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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老干部的律師情緣 楊峰律師訪談摘要

2019年第02期    作者:文│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10,876 次

采訪時間：2017年3月31日

受訪人：楊峰

采訪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楊峰老師是上海律協的老前輩，上海律協第一、二屆理事。作為律師，上世紀五十年代辦過大案子，后來又到市法學會、司法學校、政法干部管理學院（現在的上海政法學院）工作，都是當領導干部，工作跨度很大。我們今天非常高興來到楊峰老師家里，聽他回顧當年，口述歷史，把過往的一段難忘的經歷記錄下來。

楊峰：非常高興你們來采訪我，我今年92歲了，能把這些事情講給后人聽，說實話（如果）再晚幾年，也許我就不一定能回答這些問題了，未必是去見馬克思，可能是記憶力不行，所以我準備了一下。我就講一些自己辦理過的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案子，以及我的工作經歷。

我熱愛司法工作，從抗日戰爭時參加工作開始就與其結緣，以后就沒脫離過這一行。18歲時當文書，跟隨副區長負責搞農村調解。南下以后，一直搞司法工作，打游擊，撤退到黃河北，再打回來。我記得1946年北撤的時候，我已經在縣里當司法科員了，那時下調令把我調到冀魯豫行署司法處，相當于現在的高級法院。在那里報到后，我又被送到冀魯豫建國學院去學習，內容有民法、刑法（六法全書）等。沒到一個月，國民黨就進攻了。后來南下，到江西、貴州當軍管會代表，我們是接管干部、軍代表，配手槍，很神氣。在貴州畢節地區，組織了一批干部，我當指導員給他們培訓。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律師工作，在黨的八大被提得很高，我記得董必武在八大上指出，律師制度是審判工作中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不可缺少的制度，應該加速推行。在此大好形勢下，律師工作開展更加廣泛，配備了一批學過法律的優秀專業人才擔任律師，又發展了一批兼職律師。當時，上海市律師協會籌備會籌備會有十幾個人，秘書長姓雷。下設五個法律顧問處，有專職律師，也有兼職律師。我在第五法律顧問處任兼職律師，律師工作受到人民群眾的贊揚，反映很好。當時流行幾句話：公安檢察是英雄，法官是包公，律師是濟公。有沒有律師的辯護，案件結果大不一樣。當時我工資收入很低，人少事多辦案很辛苦，但我很熱愛這個工作，經常到法律顧問處去。

我當律師時間雖然不長，但辦理了當時幾件影響大、社會效果好的案件，如孫大雨案、龔品梅案，感覺自己很用心。

1956年，我到北京出席全國第三屆司法工作會議，當時教育方面，華東區給了兩個名額，一位是華東政法學院的教務長徐盼秋，一位是代表復旦大學去的我。第三屆司法會議開得很好，對教育、對律師都作了高度評價，毛主席接見會議代表們并一起合影，周總理還講了話，司法部的副部長作了律師工作規劃報告。合影那會兒，代表們都想往中間靠，秘書處為難了，最后決定以地域名稱筆畫來排位，結果正巧，上海的“上”字三筆，排在中間，又是照顧教育的，我就排在中間，坐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后面。那時正年輕，簡直是熱血沸騰，感覺到無比幸福。當時有好多律師已經被打成“右派”，律師制度名存實亡，而我還能到北京去開會，受到領袖接見，而且位置在中間，現在想起來心情還是很激動的，珍貴的照片我到現在一直保存著。

與第三屆司法工作會議相比，兩年后的第四屆司法工作會議就開得很不好，它的主題是“反右傾”，讓會議代表對司法部提意見，那簡直不得了，講學校是培養右派的，律師是為壞人辯護的。后來司法部黨組成員成了反革命“右傾”集團，律師公證司司長被拉了下來。那時重大事情都要出簡報，我是搞教育的，我就為學校辯護，還寫了張大字報貼了出去，大概意思是：你說學校是培養右派的，這個不全面。學校培養這么多人，為什么有的當了右派，有的沒有。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等等，結果可想而知，遭到了圍攻。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川省司法廳的一位女廳長看到大字報就問：“這是什么人，現在竟然講這個話？”我就在她身后，當即回應她：“是我，楊峰，這是我的一個觀點。”后來有關領導出來講話了，有句話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我們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無罪推定，我們辦案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談到政法教育，他說：“你們講學校是培養右派的，你們司法廳長、局長干什么呢？你們不也是管政法教育的嗎？”我這才把心放下來了。

