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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重婚立法 樹立優良家風

試論重婚罪司法困境及解決

2021年第09期    作者:葛珊南    閱讀 4,540 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家風好，子女教育得好”，整個社會風氣才有好的基礎。

2021年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43條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穩定關乎家庭和美，影響社會安寧。隨著社會發展、交際擴大，一夫一妻制遇到挑戰。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重婚屢見不鮮。全國婦聯一次民意調查表明，94.2%的人認為對重婚納妾要制裁。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報道，各地被查處的貪官95%有情婦。“聚法案例網”表明，2010年至2019年上海各法院受理重婚案121件，被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60件。為何婚姻家庭關系離“良好家風”的美好愿景越來越遠？重婚罪立法司法缺陷致導致法律對重婚罪規定形同虛設是重要原因。

 

一、一夫一妻制度概念及貫徹

（一）一夫一妻概念

我國法律規定“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是指一男一女結為夫妻，互為配偶。《民法典》第1051條將重婚罪列為婚姻無效情形之一；第1091條將重婚等導致離婚的視為過錯方，無過錯方有權請求賠償。

（二）一夫一妻制的貫徹

1.禁止重婚

重婚是對一夫一妻制的公然違反。重婚含兩種情形：一是法律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登記結婚；二是事實重婚，即前婚未解除又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

2．其他破壞一夫一妻制的行為

其他破壞一夫一妻制的行為有：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通奸、姘居等。一般由道德規范調整。

二、重婚罪司法困境

（一）重婚罪特征、表現及“否定說”與“肯定說”之爭

有配偶者同他人結婚的，被稱為“重婚人”；無配偶但明知對方有配偶仍與之結婚者被稱為“相婚人”。“重婚人”與“相婚人”結婚，或“重婚人”與“重婚人”結婚，都成立重婚罪。

該罪主觀方面為故意，即明知自己或對方婚姻合法有效，仍希望與對方建立另一夫妻關系。

該罪主體即“重婚人”“相婚人”。

該罪侵犯的客體是一夫一妻制度。

該罪客觀方面為：一是有配偶者與他人結婚；二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與之結婚。

表現形式有：

1.兩個法律婚之重婚。《新京報》2016年4月15日報道：49歲的陳良濤先后與4名女性交往并結婚，其中兩段婚姻并行存續。法院以重婚罪判其有期徒刑1年10個月。

2.先法律婚后事實婚。安徽辛利人張某1993年與黃某登記結婚，2000年在湖州以夫妻名義與蘇某生活并生養兩女。張某、蘇某構成重婚罪。

3.先事實婚后法律婚。王某1975年與李某舉行婚禮，共同生活并育一男孩；1985年又與焦某領結婚證。王某構成重婚罪。

4.前婚是事實婚，后婚也是事實婚。1981年，李女與劉某未登記結婚但舉辦婚禮且共同生活，后李女出走。1996年，李女與鄭某也未登記結婚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并育一女，構成重婚罪。

就第三、第四種重婚罪中前次事實婚發生的時間節點，理論界對此是否構成重婚罪有“否定說”與“肯定說”之爭。

“否定說”認為第三、第四種重婚罪僅指前次事實婚發生在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前，發生在1994年2月1日之后則不成立。

“肯定說”認為重婚情形中，前后婚均可為事實婚，不論時間節點。

“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緣于我國民法、刑法對事實婚姻效力的認知不同。

（二）民、刑法對事實婚姻的不同認知導致對重婚罪與非罪認定標準混亂，此為重婚罪司法困境之一

1．婚姻法對事實婚姻的認知及態度

（1）事實婚姻概念及特征

事實婚姻是指具備結婚實質要件的男女，未辦理結婚登記，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特征包括：有結婚主觀目的；共同生活可能有子女；婚姻關系具有公示性；欠缺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即未辦理結婚登記。

（2）婚姻法對事實婚姻的態度

1950年至1980年，《婚姻法》對事實婚姻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有條件承認事實婚姻。1994年2月后，完全不承認事實婚姻效力。

第一階段——完全承認。1950年至1980年《婚姻法》生效之前，凡當事人具備事實婚姻特征，都按事實婚姻對待。

第二階段——起訴承認。1981年1月1日至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前，沒配偶的男女起訴“離婚”時符合結婚法定條件，可認定為事實婚姻。

第三階段——同居承認。1983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至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前，同居時符合結婚法定要件，可認定事實婚姻關系。

第四階段——不承認。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對未經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一概認定婚姻無效。

2.刑法領域對事實婚構成重婚罪持肯定態度，與婚姻法有沖突

為明確事實婚姻在刑法上的效力，1994年12月14日，最高法院在給四川高級法院《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實施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復》指出：“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1月12日國務院批準，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量刑。”

最高法院就事實婚在婚姻法和刑法領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釋：婚姻法上，1994年2月1日后不承認事實婚；刑法上，1994年2月1日后的事實婚具有法律意義。造成了民法與刑法的矛盾，如兩個事實婚重疊，民法上無婚可離，刑法上卻有罪可罰，匪夷所思。

