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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刑”只是手段 “矯治”才是目的

漫談《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2021年第01期    作者:文字整理：許倩    閱讀 3,991 次

主持人： 黃培明 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委員、公司與商事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金石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嘉賓： 楊征東 上海律協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上海申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陳會 上海律協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合伙人

王沁 上海律協刑訴法與刑事辯護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上海中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黃培明:大家好！今天是《上海律師》2021年第1期法律咖吧。我是主持人黃培明律師，很榮幸請到三位嘉賓楊征東律師、陳會律師、王沁律師。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是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我們注意到這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頒布21年來的首次重大修正。近年來媒體每披露一個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幾乎都會引發輿情，例如大連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童案。

2020年12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規定，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對于低齡未成年人犯罪，下調刑事責任年齡，“關起來”能有效起到矯正和預防的作用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做了哪些銜接？

楊征東：近年來，低齡惡性犯罪案件引起人們關注。不滿14歲不管犯多么嚴重的罪也不能入刑，部分未成年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甚至殺人后在班級群發表“我虛歲14”等挑戰刑法的言論。公眾對于“降低刑責年齡”的呼聲越來越高。如今，《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于對刑事責任年齡相關規定作出調整，明確規定：“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需要肯定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通過特殊程序下調部分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具有積極意義。《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于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修改采取了一種謹慎的態度，即不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整體下調刑事責任年齡，而是對于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承擔刑事責任的適用條件和程序作了特別規定，只針對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的案件，采用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這一嚴格的“特殊程序”下調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很好地回應了低齡犯罪行為引發的社會問題。

降低刑責年齡到底能不能有效遏制低齡犯罪呢？首先，刑責年齡的下調，會對未成年人犯罪現象形成有效遏制，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但是具體效果如何，還需觀察刑責年齡個別下調后的效果。其次，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和未成年人犯罪其實是兩碼事，一個是刑事追訴問題，一個是需要從社會層面考慮的問題；最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可以更加合理地追溯犯罪，懲治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威懾犯罪，但是不能在根本上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犯罪是一個社會現象，導致的因素非常多，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牽扯到社會、學校、家庭等多個方面，而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與否的判斷也涉及到對未成年人對行為性質的判斷能力、心智成熟程度等多方面的判斷，需要綜合整治與應對才能降低犯罪率。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刑法下調部分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從根本上說預防犯罪的目的要大于打擊犯罪的目的，此次《刑法》修改充分考慮了我國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現狀，同時也配套以《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措施呼應，對涉罪低齡未成年人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王沁：首先談一談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背景：此次被修訂的刑事責任年齡條款，脫胎于1979年《刑法》。原刑法條款認為，未滿14周歲即沒有達刑事責任年齡，原因是未成年人沒有辨認與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但是，就像兩位律師剛剛所說，近年來全國出現多起不滿 14 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的殺人、強奸等犯罪案件，犯罪手段極其殘忍，但因此前《刑法》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是14周歲，又因為立法對低齡未成年人嚴重不法行為的干預和矯治上存在法治盲區和制度空白，最后導致這些低齡不法行為人不僅“依法不能處理”，事實上甚至幾乎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這類行為的嚴重性與行為人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之間的巨大反差，引發了社會的強烈關注，因此有很多聲音提出有必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由于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未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和認識能力明顯提高，2017年頒布的《民法總則》率先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年齡從10周歲調整為8周歲，2020年底頒布《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事責任年齡下調也是順勢而為。

我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并不只是把原來“不能關起來”的人“關起來”，更重要的是向社會傳遞一種信息，即：每一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年齡小并不是逃避逃脫刑罰的“免罪金牌”，這有助于低齡未成年人樹立起敬畏法律和尊重生命的意識，也提醒家長要嚴加管教自己的孩子。

《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明確指出：“要成功地預防少年違法犯罪，就需要整個社會進行努力，確保青少年的均衡發展，從其幼童期起尊重和促進其性格的發展。”《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同時提出，青少年社會化的過程包括家庭、教育、社區、大眾傳播媒介。這一觀點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有了充分體現，立法者從預防、干預、矯治等不同角度，對于父母、學校老師、教育行政部門、居委會、村委會、公、檢、法、社區矯正機構等不同角色的作用，作了較為周密的規定。

黃培明：我們注意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事責任年齡降低到12—14周歲只涉及到兩個傳統的暴力型犯罪，即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罪，要求致人死亡且需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才能追究刑事責任。針對此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我覺得欺凌現象也是需要重點關注的。欺凌者毆打、恐嚇、羞辱等行為不會達到致人死亡的結果，但其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長產生極大的影響。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同步修訂的還有《未成年人保護法》。請問《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內容和作用有何區別，兩法之間的關系又如何？

