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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業慣例，平行進口車的進口價格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車窗紙價格，也就是車輛在海外4S店提車的價格；一部分是“貿易費”，具體包括車輛的運輸費、海運費、海外經銷商利潤以及回扣等說不清道不明的費用。很多平行進口車進口企業，會選擇僅僅向海關申報車窗紙價格，而隱去了“貿易費”的申報。為了做到交易單證的表面一致，進口企業會通過地下錢莊等不法手段單獨支付貿易費，通過修改合同和發票等掩飾真實的價格構成。在此類案件中，被告人較為常見的抗辯理由是，貿易費屬于“購貨傭金”，因此按照海關估價規則不應計入完稅價格。應該說，這是將海關正面監管規定應用于走私罪辯護的有益嘗試。走私罪屬于行政犯，如果能證明不申報貿易費符合海關估價規定，那么當然不可能構成犯罪。問題的核心是，貿易費屬于購貨傭金嗎？我來說說自己的體會。
一、 海關估價規則中的購貨傭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審定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辦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第1目規定，以成交價格為基礎審查確定進口貨物的完稅價格時，未包括在該貨物實付、應付價格中的下列費用或者價值應當計入完稅價格：（一）由買方負擔的下列費用：1．除購貨傭金以外的傭金和經紀費。
據此，在進口中，購貨傭金確實是不計入完稅價格的。但是，前提是進口企業能夠證明所支付的款項具有購貨傭金的屬性。此時，舉證責任在進口企業，也就是刑事案件當中的被告人。特別注意，關于購貨傭金的舉證責任在于被告人，而不在于公訴機關，因為購貨傭金屬于排除條款，屬于例外情形。被告人認為存在例外，就必須通過證據加以證明。
被告人的舉證，通常應當通過兩個方面完成。
首先，形式上的舉證。被告人要能夠證明存在代理協議。沒有代理協議，被告人支付給境外經銷商款項的性質就是不明確的。實操當中，一些企業或個人對貿易費的支出采取回避的態度，往往通過地下錢莊或者偽造汽車銷售協議完成支付，對于書面的代理協議避猶不及，通常無法提供。
其次，實質上的舉證。在存在書面協議的情況下，法院會從協議的內容進行分析，核心要點在于風險、所有權以及計酬方式三個方面。被告人必須證明，海外經銷商不承擔風險、所有權在發運前已經歸屬于國內進口企業、海外經銷商獲取報酬的方式與代理效果掛鉤。但從行業交易慣例來看，書面協議基本上達不到這種證明標準。
我個人理解，最大的障礙在于貿易費的構成中，包含了海運費等船公司第三方收取的費用。這部分費用明顯屬于海外經銷商代收代支的部分，明顯與傭金的通常計算方式不符。
基于上述分析，司法實踐當中，被告人關于貿易費不應當計入完稅價格，從而未偷逃稅款的抗辯意見，均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 相關平行進口車走私判例
案例一：
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大刑二初字第19號大連保稅區宏寶鼎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大連保稅區風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貨物、物品一審刑事判決書認定，遼寧省大連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單位大連保稅區宏寶鼎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寶鼎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7日，被告單位大連保稅區風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風馳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3日，二公司實際控制人均為被告人程慧，所屬員工完全相同。為逃避海關監管，獲取非法利益，宏寶鼎公司與風馳公司于2012年6月至2014年5月采取低報價格的方式，向海關申報進口“美規車"。具體方式為：
被告人程慧負責尋找境外貨源，與國外供貨商取得聯系。對方定期通過電子郵件向程慧發送包含車型、車輛價格等內容的汽車信息，其中車輛價格包含“車窗紙"價格（該車在北美地區的零售價）和該供貨商的“加價款"（包括車輛在北美地區當地落牌照的費用、運費、保險費以及國外供貨商的利潤等），雙方就車型與價格達成一致后，確定訂車。之后，宏寶鼎公司和風馳公司隱瞞車輛實際成交價格，委托報關公司僅按照進口車的“車窗紙"價格或加價1000-1500美元不等向海關申報進口，騙取海關通關。
