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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簡介：
（本案人稱均為化名）
上訴人（原審被告）：沈靜，女，1963年4月16日出生。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黃娟，女，1988年4月28日出生。
二、案件事實：
黃娟系黃帥與前妻張倩所生之女。黃娟父母于1987年12月登記結婚，2001年經法院調解離婚，黃娟隨其母親生活。黃帥與沈靜于2017年8月24日登記結婚。2017年10月31日，黃帥因病去世。黃帥之父王良于2014年12月25日因死亡注銷戶口；黃帥之母黃阿妹于2015年12月24日因死亡注銷戶口。
合肥路房屋為公有居住房屋，租賃戶名為黃帥。面積6.8平方米。該房屋拆遷時，內有黃帥、黃娟二人戶籍，其中黃帥的戶口于1984年5月4日由三林公社臨浦大隊黃宅XXX號遷入，黃娟的戶口于2007年2月26日自郭家宅XXX號房屋遷入。
根據《上海安佳房地產動拆遷有限公司拆遷補償安置費用結算清單》顯示，補償項目除上述協議外，還有首發過渡費22,500元；應付款總額為1,180,625.54元，實發金額為599,225.44元，領款人為黃帥，領款日期為2010年11月5日。
另查明：沈靜曾于2018年1月向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起訴黃娟，要求浦東新區法院判令對鶴永路房屋進行遺囑繼承，并要求對黃帥名下的上海市基本養老保險返還款135,293.80元、喪葬費19,008元進行法定繼承。案號為2018滬0115民初8499號，后浦東新區法院對該案中止審理。
三、一審法院觀點：
根據相關規定，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貨幣補償款歸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同住人，是指在拆遷許可證核發之日，在被拆遷居住房屋處有本市常住戶口，已實際居住一年以上，且本市無其他住房或者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人。本案中，當事人對黃帥享有被拆遷房屋補償利益均無異議，爭議焦點在于黃娟是否為被拆遷房屋同住人。對此，法院認為，黃娟戶籍在被拆遷房屋內，對其是否居住涉案房屋，雙方各執一詞，考慮到涉案房屋面積狹小等相關因素，法院認定黃娟為被拆遷房屋同住人，對被拆遷房屋補償利益享有份額。綜合考慮涉案房屋來源、居住使用情況、當事人對被拆遷房屋的貢獻等因素，法院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則依法確認黃娟及被繼承人黃帥應享有的份額。因沈靜未舉證證明該征收補償利益已經分配給黃娟，黃娟有權主張該利益；同時，鑒于黃娟未提出給付訴請，故法院僅判明其應享有的份額。
一審法院據此作出如下判決：一、確認黃娟、被繼承人黃帥對上海市黃浦區合肥路XXX弄XXX號二層后樓房屋拆遷所得的安置房上海市浦東新區鶴永路XXX弄XXX號XXX室房屋各享有50%的產權份額；
二審法院發現新的事實
本院查明事實如下：除一審法院認定事實外，2013年5月23日，上海外高橋集團有限公司作為甲方，被拆遷人張倩黃帥、黃娟、王建良作為乙方，就郭家宅XXX號房屋動遷事宜簽訂《上海市征用集體所有土地拆遷房屋補償安置協議》一份，約定甲方安置乙方的房屋坐落在三菱新城59-4地塊24-2號601室、59-4地塊27-3號601室，房屋建筑面積161.46平方米，總價473,261.92元，同時就安置房屋與貨幣補償款的差價、搬家補助費、設備遷移費的其他費用做出了約定，張倩等四人在協議落款乙方處簽字。2006年8月28日，黃帥、黃娟作為受讓人、張倩、黃娟作為受讓人，分別申請受讓登記為上海市西泰林路XXX弄XXX號XXX室及上海市西泰林路XXX弄XXX號XXX室房屋產權人。1991年8月9日上?？h農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權申報表、草表、上?？h農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權審核表等均記載土地使用者張梅美此處記載疑系筆誤，應為張倩，下同，現有家庭人員張梅美、黃帥、黃娟、王建良。上海浦東新區農村個人建房用地申請表記載申請人為張倩、家庭成員黃帥居、黃娟。
四、雙方觀點：
上訴人認為：
沈靜認為，黃娟在張倩作為所有權人申請郭家宅XXX號宅基地、批建房屋時作為家庭成員及該房屋的使用權人，基于其農村戶口的身份獲取了相應的農村宅基地面積，并在該處房屋拆遷時作為被拆遷人之一享受了安置補償，并獲得了拆遷安置房，屬于他處有房，結合其戶口自遷入合肥路房屋后從未居住過等情況，其不符合同住人的認定標準，不應享有合肥路房屋動遷的任何利益，鶴永路房屋份額應完全屬于黃帥。
被上訴人認為：
黃娟則認為，首先，上海市征用集體土地拆遷房屋補償安置協議上載明的被拆遷人是張倩，括號中的其余三人是否屬于被拆遷人無法確定。該次拆遷未按托底方式進行，實際安置人口應當另案通過訴訟方式盡情確定，無法得出黃娟系同住人且享受了拆遷安置補償的結論。其次，郭家宅XXX號申請宅基地使用權、批建房屋時黃娟尚未出生，不可能作為該處宅基地的使用權人。黃娟是基于與實際權利人張倩的母女關系在表格上以家庭成員的身份進行登記，獲得的拆遷安置房也是張倩對黃娟的贈與，實際拆遷利益還是應當歸屬于張倩所有的。且郭家宅XXX號房屋系私房，不屬于福利性質房屋，黃娟未享受過福利分房，應當認定為合肥路房屋的同住人。