民、刑法對事實婚姻認定上的差異，很大程度影響了重婚罪的認定與處罰。

（三）司法解釋規定重婚罪屬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限制了對重婚罪的制裁。該限制表現為“二難一易”，此為重婚罪司法困境之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條：“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訴案件包括：（一）……（二）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1……4重婚案件……”該規定限制了重婚罪的追究與制裁。

具體表現為“兩難一易”：

1.自訴人對重婚犯罪取證難于上青天

茅女的丈夫2007年赴外地工作。幾年后，她與丈夫通話時聽到有人叫他“爸爸”，并在上海某車站看到丈夫抱著孩子與“小三”儼然一家人般行，然丈夫否定自己另有家庭。茅請人拍下丈夫與“小三”及孩子“一家三口”的照片，但照片尚不足向法院自訴他“重婚”，可補強證據太難尋覓，丈夫與“小三”住高檔社區，陌生人無法進入。茅將證據交警方，希望“公訴”制裁丈夫，卻無下文。  

2.自訴重婚，證據難周全，難以被法院支持

即使自訴人掌握了初步證據，法院也是消極對待，對不足證據不予補強，而是駁回或判無罪。

徐女與鄭男相識于上世紀90年代大學校園，兩人畢業后在徐老家辦婚禮，次年在上海及鄭老家寧波辦婚禮。第三次婚禮前夕匆匆辦理了結婚登記。領證時，徐身份證號碼打錯，工作人員手寫糾正。因民政部門證件不夠，只拿到一本結婚證。婚初10年，婚姻甜美、和睦，徐默默支持丈夫事業。2009年，鄭搭識售樓小姐趙某，送其千萬元的房屋,還在美成婚并產下一子。2015年夏，徐向法院自訴鄭的重婚罪，遞交了許多證據：當初的結婚證,河南、上海、浙江3地婚宴照，壓箱底多年的婚紗照及大量的證人證言。徐訴稱，她與鄭不僅在1995年3月登記結婚，且2012年在上海某公證處作過已婚公證。鄭辯稱，自己與徐未合法登記，1995年3月的結婚證是徐違法獲得。2015年12月，法院判決稱徐提供的結婚證有瑕疵，無法確認兩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關系。

3.囿于經濟弱勢、情感因素、傳統觀念等，自訴人易于撤訴

重婚自訴被害人囿于經濟不獨立，常為感情、子女放棄訴權。自訴案可調解被害人也因得到些許賠償而撤訴。

1994年至1996年，廣東各法院受理重婚案497件，其中女方起訴又撤訴217件，占44%。

重婚者花點錢就可逃脫法律制裁，更加有恃無恐。

（四）重婚罪的刑期過短、刑種簡單，難以罪責刑相適應；司法解釋等縮小了重婚罪管轄范圍。此為重婚罪司法困境之三

1. 刑法對重婚罪規定過于簡單，不足以威懾犯罪

1997年《刑法》第258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該條從1979年《刑法》照搬而來，1979年到1997年，18年間的社會變化很大。1997年至今20多年，社會發展快、觀念變化大，刑法修正案出了不少，唯重婚罪規定一成不變，既無刑種的擴展亦無刑度的變化，已不適應社會發展。

著名法學家貝卡利亞指出：“只要刑罰的惡果大于犯罪帶來的好處，刑罰就可以收到效果。這種大于好處的惡果應該包含的，一是刑罰的堅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喪失。”

2.對重婚案管轄的反復變化，致司法部門對重婚罪不重視

我國司法對重婚罪的規定缺乏貝卡利亞所說的“堅定性”。1979年12月15日，最高院、最高檢和公安部發出《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案件管轄范圍的通知》，將重婚罪列為不需偵查的輕微刑事案件，由法院直接受理。后因重婚罪配偶囿于各種原因不控告，使犯重婚罪者逍遙法外。1983年7月26日，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又發布《關于重婚罪管轄問題的通知》（簡稱“83年通知”），提出重婚罪“被害人不控告，由人民群眾、社會團體和有關單位提出控告的重婚案件，由檢察院審查決定應否對該案提起公訴或免于起訴。對被害人就重婚案件的控告或檢舉，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都應當接受……”

1998年1月19日，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等六部委發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六部委規定”），第4條規定：“故意傷害（輕傷）、重婚等八種……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訴的，法院應依法受理，對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六部委規定比83年通知縮小了公訴重婚罪的范圍，但管轄上保持了雙軌制。

3.《民法典》取消了原《婚姻法》公安機關、檢察院查處重婚罪的職責，反映了立法者對重婚罪的漠視

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對重婚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這是重婚受害人欲向法院自訴又感覺取證難時，請求公安偵查的法律依據，但《民法典》將其取消了。

三、完善重婚罪立法的思考與建議

（一）民法上相對承認事實婚姻，以統一民、刑法對事實重婚的認知

1.各國法律對事實婚的態度

各國對事實婚態度為三類：一是承認主義，對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事實婚姻予以承認；二是相對承認主義，法律為事實婚姻設定有效條件，條件具備予以承認；第三類是不承認主義。

