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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新聞報道，杭州某公司在年前向廣東某公司租賃了500輛電動車，雙方簽訂融資租賃合同。杭州公司通過這些車輛的運營每月支付款項給廣東公司，但因疫情原因車輛統統停運。日前，杭州某公證處為杭州公司在履約過程中因受疫情影響出現的履約困難，出具了杭州市首份不可抗力公證文書和配套的保全證據公證文書。那么，在合同未明確約定的情況下，融資租賃物因疫情不能使用，承租人是否可以援引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規則要求減免疫情期間的租金、或者要求解除融資租賃合同？本文對此進行初步研究，供讀者參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因不可歸責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賃物部分或者全部毀損、滅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減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賃物部分或者全部毀損、滅失，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據上述規定，有觀點認為雖然疫情導致租賃物不能使用與租賃物毀損、滅失情況不同，但疫情系不可抗力，是不可歸責于承租人的事由，參照上述法律規定，承租人可以要求減少或不支付租金，考慮到疫情結束后租賃物仍可繼續使用，因此不支持承租人解除合同的主張。各地法院也陸續針對租賃合同出臺司法政策，基本與上述觀點一致。上海高院《關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系列問答（二）》規定，如受疫情影響商業用房無法正常使用，承租人可以要求減免房租；如因房屋所在地采取管控措施或承租人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療或被隔離導致無法使用居住房屋，承租人可以要求減免租金。杭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相關法律問題解答（民商事篇）》規定，承租人租賃房屋的目的是使用房屋，因疫情防控需要致使承租人在短時間內無法正常使用房屋，可根據公平原則適當延長租期、減免租金，但以此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
對于上述觀點，筆者不敢茍同。上述觀點混淆了融資租賃與傳統租賃，在傳統租賃合同中，租賃物的風險是由出租人承擔的。但融資租賃中，租賃物是由承租人選定并直接交付給承租人占有、使用的，出租人主要義務是融資，而不承擔對租賃物的管控義務，故出租人一般會在融資租賃合同中特別約定，租賃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承租人承擔。從國外立法看，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租賃示范法》規定，融資租賃中租賃開始，租賃物滅失的風險即由承租人承擔；在融資租賃以外的其他租賃中，租賃物滅失風險仍由出租人承擔，并不轉移于承租人。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承租人占有租賃物期間，租賃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承租人承擔，出租人要求承租人繼續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該條規定體現了融資租賃合同中租賃物風險負擔規則，解決了由于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因素引起的租賃物毀損、滅失責任歸屬問題（不可歸責于當事人事由包括疫情、地震、戰爭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在徐州市銅山區人民法院（2017）蘇0312民初6733號案中，法院認為承租人租用的汽車起重機因雷擊導致受損嚴重，雷擊事件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屬于法定不可抗力的范圍，但該事件與融資租賃合同不能履行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原告已按合同約定交付租賃物，被告的義務是按照合同約定給付租金，雷擊事件未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不適用不可抗力免責條款。所以，根據上述司法解釋規定和案例精神，適用“舉重以明輕”規則，不可抗力導致租賃物毀損、滅失的，承租人負有繼續支付租金的義務；那么疫情導致租賃物一時不能使用的，承租人的租金支付義務也不能免除。
另有觀點認為，疫情導致租賃物不能使用，從而影響到承租人生產經營和收益，根據情勢變更或公平原則，承租人可以提供證據來證明受疫情影響的程度，要求適當延期支付租金并減免罰息，但是不能要求減免租金或解除合同。對此，筆者是認同的，雖然疫情并不直接影響金錢債務的履行，但是在此危難情況下，各地高院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均陸續出臺政策，鼓勵金融機構不抽貸、斷貸，支持協商通過延期還款、分期還款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因此，不排除一旦訴訟，法院將根據情勢變更或公平原則來合理調整當事人各方的權利義務。故筆者建議，一方面應正確理解疫情下不可抗力、情勢變更適用的具體規則，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必要時可聽取專業人士意見；另一方面，受疫情影響的違約方應積極與對方溝通，提供必要的證明材料，爭取通過協商方式來解決爭議或糾紛。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