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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訓之旅

2013年第11期    作者:沈欣昀    閱讀 12,989 次

●  文/沈欣昀

        經過上海市律協的選拔，我有幸成為6名赴港參加培訓的律師之一。該培訓系上海司法局與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的合作項目，旨在提升上海涉外律師的業務能力和加強滬港兩地律師業務的合作。上海從2002年起就開始選派律師赴港培訓，后來該項目逐步擴大到其它部分省市。我那年赴港培訓的律師一共14名，以上海律師為主，共6名，其余8名律師平均分配于重慶、云南、福建和山東。得知被選派后，我對香港這個東方之珠就充滿了向往，對其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也渴望了解。這次培訓給了我一個直觀的認識。

一、香港印象

　　香港這個城市，干凈、有序、自由。在港培訓的五周時間內，基本不用擦皮鞋，這得益于香港多年的發展和對環保的重視。香港的城市地鐵非常發達，絕大多數港人均選擇地鐵作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甚至功成名就的律師上下班也同樣乘地鐵，私人轎車只供他們周末度假使用。即便每天承載上千萬人次的客流，香港地鐵依然非常有序地運行，乘客均自覺排隊，沒有插隊現象。不僅如此，在就餐、購物付款、乘坐電梯時，都同樣表現得非常有秩序。港人在言論、出版和結社等方面也享受了充分的自由。

二、律所培訓

　　參加培訓的14名律師，由香港基本法中心隨機分配到律師事務所、香港律政司、香港聯交所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我被分配到了位于中環的CdB and JC&CO。該律師行成立時間不長，由3名外籍人士Claudio de Bedin, Dominic Lee 和Jason Carmichael一同創辦。也由于這個原因，律所從事與法律相關工作的一半的員工都是由外籍人士組成，另一半和行政人員則為香港人。在這樣一個文化多元的事務所，加上土生土長香港人的普通話基本無法辨識，工作語言全部使用英語。事務所規模較小，律師在10人左右，加上秘書和其他行政人員。總體規模在20人左右。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不大的空間里，辦公室有3間供3位合伙人使用的獨立辦公室，2間會議室，還有一個茶水間，放置著各類免費飲料，以及冰箱、微波爐等設備供大家使用。整個辦公環境非常整齊，清潔，

　　CdB and JC&CO是一家專門從事公司相關法律事務的律師事務所，在其注冊地址上，就代為注冊了相當多的紙面公司。除了香港本地的法律業務，他們還有著非常多的面向中國內地的投資業務。在我實習的這段時間里，主要的任務就是幫助他們處理應接不暇的關于中國大陸法律的案件。我發現，撇開法律規定本身不談（中國法律法規眾多，且真正管用的往往是地方上的法規，加上存在語言障礙，作為香港的律師事務所，常常會有一些認識錯誤），對于中國政府的操作以及法律在實踐中的一些內容，他們也都有一定的認識。這和我們一般接待外國客戶時遇到的外國客戶往往對中國一無所知，需要花許多的時間來說明中國實際的情況非常不同，所以溝通起來比較順暢。在解釋問題時，往往也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取得一個非常好的溝通效果。同時，由于事務所使用歐洲本土人來對應歐洲客戶（包括意大利人用意大利語來與意大利人溝通），我明顯感到客戶對事務所有著非常強的信任感。比如說，一家世界知名的化工企業在上海設立代表處和公司，以及公司后續的內部規章制度的作成，就全部委托了這家香港的律師事務所。我相信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香港的法律文件幾乎都用英文擬定，使用中文的極少。在他們的案卷中，還保留著向客戶收費的單據。從這些單據中可以看出，香港律師的收費比較高。合伙人每小時收費5000-6500港幣，asso-ciate（律師）每小時收費3000港幣，而trainee（實習律師）每小時收費1500港幣。律師的賬單均按月寄給客戶，甚至將國際長途、傳真的費用也計算得很清楚和精確。當我問承辦的合伙人，客戶怎么知道你們花了那么多時間來處理案子呢？該律師的回答其實很簡單，誠信（bona fide）！如果客戶對花費的時間有異議，可以向香港律師協會申請“鑒定”，但是一般都不會申請，而客戶的確相信律師的誠信！后來我也了解到，具有婚姻監禮人資格的香港律師可以代替政府的婚姻登記部門頒發結婚證書，由此可見，政府賦予了律師多么深切的信任！我相信這份信任來自于律師們長期的職業操守。

　　盡管律師和客戶、律師和對方律師之間電子郵件往來頻繁，但是每次往來電郵均被打印出來，哪怕一稿文件只有小小的修訂，也被打印，裝訂成冊，因此，往往一個案件都有很多個案卷。特別是訴訟案卷，電視或電影中將案卷用手推車推進法庭的情景，在香港是非常普遍的。律師事務所之所以將所有電郵均打印裝訂成冊，我想還有一個用處，就是如果客戶認為律師多算了計費小時，這些打印的文件檔案可以作為“鑒定”的基礎資料。