五、二審法院的觀點：
本案主要爭議在于黃娟是否是合肥路房屋的同住人及能否據此對鶴永路房屋產權份額及剩余動遷款現金進行主張。沈靜認為同住人身份認定屬于確權之訴，應當作為明確的訴請提出，對此本院認為，一審中黃娟雖未明確將同住人身份認定作為訴請提出，但確認黃娟是否是合肥路房屋同住人系其主張分割鶴永路房屋及剩余動遷款現金的請求權基礎，故一審法院依法對此進行審理未超越當事人訴請范圍，并無不當。
關于黃娟是否是合肥路房屋同住人的問題。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同住人認定需同時符合具有本市常住戶口，在拆遷公告發布之前實際居住滿一年以上，且本市無其他住房或者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標準。合肥路房屋來源于黃娟之父黃帥，其與前妻張倩于2001年離婚，黃娟隨張倩居住生活，其時黃娟尚未成年，對合肥路房屋取得并無貢獻，其戶口于2007年遷入合肥路房屋后亦從未居住其中。另，根據本院已查明事實，郭家宅XXX號房屋動遷過程中，黃娟在拆遷房屋安置協議上作為乙方簽字，并以受讓人身份認購動遷安置房屋并登記為產權人，應可認定黃娟系郭家宅XXX號房屋的拆遷安置對象，并獲得了相應的動遷安置利益，屬于他處有房，故黃娟不應認定為合肥路房屋同住人。合肥路房屋拆遷時，黃帥與黃娟戶籍在冊，該房屋動遷利益應全部歸黃帥所有，鶴永路房屋亦登記在黃帥名下，應作為其遺產由各方另案主張分割。黃娟主張其在鶴永路房屋及合肥路房屋剩余動遷款現金應享有二分之一份額，沒有依據，應予駁回。
二審裁判結果
一、撤銷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2018滬0101民初17101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黃娟的一審全部訴訟請求。
六、案例分析
上海市《高院解答》中關于他處有房屬于福利分房，這一點在2019年11月份上海市高院的《房屋征收補償利益分割民事糾紛研討會會議紀要》（以下簡稱《征收研討會》）中對他處有房又再一次確認：征收補償對象的公房同住人，是指在被征收居住房屋處有上海市常住戶口，已經實際居住一年以上，且本市無其他住房或者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人。如何認定“他處有房”？《征收研討會》傾向性認為：仍應按照2004年《上海高院關于房屋動拆遷補償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確定。為鼓勵居住困難的人通過自己努力改善居住條件，這里的“其他住房”應限定為福利性質的房屋，公房同住人在 他處購買的商品房不屬于“他處有房”。但是遺憾的是本次《征收研討會》針對一些爭議性較大的問題仍然未給出明確的解答。比如本文討論的農村宅基地房屋是否屬于法院認定同住人資格中的“他處有房”。
農村宅基地是農村的農戶或個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體所有的土地。宅基地屬于本村經濟組織成員以戶為單位申請無償使用的土地類型，屬于福利性質，宅基地僅具有使用權，且具有身份屬性，因此宅基地的使用權不能繼承。宅基地使用人可以在宅基地上建造居住房屋，房屋屬于個人所有的財產，不具有福利性，可以繼承。因此宅基地和房屋應分離看待。在房屋征收補償利益分割的民事案件中，對于宅基地的是否屬于福利分房，爭議較大，本文作者認為，以申請而享受農村宅基地使用權，且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的，屬于《高院解答》中他處有房的情形。比如：【（2017）滬0109民初18166號】判決認為：“張某某在陳行村房屋動遷時作為戶籍在冊人員亦獲得了一定的補償安置。從公平原則考量，綜合系爭房屋的來源、各方對房屋的貢獻、各方歷史居住狀況、享受福利分房及征收安置的因素等，本院認定系爭房屋的征收利益應由岳某1和岳某2家庭共同取得并分割?！痹撆欣c本案觀點一致，均認為農村宅基地動遷屬于享受過福利性政策。
補充說明：因私有房屋動遷而獲得貨幣安置或者房屋安置，原則上不屬于他處有房，也不屬于享受福利性動遷。除非享受托底保障等福利性政策的除外。因此宅基地房屋如果認定為私有房屋或者非福利性房屋，那么宅基地動遷安置中除非證明居民享有托底保障保障的，才會被定為享受過福利性分房，因此很多法院在認定宅基地動遷是否屬于福利性動遷安置時，參考適用公房動遷安置。
房屋征收補償案件中，關于他處有房的認定，需要考慮房屋的性質，福利成分，房屋的來源等綜合因素，再認定該房屋是否屬于福利分房。因此每個征收的問題，需要結合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因素，綜合考慮。比如關于宅基地房屋有的法院也定為不屬于福利分房：【（2015）黃浦民四（民）初字第2813號】。上海英武村三隊農村宅基地房屋具有產權性質，拆遷安置對于孫鳳、楊明華同住人資格不構成影響。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