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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錯誤理論在刑事案件中的應用

2018年第12期    作者:王亞林 竇妍    閱讀 14,670 次

注：本文為第十六屆華東律師論壇獲獎作品的縮減版，并非原文

 

法庭上常常聽到同行以“事實認識錯誤”進行抗辯，但真正了解和掌握這一理論的人很少。近年來的如天價葡萄案、大學生掏鳥窩案、天津射擊攤大媽非法持有槍支案、深圳鸚鵡案等均涉及相關問題。由于我國刑法對事實錯誤如何認定犯罪故意等問題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往往導致此類案件一審判刑畸重、判決結果與日常認知差距過大、同類案件不同判等現實問題。此種狀況不但會造成刑法理論的混亂、不利于司法實務的進步，更會在普通民眾心中產生消極的影響。本團隊近三年來研習相關課題并進行提煉和總結，形成了若干研究成果。囿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僅對事實錯誤理論進行通俗化的梳理，希望同行可以運用相關理論解決行為人主客觀不一致時的責任歸屬。

 

一、刑法中事實錯誤概說

我國最早出現的事實錯誤理論是記載于《周禮注疏》卷三十六〈秋官司寇司刺〉中的“三宥”制度，即不識、過失和遺忘可以被判處無罪或者輕罪；古羅馬法中也有“法的不知不得抗辯，事實的不知得以抗辯”這一原則；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通過判例的形式確立了“事實錯誤可以抗辯”的原則。

（一）刑法中事實錯誤的概念

刑法中事實錯誤的概念，不同法系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界定方法。我國刑法類著述中通常將事實錯誤稱為“事實認識錯誤”、“對事實的認識錯誤”、“在事實上的認識錯誤”等，對這一概念的定義，一般歸納為行為人對與自己行為有關的事實情況有不正確的理解。這樣將定義局限在主觀意識的范疇并不十分準確，因為實際發生的事實和行為人預想的事實不同并非全部源于認識上的錯誤，還可能因其行為發生了偏差，因此筆者認為，事實錯誤應指實際發生的事實與行為人主觀認識中的事實產生的刑事法律評價上的不一致。

（二）事實錯誤的分類

目前我國刑法理論界最為廣泛接受的是日本刑法學者對事實錯誤種類的兩種劃分方法：一是根據發生錯誤的事實是否存在于同一個構成要件范圍內，將事實錯誤分為同一構成要件內的事實錯誤和不同構成要件間的事實錯誤；二是根據產生錯誤的成因將事實錯誤分為對象錯誤、打擊錯誤、因果關系錯誤。

（三）處理事實錯誤的理論學說

當前理論界對事實錯誤問題進行分析的分歧主要圍繞具體符合說和法定符合說這兩種主流學說，對同一案件，采用不同的學說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1.具體符合說

該學說是德國刑法理論界的主流觀點，主張故意的成立只要對符合法定構成要件的重要事實有所認識。因此，只有對成立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各要素中的重要的事實（如行為）產生錯誤則會影響故意的認定，對其他事實（如犯罪對象）所產生的錯誤不會影響犯罪故意的認定。該學說將對象錯誤與打擊錯誤區分開來，認為如果僅發生了對象錯誤，那么行為人認識的事實和實際發生的事實均符合法定的故意犯罪構成要件，若行為人認識到的對象和實際遭受侵害的對象在法律上被評價為同一法益，行為人預想中的犯罪和實際發生的犯罪在構成要件上相一致，則不會影響犯罪的成立；而打擊錯誤由于可能會涉及多個對象，影響到法定構成要件中客體的具體化認識，則可能會出現同時觸犯兩個罪名的情況，構成預想中犯罪的未遂犯和實際結果的過失犯相競合。這在實務中則會帶來有些犯罪的不可罰問題，如當對A物產生了故意毀壞的未遂的同時，對B物造成了過失毀壞，在我國刑法中，損壞他人財物既不處罰未遂犯也不處罰過失犯，因此這一學說并不能普遍適用。

2.法定符合說

法定符合說中所謂的法定指的是法律中規定的構成要件，該說是日本司法界和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該學說認為，只要預想中的犯罪和實際中的犯罪在構成要件上相一致，無論產生哪種錯誤，由于各要素均符合法定的成立犯罪的構成要件，可以說在法律評價的層面上兩者是相符合的，因此成立犯罪，事實錯誤不會阻卻故意。如故意殺人罪中，被害人是“人類”這一類型化的概念，因此無論是哪一個人，無論是因為誤認或誤傷，抑或是并未按主觀預計的因果進程發展，只要在犯罪結果中出現了法律意義上的生命被剝奪，就應當無疑義地成立故意殺人罪既遂。

根據法定符合說，只要行為人認識的事實和客觀實現的事實，達到法律評價上的一致，我們就可以認定這一錯誤不會阻卻故意。這樣一來，既不會將故意的范圍盲目擴大，也不會使之過于狹窄。

但是司法實務中的犯罪行為樣態復雜多變，事實錯誤的種類也是各種各樣，法定符合說也不能解決所有的事實認識錯誤問題，我們在建立事實認識錯誤理論體系的時候，不能照搬照套法定符合說，而是應當制定處理這類問題的基本原則，進而對司法實務案件中事實錯誤進行分類，并歸納提煉出不同的解決方法。

二、事實錯誤理論在辯護中的應用

（一）事實錯誤影響罪名認定的案例及辯護思路

1.案例

趙春華非法持槍案：51歲的天津婦女趙春華，初中文化，靠擺氣槍射擊氣球攤為生，2016年10月，趙春華擺了兩個月的氣球攤被公安巡查人員查獲，同時被收繳槍形物六支。趙春華一審被認定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二審依然認定非法持有槍支罪，但考慮多方因素予以改判，判處趙春華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2. 辯護思路

