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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
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律師業
來源：新民晚報 日期：2011-10-10 閱讀：3,499次
在辛亥革命之前，雖有清政府的司法改革，但并沒有頒布實施近代律師制度，在租界里執行律師職務的僅限于少數洋律師，不少從國外留學回國的法科畢業生也只能在租界里做洋律師的助手，并不能以律師身份出庭執行律師職務。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在武昌設立湖北軍政府，后改為鄂軍都督府。時任湖北軍政府司法部長的張知本主張采用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原則，在司法審判中引入律師辯護制度。辛亥年間張知本組織審理的“唐犧支案”中即出現了在法庭上為被告人辯護的中國律師，這無疑是近代中國律師業的開端。
唐犧支是當時的反清革命組織骨干，辛亥革命成功后，湖北軍政府委任唐犧支為鄂西數十縣最高軍政長官。唐犧支的部下因敲詐未果槍殺一名水手，水手的母親到軍政府司法部為兒子伸冤，司法部長張知本深感案情重大，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審訊唐犧支。唐犧支接到傳票后，未予理睬。張知本認為唐犧支“違抗命令，藐視法律”。在時任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干預下，唐犧支被師長蔡漢卿用兵艦傳訊到了武昌特別法庭，并聘請了當時有一定聲望的陳英作為辯護律師。經過特別法庭的審理，判決唐犧支由軍政府記大過兩次，唐犧支那名草菅人命的部下胡參謀長5年徒刑。案結后，張知本令人將《判決書》張貼在軍政府門口，并公開宣布：“司法獨立，為國家要素之一。所有軍人等，均應嚴格遵守，倘有妄肆干涉司法者，嚴懲不貸”。陳英律師是辛亥革命爆發后執行律師職務的第一位中國律師，律師出庭使該案成為近代中國司法審判歷史上一大亮點。由于湖北軍政府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即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近三個月內，湖北軍政府曾一度代行中央政府的職權，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鄂州約法》，所以，中國律師陳英在唐犧支案中以辯護人的身份出現，這在近代中國律師業的發展中無疑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對此后民國的律師法制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12年1月8日，南京臨時政府司法部提法司任命陳則民等32名政法學堂畢業生為公家律師，并指出如有原告或被告聘請他們，他們便可上法庭為其辯護。這是最早由中華民國政府公布的中國本土律師名單，他們可謂是近代中國律師業的拓荒者。
1912年3月，在民國第一案姚榮澤殺害周實、阮式一案審理過程中，時任司法部長伍廷芳不顧來自各方的壓力，與滬軍都督陳其美就該案的審判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法律論戰，提出司法獨立、陪審制、律師到庭辯護等原則。最終，伍廷芳獲得了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支持，排除了軍方的干預，姚榮澤案得以按照西方的法律程序進行審理，原告和被告雙方均聘請律師參與法庭審理。
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警務局長孫潤宇將其編成的《律師法草案》送呈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中山對此十分重視，在他的督促下，《律師暫行章程》于9月出爐，邁開了近代中國律師法制建設的第一步。不久后，上海律師公會成立，數十年間，上海律師隊伍不斷發展壯大，不僅有董康、沈鈞儒、章士釗、吳經熊等司法界名流，還涌現出鄭毓秀、史良、楊志豪等一批巾幗不讓須眉的優秀女律師。其中鄭毓秀的經歷頗具傳奇色彩，她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律師，也是中國最早的法學女博士。正是這些優秀律師踐行著建立法治國家的職業理想，向社會貧民提供法律援助，有力地推動了國家冤獄賠償立法工作，在建設國家法治文明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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