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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上海律師業發展的“伯樂”

史德保老領導訪談摘要

2019年第08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5,313 次

采訪時間：2017年6月12日

受 訪 人：史德保

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來了史德保老領導，剛才我們粗略地數了一下對您的稱呼。我們習慣性地稱您為“史局長”，因為我們是從您擔任市司法局副局長時認識您的，后來就改稱為（市委政法委）秘書長、（市人大內司委）主任、（市法學會）會長等等，但我們還沒數全。2016年，我們喜獲老領導所著《八十回眸》，該書生動、真實、具體地記錄了老領導的人生軌跡，在市司法局、律師工作、法制報、市人大、市法學會等我們熟悉的章節中，有關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很多事件我們都曾與您一起經歷，所以讀來非常親切。

上海市律師協會的“口述歷史、歲月回眸”活動自啟動以來，已經訪談了32位老律師及老會長，您是在上海律協任職之外的第一位老領導。

史德保：你們兩位在律師協會這么長時間，做了許多工作，不愧是上海幾十年律師發展的見證人。我是1983年到市司法局工作的，開始是負責辦公室工作，后來又作為局長助理參加了黨組，到1986年前后擔任副局長，算是參與了律師重建過程的中后期。那時上海律協三天兩頭搬家，在中山南二路近天鑰橋路的03招待所那段時間算是較長的了，我曾去過那里。

律師工作是市司法局的一項大工作，我見證了上海律師事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律師工作艱苦的創業過程。記得那時，我曾與何后等同志一起去北京參加司法行政工作會議，和李樹棠、趙珪、李國機、梁功堂、張士勤、葉傳岵等著名律師都比較熟。后來，葉傳岵調任到《上海法制報》，法制宣傳這一塊工作是我分管的。

1991年，王文正副局長退休后，我開始分管律師工作，到1993年止，大約有2年時間。之前的律師業恢復重建階段是很艱苦的，我接任的時候，已經比較正規，并開始走向繁榮了。從1988年開始，上海的合作制律師事務所也已經試行了，我記得曾去司法部開過研究合作制律師事務所管理的會議。

那兩年里，我對律師管理工作很投入，著重抓審批律師及審批律師事務所的規范化工作。雖說這些內容在過去都有明確規定，但實施的時候往往有些出入。有一家律師事務所申請設立時，發起人吹牛，加上有些人脈關系，手上有筆資金，所以事務所的設立申請就很快被批準了。結果成立快一年后，這家律所什么業務也沒有開展，于是當年就被撤銷了。有個區的總工會準備籌辦律師事務所，說是場地、人員、經費等都籌備齊全了。但總工會不是一般的群眾組織，按規定是不符合設立律師事務所的要求的。最后，我頂住壓力，不怕得罪人，堅持原則，不予批準。

我并不是個刻板的人，處理個案時，注重看其對上海律師事業發展是否有利。有一家以原來的企業法律顧問室人員為班底的律師事務所在籌建時遇到問題，經過分析研究，因其具有在專業方面的領先特色，我認為應當扶持，就靈活地為其制定了兩年過渡期的規定。以后的實踐完全證實了我當時的舉措是正確的，該所在上海律師走專業化道路發展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曾有個別法官準備調動當律師，因無先例，審批手續操作較困難，我幫助設計了具體辦法，根據個人特長，妥善地作了過渡安排。有的律師在籌建新的律師事務所時出現些瓶頸問題，我也給予具體指導，助其成功。

那時我還辦了幾件印象深刻的事。比如在做了調查研究后，發現律師發展存在一些困難，如實行效益工資，既要交個人所得稅，又要交獎金稅，稅負很重；當時的國辦所還是用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編制問題也比較突出，試行合作制律所不占編制，各所可以自己招聘人才，人員可以自行流動。一系列問題都需要通過有關部門制定政策予以解決。李庸夫局長當時還擔任著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李局長之后政法委很長一段時間就不設副書記了，只有一位書記，其他都是委員），我就給他寫了個報告，提出減輕稅負、適當放開分配、解決編制限制、開展律師體制改革等措施。李局長非常支持，并讓有關部門將改革舉措落實到位。1992年發展了300多個專職律師，從600多名律師一下子發展到900多名律師。用于事務所內個人分配的有國辦所20%、合作所30%、33%等多種做法，分配方式較之以前已經很靈活了。