非法持有槍支罪滿足一般犯罪構成要件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運用兩階層的犯罪論對此案進行分析，犯非法持有槍支罪要求行為人同時具備客觀和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即犯罪行為是無法律依據的持有、犯罪對象為槍支、行為人有刑事責任能力、無違法阻卻事由，主觀上為故意。

趙春華在意識上認為其擺攤的射擊道具是玩具槍而非真正的槍支武器，形成了對犯罪對象認識上的事實錯誤；在意志上，若成立故意則要求被告人明知其行為指向的對象是槍支，若并未認識到這一事實，則無法認定其具有主觀故意，因此并不滿足非法持有槍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不應當負刑事責任。對于被告人的持有行為，最多可認定其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失，然而我國刑法并不處罰非法持有槍支的過失行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相關規定，刑事案件訴訟中證據的證明要求是十分嚴苛的，若要將被告人定罪，則應當由公訴方舉證證明被告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要素，而非由被告人舉證證明自己無罪。本案中公訴方無法提供被告人認為自己持有的是槍支的相關證據，在趙春華乃至絕大部分群眾心中，日常生活中極為常見的氣球攤上的所謂氣槍，理所當然是玩具槍，這種認識錯誤是難以避免的。根據法定符合說分析：玩具槍系玩具，僅具有娛樂性，不具有殺傷性，而槍支是極其影響社會安定的殺傷性武器，兩者絕無法定上的符合性，因此這一事實錯誤阻卻故意，被告人趙春華不應當負刑事責任。

趙春華案是典型的對象錯誤影響罪與非罪的案例，且并非只是特例。在立法無法短時間得到完善的情況下，作為辯護人，首先要深刻理解該問題的法理，辯護時將法理和案情緊密結合、清晰闡述，抓住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立足事實和法律，盡最大的努力幫助法庭厘清事實，在該問題上保證罪刑相適應這一原則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

2018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文公布有關此類案件定罪量刑的最新批復，該批復明確指示此類案件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如何裁量刑罰時，應綜合考慮氣槍鉛彈的數量、用途及行為人的動機目的、一貫表現、違法所得、是否規避調查等情節，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確保罪刑責相適應。此批復雖然算不上對事實錯誤問題的正式立法，但是卻向我們傳遞了一個信號，即立法者重視同時考量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和客觀行為，對該問題的立法一直都在準備之中，辯護人應履行自己的義務，在保證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為未來的立法工作貢獻綿薄之力。

（二）事實錯誤影響量刑的案例及辦案思路

1.案例：趙某故意傷害案

被告人趙某系某集貿市場肉食區某攤位攤主，2010年10月16日，趙某在向顧客劉某出售豬肉時，隔壁攤位攤主孫某過來與劉某交談。趙某認為孫某此舉是想挖走顧客，便和孫某理論，兩人爭執不下，趙某發怒，隨手抄起手邊的一把經營所用的刀具擲向對方，孫某見狀躲開，該刀具卻恰好刺入顧客劉某的左腿膝蓋處，劉某重傷。

（1）若按照法定符合說，趙某客觀上實施了致劉某重傷的傷害行為；主觀上，對自己的扔刀行為具有“可能致他人受傷甚至死亡”的認識，無論此處的“他人”指的是孫某還是劉某，均不影響趙某有致人受傷的故意。將孫某和劉某的生命健康權評價為同等的受到法律保護的合法權益，兩者滿足法律評價上的符合性，可以直接得出趙某系故意傷害罪一罪（既遂）的結論；

（2）若按照具體符合說的觀點，趙某對孫某主觀上具有傷害的故意，并實施了傷害的行為，但并未出現致孫某受到損害的結果，理應成立故意傷害罪未遂；趙某對劉某客觀上實施了傷害行為，但主觀上并未認識到會導致劉某的損害，因此不存在故意，但趙某作為心智正常的成年男性，在菜市場這樣一個公共場所，應當對這一危害結果有所預見，因此存在過失，成立過失致人重傷罪。對趙某應當按照其主觀預想中針對孫某的故意傷害罪（未遂）和實際上針對劉某的過失致人重傷罪成立想象競合，擇其中之一的較重的罪名定罪處罰。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故意傷害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故意傷害罪未遂的應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理，即作出輕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處理；過失傷害他人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因此，如本案依照法定符合說認定趙某具有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概括的故意，則成立故意傷害罪（致人重傷）一罪，依法應當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采用具體符合說，在故意傷害罪（未遂）和過失致人重傷兩者之間選擇一個較重的刑罰，最終結果并不會超過三年有期徒刑。本案一審認定趙某犯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2.此類案件辦理思路

律師如作為本案的辯護人，雖然維護當事人的最大利益是首要任務，但同樣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本案中如采取不盡合理的具體符合說進行辯護試圖為被告人脫罪其實并不可取，反而會使辯護中的重點不明。相反，此時辯護人應當從量刑角度，爭取為被告人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減輕刑罰。

而律師如作為被害人的代理人，若認為公訴人公訴的罪名輕于被告人的罪行，則應當將工作的重心放在證明被告人應當確定合適的罪名和刑罰，努力使被告人罰當其罪，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

三、結語

律師在刑事案件中可能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也可能擔任被害人代理人，因此，證據存疑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運用扎實的法理功底彌補立法上的不足，為不同訴訟主體的當事人爭取合法利益最大化都是律師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王亞林

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業務方向：刑事辯護、金融和職務犯罪案件辯護。

 

竇妍

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實習人員。

業務方向：刑事辯護、民商事案件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