從第四屆司法工作會議回來以后，上海相關院系合并成為上海社會科學院，華東政法學院撤銷了，我也從復旦并過來了，在社科院的政法研究所當黨總支書記。此時，隊伍都打亂了，社科院成立民法、國際法等各個學科研究所，原來復旦的一些兼職律師也都散落各處干其他工作了。

到了1965年，根據需要，要恢復政法學院，于是又把隊伍拉出來組建政法學院，我就從社科院到了華東政法學院，擔任籌委會委員。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當時我是黨委成員之一，分管教育。記得當時學校的規定“八九七”，是指上課一天不能超過八個小時，晚九點學生睡覺，學生每天要有七個小時的活動時間。我這個人辦事比較認真，誰違反了這個規定就要批評。加上我平時經常寫點小文章，得罪了不少人，因此被戴上好幾頂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反動權威……寫我的大字報最多，華東政法學院當時定走資派就定我一個。

文化大革命以后，根據市委宣傳部和市教育衛生部門聯合發的調令，將我調到文化系統搞電視教育，在電視臺開設系列法律講座，我把法院、檢察院、司法局這些部門的領導請到那里，亮亮相、講講話，還安排專業人士分別上民法、刑法等課。后來，中央下發了42號文件，像我這樣五十年代曾經當過律師的，應當歸隊。

1979年，我回到了司法隊伍，調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任研究室主任，市人大常委會按照副局級任命我為審判委員會委員，當時的主要工作是平反冤假錯案。在此過程中，接觸到的冤假錯案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往往為了一丁點的事，搞得人家家破人亡。除了路線上的原因之外，也與法院業務人員的素質有關，這些人總是認為“左”比“右”好，寧“左”勿“右”，判案時就會出錯。而另一些通過律師辯護的案件，則大部分是正確的，由此凸顯出律師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是我后來要求離開法院的因素之一。

1982年，我被調到司法學校當校長，就開始繼續當兼職律師了。1984年，擔任第一屆上海市律師協會理事的時候，我是聯合律師事務所分所的兼職律師。

1986年，市委政法委開始籌建政法院校，我擔任了籌建組負責人。設立高校要報中央審批的，當時國家教育委員會已正式通知不再增辦院校，這種情況下再申報四年制高校是不可能的，后來采納了我的意見，成功申辦了兩年制學歷教育的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學院。我擔任副院長，主持工作。

幾年后，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時，李庸夫局長找我談話，說市法學會的律師事務所遇到一些困難，需要調我過去。由法學會主辦的第七律師事務所是國辦所，市編委給了15個編制，屬于縣團級。我過去以后，覺得還蠻振奮人心的，開拓局面比較順利，原來律師事務所也搞得挺不錯的，我可以甩開膀子開展工作。我這個人管理比較嚴格，記得當時有人違反了規定，我就把他開除了。為此，市司法局律管處長蕢延慶還批評了我。那時，除了七所，我們還搞了兩個中心：“上海涉外經濟法律咨詢中心”和“老年法律咨詢中心”。“上海涉外經濟法律咨詢中心”是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的唯一一家能夠辦理經濟案件的咨詢中心，我曾經與中心的青年律師一起到深圳去考察、辦案，我記得代理過深圳投資銀行與江蘇省一個公司打官司，跨省辦案，我都來回跑的。我所在外灘黃金地段有一間辦公室，掛了“老年法律咨詢中心”與第七律師事務所接待室的牌子（第七律師事務所后改名為外灘律師事務所）。

徐天錫副主任外語很好，也很有能力，我就把他派到香港聯系業務。1989年，經他搭橋聯系，李局長同意，以我們上海涉外經濟法律咨詢中心出面邀請，安排了美國的原副總統蒙代爾率其律師事務所律師和一批企業家訪問上海，我們陪同他一起會見了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影響很大。

我在第七律師事務所工作、辦案一直持續到70歲。

采訪人：楊峰老師德高望重，工作經歷豐富、管理經驗豐富、收藏資料豐富。楊老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成功辦理過數起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文革結束歸隊后，在市司法局的幾個主要單位司法學校（中專）、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大專）、法學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由市司法局代管的）、還有第七律師事務所、咨詢中心等都工作過，參與創辦、籌建，更有創新發展。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有關文件材料原件保存得這么好，對我們今天的訪談活動非常重視，做了精心充分的準備，這些都使我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