陳會：《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在立法目的上都是保護未成年人，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創造內部、外部條件，但兩者的側重點和方法有所不同。比如在外部支持上，兩者都強調國家和社會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應當承擔積極責任。《未成年人保護法》分別從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多個角度強調各個主體應當履行怎樣的責任。并且，新法還為沒有保護義務的各方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使得未成年人的保護不再是一句空話。《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強調國家和社會的義務，但其強調的是消除影響未成年人健康發展的不良社會環境因素的義務。

兩者都將未成年人視為保護對象，《未成年人保護法》更多是搭建一種宏觀的保護體系；《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更多是通過對有不良行為傾向的未成年人附加一定的義務，督促甚至強制其矯正行為，幫助其回到正常的成長路徑，這也是一種保護。

我們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把培育未成年人比喻為澆灌小樹苗，那么《未成年人保護法》是為小樹苗增加養分和陽光，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則是為小樹苗除害蟲。兩者共同架構起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網，可以說是一體兩翼。

楊征東：《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在立法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但兩部法律的重點各有不同：

首先，《未成年人保護法》重在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重在對不良行為、違法行為以及犯罪行為的預防和矯治。其次，《未成年人保護法》強調的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構成了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網絡，為未成年人的正常發展提供了條件，有利于未成年人在上述“保護網絡”的保護下形成健康、理性的人生觀，減少犯罪的發生；最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為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提供了支持，有利于抑制、消除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會環境，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側重點的不同或某些條款的交叉，并不妨礙立法目的的實現。

黃培明：我前些天看到一個新聞，因為爺爺不讓孫子打游戲沒收了他的手機，14周歲的孫子就殘忍殺害了爺爺。沉迷網游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誘因之一。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對于網絡保護作了哪些新規定？

王沁：網絡保護這一章是2020年頒布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新增的，新法頒布后，其實已經有很多公眾號都總結過“網絡保護”專章的“三大立法特色、十項制度亮點”，就不具體闡述了，談一談讓我比較驚喜的兩點吧。

首先，第七十四條規定：“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網絡音視頻、網絡社交等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針對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務設置相應的時間管理、權限管理、消費管理等功能。”也就是說，網絡服務提供者有義務核實服務對象成年與否，并且對其享受的服務進行限制，未成年人在游戲平臺、直播平臺、社交平臺上豪擲千金的情況可以休矣。服務平臺不能假裝不知道使用服務的是未成年人。

第二，第七十七條規定：“遭受網絡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應當及時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網絡欺凌行為，防止信息擴散。”這兩年校園霸凌事件時有發生，引起普遍關注，我們在網上也常常能看到霸凌者將霸凌過程拍攝下來的視頻。這類視頻在網上廣泛傳播后對被害人的次生傷害，可能比霸凌事件本身的傷害更深、更長遠。甚至有些被害人不是因為被霸凌本身，而是因為該事件被廣為流傳而自殺、自殘，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所以這一條法律規定如果能有效施行，對于未成年人是非常有利的保護。

黃培明：我覺得很多家長聽到沉迷網絡的重點監管內容會覺得云開月明，終于有干涉機制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了矯正教育。1952年我國確立收容教養制度，修訂后的預防法不再使用“收容教養”的概念，建立“專門矯治教育”制度，對于規定未成年人因不滿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公安機關可以決定對其進行專門矯治教育。我們知道未成年人犯罪有輕罪和重罪之分，這樣的矯治教育會不會對未成年人今后的升學和就業產生影響？

陳會：專門矯治教育針對的是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條規定：“未成年人實施刑法規定的行為、因不滿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公安機關可以決定對其進行專門矯治教育。”這是“專門矯治教育”的法律依據。這里的專門矯治教育，其實是以往工讀學校的延續。但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再要求送工讀學校需要未成年人父母提申請或征得其同意，可見新法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

至于專門矯治教育會不會對未成年人今后的升學和就業有影響，我覺得是不會的。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條規定：“對經評估適合轉回普通學校就讀的，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應當向原決定機關提出書面建議，由原決定機關決定是否將未成年學生轉回普通學校就讀。原決定機關決定將未成年學生轉回普通學校的，其原所在學校不得拒絕接收；因特殊情況，不適宜轉回原所在學校的，由教育行政部門安排轉學。”這體現了不得歧視接受過專門教育的學生、應當保障其在后續接受普通教育被同等對待的立法精神。又如，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還規定了“專門學校的未成年學生的學籍保留在原學校，符合畢業條件的，原學校應當頒發畢業證書。”因此，對未成年人的后續升學不會產生影響。同時，對于未成年人今后的就業，亦不會產生不良影響。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了專門學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未成年人進行職業教育，這對于即將成年、走上工作崗位的未成年人是有幫助的。最后，根據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9條，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依法都是被封存的。同樣，未成年人接受專門矯治教育、專門教育的記錄，也適用前款規定。也就是說，專門矯治教育中的相關機關依法負有保密和封存義務，不得向社會、被矯治未成年人今后的目標升學學校或者用人單位等各方披露相關信息。