　　香港律師非常重視對客戶資料的保密。后來在Closing Ceremony上和另一律所的Mr. Bucky Chan聊到，他們客戶中不乏香港明星，如張學友、陳冠希等，但即便大眾傳媒對明星們的報道已經沸沸揚揚，作為律師，他們仍不能對任何人透露任何關于這些客戶的消息，即使是對家人，也不得泄露。我想，也許正是因為香港律師的這種職業操守，才贏得了客戶的普遍信任和尊重。

　　在港期間，也漸漸對所謂的沙律師(Solicitor)和巴律師(Barrister)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Solicitor是事務律師，而Bar-rister是大律師，全做訴訟案件。兩者的定位在他們獲得法學碩士（PCLL）或JD后參加律協的培訓時就已經確定。在香港，Solicitors主要以非訴訟業務為主，但也可以做訴訟業務，只不過對其出庭發言權有限制。Solicitors只能在Magistrate（裁判所）和District Court（地方法院，香港只有一個District Court）代理當事人發言，而不能在高等法院，上訴法院和終審法院發言。反過來，Barrister可以在各級法院代表當事人發言，但是只能接受Solicitor的委托，Barrister不直接接觸當事人。目前香港有1000余名大律師，7000多名事務律師。

三、活動掠影

        在香港的時間里，除了在律師事務所里培訓外，還參加了基本法研究中心組織的各種活動，這些活動主要集中在最后一周的時間里，包括參觀香港律師協會、香港女律師協會、香港律政司、香港高等法院、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立法會、香港法律援助中心、香港馬會俱樂部等（這些活動的成功組織得益于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香港律協負責人，事務律師Sylvia太平紳士及其丈夫Samuel大律師的努力和付出），每一個地方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香港實行嚴格的三權分立制度，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獨立，行政權力來源于立法會的授權。法官判案幾乎不會受到行政權力的干預，而且法官大多從大律師中遴選，實行高薪養廉制度。據說，高等法院的法官月薪超過20萬港幣，但相對于做法官前的收入，月薪20萬港幣只相當于他們原來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法官職業是他們獲得社會地位提升和更高職業追求的方式。

　　在港期間，剛好是立法會的休會期，絕大部分議員都到海外度假去了，但很榮幸，Sylvia設法給我們聯系到了獨立議員梁美芬博士，并熱情接待了我們。據她介紹，她之所以沒有在休會期間去度假，是因為需要準備下一個階段的區議員選舉，她得花時間和選民溝通。香港立法會有60名議員，其中30名是地方選區經選舉產生的議員，30名從代表社會不同界別的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包括來自于法律界、會計界、建筑界、金融界等。

　　在和律政司交流后，我們得知，香港政府部門的所有法律事務，均由香港律政司負責，與我國的各行政單位均各自設立法制部門不同，難怪律政司有300名政府律師，700多名輔助人員，光刑事檢控科就有150名政府律師，而律政司司長是香港政府的首席法律顧問。

　　香港的法律援助制度和我們大陸的法律援助差別較大。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設立的專門機構。在香港，只要家庭年收入低于26萬港幣，就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受援人可以從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中自己選擇律師，也可以由法律援助中心指定。被選定或指定的律師，其律師費由法律援助中心支付，且律師費同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費無差別。法律援助中心的經費由政府預算，去年預算是7億多港幣，用于支付律師費。法律援助案件勝訴后取得的金額，受援人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給法律援助中心，以維持法律援助中心的運轉和支付其它受援人的律師費。

　　在港期間，有一活動也許值得一提。Sylvia組織我們去參加香港律師協會組織的Pro Bono Exhibition Opening Cere-mony (香港公益法律服務展覽開幕典禮)。出席該開幕典禮的有香港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和著名影星鄧萃雯小姐。去港之前，心中閃念過碰到港星的可能，這次居然成真。鄧萃雯小姐作為該活動的大使，展示了其明星的風采，并當眾透露了她的一個秘密，希望嫁給律師。可見律師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這是否會給正在律師這條路上奮斗的未婚男律師無窮的動力呢？遺憾的是，我們錯過了和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合影的機會，但他一進場就謙和地和我握手的鏡頭，將永遠銘刻在我腦海中。

四、一點心得

　　我所在的事務所是一所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律師行，特別與歐洲客戶有非常深厚的聯系，并與內地律師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資本流動、業務往來、人員交流的跨境跨地區流動越來越多，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希望上海律協結合這一國際形勢，多組織類似的活動，讓更多的上海律師能夠獲得到香港甚至歐美國家事務所實習的工作機會，擁有全球視角，為上海的經濟建設添磚加瓦，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