大多數國家對事實婚姻采取承認主義或相對承認主義。

英國普通法及1949年婚姻法規定，凡同居4年以上有孩子的，屬于事實婚姻，離婚時按注冊婚姻對待。德國法規定，凡未辦理結婚手續者，婚姻無效，但如果舉行結婚儀式后，配偶雙方曾在共同體中生活了3年以上，婚姻自始有效。

2.對我國婚姻法的借鑒意義

我國對事實婚姻應采取相對承認主義，原則上不承認其婚姻效力，但具備一定條件如結婚時間較長、生有子女等，應承認其婚姻效力。

（二）充分認識重婚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序法上摒棄“自訴為主、公訴為輔的追訴機制”。將該罪設定為公訴案件

理由如下：

1.自訴人舉證責任過重

被害人須有充足證據證明對方重婚，方能獲法院支持。“疑罪從無”原則使定罪必須證據確鑿。這對與被告人分居多年的重婚自訴人來說，舉證責任過重。

2.“自訴為主、公訴為輔”易出現重婚罪啟動程序空白

為輔的公訴類似自訴案的國家援助，并不鼓勵司法部門主動介入重婚罪偵查起訴及審判，易使公安、檢察、審判機關輕視或放任重婚案。

3.重婚犯罪應歸于“公訴”

世界各國對自訴案件有三標準：一是犯罪情節簡單，危害不大；二是所侵犯的主要為個人私權；三是被害人有能力收集并提供證據。

重婚罪侵犯的客體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它既侵害了公民的配偶權，也是對公權力的挑戰，不應簡單將其歸入“輕微刑事案件”。

加拿大刑法第257條規定的“一夫多妻罪”，采用公訴原則，“并處5年有期徒”。

4.公訴的四個功能對重婚罪追訴有重要意義

功能一：追訴犯罪。如無公安、檢察對犯罪行為的偵查、起訴，就不會有法院對罪犯定罪量刑，重婚罪亦然。

功能二：權益保障。一是公益保障，即打擊法罪、保護國家及社會公共利益；二是人權保障，即對受害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使自訴的受害人“遭到恐嚇而退縮”“遇到利益而撤訴”的情況不再發生。

功能三：訴訟監督。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及審判階段，檢察院都應監督，確保犯罪受到公正審判及刑罰、受害人權益得到保護。

功能四：社會警示。公訴意味著運用國家權力對犯罪追訴，昭示了法律威嚴，警示所有公民都必須遵紀守法。

正如貝卡利亞所言：“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

（三）科學“規定犯罪情節”“提高最高刑期”“設置分段法定刑”“增加財產罰”                                                              

1.明確概念，精準打擊犯罪

“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中的“配偶”“結婚”概念不明，“明知他人有配偶” 含不含事實婚姻？司法解釋中“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概念、標準也不明確。

有學者認為“配偶”是指男人的妻子或女人的丈夫，包括事實婚姻中的妻子、丈夫。“結婚”是男女雙方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結成夫妻關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視為以夫妻名義生活：有配偶者與他人舉行結婚儀式的；有配偶者與他人以夫妻相稱、有固定生活住所的；有配偶者與他人有較穩定同居關系的（半年或一年以上或生兒育女）。

2.借鑒國外立法，提高法定刑期，有效控制犯罪

德國刑法典第172條規定，有配偶者而重婚者，或者與有配偶之人結婚者，處3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凡因與配偶以外的人發生性關系導致受刑的，4年之內不準再婚，而且終生不準與相奸人結婚。香港地區把重婚罪規定在《侵害人身條例》中，對于重婚犯罪，可判7年監禁。

建議我國刑法重婚罪最高刑改為五年或七年。

3.“設置分段法定刑”“增加財產罰”，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芬蘭刑法對重婚罪量刑情節作出了6個月以上2年以下和6個月以上4年以下的區分。

德國刑法對重婚罪在判處自由罰的同時可處以罰金。

對重婚罪犯在處予自由罰的同時處財產罰。

建議我國刑法重婚罪修改為：重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有下列情節之一的，處三年以上五年（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導致他人重傷、死亡的；導致他人患精神疾病的；誘騙、威逼他人與之重婚的；與兩個或兩個以上異性重婚的；其他情節惡劣、危害嚴重的重婚行為。

結語美國刑法專家保羅·羅賓遜指出：“刑事法律的道德信賴對于有效的犯罪控制可謂至關重要……如果刑事司法的定罪量刑偏離了大眾認知下的應得刑罰，其道德信賴及由此而生的犯罪控制效力也會有所降低。”法律的權威在于它的實施與處罰符合公民對犯罪的認知和內心對正義的感知，如刑法對犯罪的定罪量刑偏離大眾預期，不僅此類犯罪會日趨嚴重，法律權威也將受到挑戰。唯有罪責刑一致，才能有效遏制犯罪，威懾重婚行為，維護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樹立良好家風，建設風清氣正的文明社會。

 

葛珊南

上海市申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委員、婚姻家事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會理事，上海市徐匯區律師界婦聯副主席

業務方向：婚姻家事、繼承、財產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