的社會資源，在個案中獲取相關顧問、調查、觀護等服務；也可聯合多元協作主體通過婚戀講座、婚姻經營課堂、婚姻學校等形式向適齡人群或相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等社會主體提供綜合多元（包括不限于法律、心理、情感、親子、繼承、規劃等）的婚家矛盾預防類的學習課程，納入社會治理的環節；擇選經驗豐富的調解員和多元主體的專家作為講師，為國家機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等有需要的社會主體提供專業化和綜合型的調解員培訓，相關服務可以是公益性質，也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適當收取費用。此外，隨著涉外婚姻和跨境家事糾紛的增多，家事調解機構也可以嘗試與境外的婚家調解各類主體聯動，推動跨境家事糾紛的一攬子解決。

（三）專業家事調解人員的培養設想（多元、統籌、規范）

如前所述，家事糾紛的處理，需要在“法、理、情”多維度進行處理，家事調解機構除了吸納退休法官、律師、其他司法共同體成員等法律工作者作為專職或兼職的調解員外，也需要整合心理、社會、金融、涉外等各個領域的非法律專業調解員，構建多元、統籌、規范的家事調解員培訓體系。

需要法院、律師行業、心理咨詢師協會、婦聯、社工組織、高校等多部門聯合培養，制定專業化的教程和培訓計劃，并進行落地。調解人才的培養，可以在法學院開設專門的調解課程或設立專門的調解專業，在校期間就通過到法院、律所、調解中心等單位見習、實習積累相關經驗；各地律協也可以在實習律師的培訓中加入調解技能的培訓，或可聯合調解機構組織相關的實訓；也可以通過對心理咨詢師、社工、高校教師、企事業單位的工會政工等在職人員的培訓和考核，挑選出具備實際調解能力的人才。培訓合格人員發給調解員資質證書，并根據不同的資質和資歷，納入統一的調解員基礎人才庫和專家庫。

培訓機構也可以組織學員與地區外的其他具有豐富經驗的調解機構或組織多做調解領域的跨省、跨境交流，開闊眼界，博采眾長，優化自身，并嘗試打通跨區域、跨境的家事調解領域合作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