還有一項工作，是注重引進和扶持人才。由于專職律師的數量不夠，且素質亟待提高，我指導律師管理處花了較長時間搞了個“三十六條”，制定了很多關于律師人才培養發展的具體措施，從法律、房產、稅務、基建、科技等機構、部門，吸收人才到律師事務所。在政法部門，有審判員、檢察員資格以及公安局科一級的，企業里中級職稱以上的，只要符合相關規定，就可以加入律師隊伍。我特別看好經濟科技與法律的專業性、復合型人才，在《律師法》出臺之前，在各地還有某些自主權的情況下，盡量打開口子，引進人才。

律師評職稱也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上海首先搞起來的，律師評上高級職稱，會與待遇掛鉤，家里可以安裝電話。后來司法部統一了全國律師職稱評定的標準。

司法部1992年底起正式批準國外、境外律師事務所在國內設立辦事處，大部分設在北京和上海。在律師涉外業務剛開始發展時，上海懂外語的法律人才很少。當時市三所開始搞銀行貸款，要求法律文書格式要有國際標準，上海律師沒有人會做，后來花大價錢聘請美國律師來滬，把他們“關”在希爾頓賓館，集中了一個星期，終于搞出來一套格式文本、法律文書。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決心要培養一批上海自己的法律及外語人才，律師事務所也開始注重與國外同行的合作，以期盡快培養急需的人才。美國律師潘乃剛就多次到上海交流訪問，與市三所建立了較緊密的業務合作關系。

我記得有次從芝加哥到西雅圖，其間遇見五六個律師，都是上海人，年紀很輕。我就和他們講，你們在這里沒什么出息的，應該趕快回去，上海律師正好趕上好形勢。后來聽說好幾個人抓住時機回來，都對律師業發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92年上海律協正式入住使用的律師會堂的建設就是我經手的。立項的時候叫律師會堂，掛牌也是律師會堂，很長時間后才稱為司法會堂。

我與史煥章同志在市司法局共事了一兩年，他到華東政法大學后，由我接任，先后分管宣傳、調解、律師、公證、后勤行政等工作。

我應市法學會《滬臺經貿法律研究實務》編委會之邀，撰寫了一篇中國律師制度介紹的論文，重點介紹了上海律師評職稱、律師業務范圍、機構設置、經費管理辦法及剛剛開始的改革措施，該書1995年付印時，我已經離開司法局了。

1993年，我調到了市委政法委。雖然政法委工作與律師工作直接接觸不多，但我因管理過律師工作，與律師們很有感情，和律師事務所的聯系還是比較多的。我與王國忠、朱洪超、江憲法、殷畹秋、唐公民、武延年、朱樹英、嚴薇娟、沈秋君、繆林鳳、陸憶軍等律師朋友都比較熟，與張中、戴漢民、周榮華、戴綠綺、倪彬彬、傅玄杰、吳寶琛、高前和、畢道德、張國飛、陳澤政等也有過工作交往。

在政法委時，市人大屆中調整，我就進了人大內司委，主要工作還在政法委。1998年市人大換屆半年之后，我正式到市人大專職坐班，工作了整整5年。

之后，我去了市法學會。倪鴻福擔任會長時，我是兼職副會長。2003至2007年沈國明擔任會長時，我是常務副會長。

采訪人：非常感謝史局長帶領我們回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的經歷，歷數了在市司法局分管的工作，包括后來到政法委（領導機關）、到市人大（立法部門）到市法學會（法學研究機構）的工作，這是一段珍貴的歷史記憶。史局長在市司法局工作期間與律師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即使后來幾次調動，也都與律師工作有關。今天的訪談串起了好多當年我們耳熟能詳的老律師的名字。現在，每當與一些律師朋友談起史局長，大家的回憶還是那么清晰，感情還是那么親切。

在我們的印象中，史局長總是笑呵呵的，非常和氣，但對我們的工作要求很高，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史局長分管律師工作時，前所未有地組織了“資格審批小組”，由市局律管處、上海律協、區縣司法局等負責人組成，大大提高了申請設立律師事務所、申請律師執業工作的規范性、透明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作為管理律師工作的局領導，史局長舉薦人才，求賢若渴，慧眼識珠，為好多青年律師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與引導，被許多律師譽為“伯樂”“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