黃培明：我們在工作中有時會被要求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檢索中除了涉及刑事犯罪還會涉及行政處罰的檢索。接受過矯治教育是否會被記錄在冊？

王沁：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9條明確規定，矯治教育是會記錄在冊。應該這樣說，未成年人的這個記錄是存在的，但是不向任何單位或個人提供，只在司法機關因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進行查詢的時候可以提供，但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對相關記錄信息予以保密。所以黃律師剛剛提到的，矯治教育記錄是否會影響未成年人的教育、就業，其實立法者已經考慮到了，不需要過于擔心。

黃培明：結合此次《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各位律師對于未成年人保護還有什么體會和建議呢？

王沁：我認為這兩部法律、一部修正案的內容是整體統一的，總體目的就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看上去似乎是對未成年的管教和限制，但實際上是保護他們，防止他們跌入更深的深淵以至于爬不起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年幼的加害人能夠伸手傷害的，往往是更年幼的孩子，我們不能只保護未成年行為人，卻不關注未成年受害人。所以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并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僅對未成年嫌疑人起到直接教育、管教、威懾作用，也能間接地保護另一群未成年人。基于這些理由，盡管社會上對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否必要”還存在不同的聲音，但我的觀點是贊同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

楊征東：雖然《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未成年人保護做了部分調整，可以肯定的是調整后的法律對規范未成年人保護有積極意義。

首先，修訂后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進一步明確：“省級人民政府應當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至少確定一所專門學校按照分校區、分班級等方式設置專門場所，對前款規定的未成年人進行專門矯治教育。”專門學校要對接受專門教育的未成年人進行分級分類教育。這就解決了部分“問題孩子”無人管教的問題，以前學校只能接收行為習慣不好的學生，或者極少數輕微違法、且無暴力傾向的學生，犯罪較為嚴重的都不敢接。如今，有了分級分類管理，這部分還構不成入刑但有嚴重暴力傾向的學生就可以通過指定的專門學校，或者在專門學校內部設置單獨的校區等方式進行閉環管理。讓“問題孩子”受到適合的教育，順利升學、順利融入社會也是專門學校的辦學目標。

其次，《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但是對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一關了之”，他們對社會、對他人的偏激情緒、對世界的錯誤認知如果不能化解和轉化，依然會出問題。“入刑”只是手段，“矯治”才是目的。未成年人的未來還很長，如何讓其修正認知偏差、以后不再犯罪，順利地回歸學校、回歸社會才是根本目的。

最后，關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父母是第一道防線，學校是第二道防線，專門學校和司法機關是第三道防線。90%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有家庭原因。家庭教育缺失或者家長的越界是未成年人走向違法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體現了“國家監護”的理念，聚合各部門、專門學校等力量，代替家長行使一部分監護職能，同時指導家長科學地教育孩子。呼吁家長要重視和孩子的溝通，為孩子的心靈成長提供指導、庇護和支持。家庭要讓孩子有歸屬感，學校只能管孩子幾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也是終身的老師。

特別要補充的是，任何法律的實施，普法應當先行，要讓更多的人學習法律知識，特別是未成年人，正處于成長階段，法律觀念比較淡薄，因此普法工作是重中之重。如果條件允許，我們應當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做到《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全面普及，只有他們知法、懂法，才能敬畏法律，敬畏生命。

陳會：我個人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持保留態度。《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事責任年齡作了審慎的下調，并不代表改變了以往“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個綜合性社會問題，《刑法》具有最強大的威懾作用，它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無疑是有作用的。但鑒于未成年人犯罪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大部分未成年人尚具可塑性，我們更應當注重實際發揮《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前置法律的預防作用，在前期的一般預防上面，及早發現、扼殺早期不良行為。十座監獄不如一座學校，只有完善教育、傳播美德，才能防止更多類似惡性事件的發生。

黃培明：好的，感謝各位律師的精彩發言。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社會預防犯罪的一個關鍵部分。它的立法是為了動員全社會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給予更多、更全面的關心和呵護，就像園丁對花卉的呵護，是為了防蟲防害而施藥，使花卉生長得更好。《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的意義則在于更好地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的穩定和家庭幸福。再次感謝三位嘉賓的參與。

（本文內容根據錄音整理，系嘉賓個人觀點，整理時間：2021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