各辯護人持相同辯護意見，認為：其經營模式為“平行進口汽車"模式，海外公司購車的性質屬于代購，其收取的報酬屬于購貨傭金，根據相關規定，購貨傭金不計入成交價格估價方法的完稅價格，因此未申報該部分不會影響應交關稅的總額、也不會造成偷逃稅款的后果。
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此辯護意見判決認為，從被告單位及被告人一方與國外供貨商的交易方式看，國外供貨商在國外以個人名義買車后再賣給被告單位，二者之間系買賣關系，國外供貨商加價銷售車輛的行為，是為了得到利潤。被告人程慧亦對此有所供述，稱被告單位與國外購貨商之間簽訂買賣合同，而無代理協議。差額款作為成交價格的一部分，系基于買賣關系而產生，應作為完稅價格申報。被告人程慧明知雙方的真實交易關系及差額款的性質，仍不依據實際成交價格申報關稅，主觀上有明顯的走私故意。至于其是否保留多年經營記錄等，與本案并無必然聯系。
案例二
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魯02刑初118號青島安某機電設備有限公司、馮建平走私普通貨物、物品一審刑事判決書認定，關于辯護人所提安某公司和陳某1、程某等人及其公司之間屬于代理采購關系，安某公司對外支付的款項中包含了不需要向海關申報的購貨傭金，應在認定偷逃稅款時予以扣除的辯護意見，經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審定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辦法》及其釋義，海關法規中所稱不計入完稅價格的“購貨傭金"，是指買方為購買進口貨物向自己的采購代理人支付的勞務費用，是買方的代理人在為買方尋找供應商、并將買方要求通知賣方、收集樣品、檢查貨物、有時還安排運輸、保險等事宜的活動中提供勞務而取得的報酬，即買方向其采購代理人支付的傭金。由于買方自行從事的活動與賣方的銷售行為無關，不用計入被估貨物的完稅價格；在審定應稅及非應稅費用時，應以中間人或代理人在交易中承擔的功能作為判斷標準。本案中，從馮建平及安某公司員工與外商的聊天記錄及馮建平的供述、證人許某1等人的證言可以看出，陳某1、薛某1、程某、畢某等外商既有事先征得安某公司同意或根據安某公司要求再去采購，又有現車賣給安某公司的情況，安某公司與上述外商之間關于“貿款"均有討價還價的過程，“貿款"的高低主要取決于車輛的緊俏程度，與外商付出的勞務量無必然的關系；畢某公司與安某公司之間的合作模式為“畢某公司先買好銷售的汽車，安某公司確認之后出合同，之后2天之內打車款+貿易費，車可以運到安某公司指定的倉庫，車輛title最遲不會超過兩個月，超期可以退車，換車"；薛某1公司按照安某公司的要求簽訂了不含“貿款"的銷售合同后，為正規做賬，又要求安某公司按照含有“貿款"的正確金額簽訂一份合同，從上述聊天記錄反映的交易過程看，安某公司與畢某公司、薛某1公司之間明顯是買賣關系；馮建平及安某公司工作人員與陳某1、程某等其他外商的聊天記錄中，雖然沒有直接關于之間合作模式的內容，但從安某公司與之的交易過程看，安某公司與陳某1、程某等其他外商的交易模式，與安某公司與畢某公司、程某公司之間的交易模式并無本質的區別；根據陳某1發送給安某公司的業務郵件及聊天內容，陳某1公司亦是在車輛從美國4S店買出送達安某公司指定的倉庫或確定到達倉庫的時間后，要求安某公司支付“車窗紙"款，在辯護人提交的陳某1出具的聲明書中，陳某1亦沒有證實向汽車銷售商支付的購車款均來自于安某公司，不使用自有資金，且從聲明書中證實有時會不用等馮建平確認就購買某些車輛的事實看，陳某1公司為馮建平購車并非“安某公司必須預先支付全額貨款，陳某1、程某等人及其公司不使用自有資金"。綜上，從安某公司與外商之間的交易過程看，雖然陳某1等外商不是特許的新車經銷商，但其在交易過程中支付了自有資金、獲得了貨物的所有權，承擔了貨物的風險和收益，在交易中扮演的是賣方角色，二者之間實質系買賣關系，安某公司向外商支付的“貿款"，不管其稱謂如何，不屬于海關估價意義上的“購貨傭金"，應計入完稅價格。辯護人所提此辯護意見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三、 平行進口車價格申報新規
為了更好地摸清平行進口車的價格構成，海關總署專門發布了申報細則。但因為這一規定的名稱中未包含“平行進口車”字樣，在常規的檢索當中往往被忽略，沒有看到人民法院以此作為裁判的依據。
《海關總署公告2017年第66號――關于規范一般貿易進口稅則品目8703項下非中規車申報要求的公告》規定，自2017年12月26日起，進口非中規車的企業除了填制報關單外，應當同時填寫“價格補充申報單”，補充申報“1.進口車輛實際賣方：轉讓車輛所有權及風險、并收到車輛價款的銷售方。2.進口車輛實際買方：獲得車輛所有權，承擔相關風險及付款義務的企業。”，并補充提交下列附隨單證：1.原始合同、發票：應體現貨物實際買方、賣方。2.付匯憑證：應包括定金預付及應稅傭金等。
應該說，在上述公告之后，平行進出口企業在進口申報時如果未申報傭金，在后續走私罪指控中再進行購貨傭金的抗辯，就更加沒有成功的機會。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