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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三十年，看律師變與不變

2016年第05期    作者: 陳敏濤    閱讀 9,161 次

曾經廂房里辦公、居委會開庭、自行車代步、手抄10天閱卷摘錄……從業三十年，看律師變與不變

30年前我剛剛入行時，正逢律師制度恢復后不久，律師都有相關編制，身份是國家干部，相當于現在的公務員

■以前律師到法院承辦刑事案件，開庭前必須的功課是閱卷，而唯一的記錄方法就是手抄

■是否能做到“認真、細致”，成了律師的自我修養和自我要求

■律師的“輸與贏”如何確立，律師如何趟過“輸與贏”這個關隘，是一名律師必然面對的問題

畢業了30年的大學同學們相約回到母校，舉辦了正式、莊重的紀念大會，還舉辦了一場校園運動會、浦江夜游文藝晚會，在重逢的喜悅中，隆重完成了一系列紀念活動。帷幕落下，細細一想，畢業至今已30年，恰恰也是律師從業30年，施不勝感慨。恰此時，克強兄（當然不是總理克強，是上海的律師施克強）來電約稿，讓我談談30年律師從業的感悟。克強和我同年畢業，同時做了律師，有著相同的經歷，相信他也感悟頗深，不過現在他是約稿人，奉命下筆的是我，于是乎，想到什么寫什么，點點滴滴上心頭，輕輕緩緩下筆頭。

身份環境在變，實感滄海桑田

30年前我剛剛入行時，正逢律師制度恢復后不久，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各個律師事務所還都是司法局下屬的“國營”性質的事業單位，律師都有相關編制，身份是國家干部，相當于現在的公務員，事務所“主任”由司法局發布“紅頭文件”任命，管理著事務所的一切。完全不同于現在，一切以司法考試為基礎，兼顧法律上其他的規范，你就可以申請律師執業許可。當時律師事務所辦公用房都由政府主管部門——司法局提供，有的事務所辦公干脆就在政府辦公大院、大樓內，有的事務所得到的辦公場所居然是在居民區內，用房也相當簡陋。我曾經的單位，律師事務所和公證處的辦公在居民住宅的同一個門洞內，進了天井后，左廂房是公證處，右廂房是律師事務所，客堂共用，后面的樓梯上去就是幾戶居民，抬頭可見居民家晾曬的衣服。那時辦公印刷還在用刻蠟紙的油印機，和需要逐個挑選鉛字的打字機，使用者往往會帶著一副袖套，像在工廠車間里上班一樣。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大家也都不覺得艱苦，因為當時公、檢、法三家司法機關的辦公條件差不多，都好不到哪里去，他們的辦公室、審判場所同樣簡陋，法院里往往是一間大辦公室里好多法官一起辦公，去找某一個法官聯系工作，一定會碰到好幾位熟人打打招呼。我記得1985年參加工作后承辦第一次出庭案件，區法院居然借了居委會的一間辦公室就開庭了。現在隨便走進哪一家律師事務所，辦公地點基本都是高樓大廈，有些大型律師事務所已在上海頂級的商業地產樓宇中入駐，辦公硬件更是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準。前幾天去了徐匯法院，上海最新建設落成的基層法院，看到了漂亮、氣派的辦公室、審判大樓，里面最先進的硬件設施一應俱全，還配套有專門的培訓場所、休息場所，實在是滄海桑田的感覺。

以前律師到法院承辦刑事案件，開庭前必須的功課是閱卷，而唯一的記錄方法就是手抄，碰到復雜案件，閱卷、摘錄那可是實打實耗費時間的硬功夫，一天抄不完就兩天，兩天不行三天，沒有捷徑。記得有一次擔任辯護人，去廣西欽州法院辦理一起特大走私案，居然提前10天到法院閱卷。而今，不要說材料全靠復印，有些律師隨身帶著手推式微型掃描儀摘錄，有些看守所的“律師會見室”內，已經為前來會見嫌疑人的律師們提供電腦設施，可以當場使用。我剛工作時，律師事務所配備了一輛自行車，靠著這輛自行車，我走遍了上海各區縣的法院，也許上午在普陀區真如某個法庭，下午可能就到福州路中級法院開庭。仗著年輕，當時也沒有覺得累過，現在自駕車已經是律師的常見配備了，沒有騎自行車的運動量后，一個比一個發福。

那時候全上海市、區只有幾百名律師，一起開會一個會場就坐下了，人不熟臉也熟。市司法局所屬律師事務所只有三四家，各區司法局都下屬有一個律師事務所，主要針對區內法院辦案，所以律師之間，律師與法官、檢察官之間相對還有些熟悉，開庭完畢之后，常常會看到有人會互遞香煙，抽抽煙聊一會兒。而今律師隊伍龐大，開庭碰到臉熟的律師已屬難得，大家都持證入門，由書記員驗證開庭，所有的行為都是在法律、條文的框架下按部就班進行，恪守流程，不要說一起聊天，除了因調解而必須交流外，恐怕一句話也不會多說，似乎避嫌都來不及。

剛工作時的事務所業務以刑事案件辯護居多，有時候一個案件有多名被告需要辯護，一個事務所的好多名律師一齊上陣，一坐一大排，煞是熱鬧，民事代理案件數量反而不如刑事辯護案件多，至于商事法律更少。有的事務所抽幾個人專門設立一個“法律顧問組”，為需求不多的工廠企業、商業單位提供商事法律服務，比起現在巨量巨額的非訴訟業務，真有天壤之別。那時節是改革開放后律師業務剛剛恢復、起步的階段，人際財產關系簡單，民事法律關系簡單，案件也就簡單了。

作風不能變，必須“認真、細致”

律師在文采、口才、機敏程度等方面因人而異，每一位律師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每位律師都可以要求自己，也是完全能夠做到的——那就是認真、細致。

無論是法庭上，還是與當事人會談、開會時，律師的表現常常是風度翩翩、玉樹臨風，但這背后，哪個律師沒有伏案疾筆、汗流浹背？哪個律師沒有四處奔波、收集證據？可以說，沒有大量的前期工作、案頭工作，哪有法庭上的口若懸河？哪有出色的談判和嚴謹的法律文件？但是，查資料，核法律，備文案，這些律師的常態工作，卻往往并不為委托人、當事人所見，由律師獨自承擔，這其中，是否能做到“認真、細致”，成了律師的自我修養和自我要求。當事人委托律師，都是把自己利益、風險托付給律師去爭取，去判別。有的案件承載著企業重大的經濟利益，有的案件是婚姻大事關乎剩余人生，有的案件是嫌疑人、被告人把自己未來的“自由”托付給律師，無論事繁事簡，案值多少，其實都是千鈞重任，所謂律師無小案。承辦律師除了固有的專業水平，認真、細致的作風也是關乎結果的重要因素，不能有分毫懈怠。現在的民事案件、非訴訟事務往往雙方都會聘請律師，兩方對壘，刑事案件的針鋒相對就更不用說，反映了雙方專業水準的對壘，也是認真程度的比拼。最近有一起連續工程欠款案件，盡管被告方的財務部門已經認可了一個欠款數額，但是我們事務所指派承擔被告代理人的是一位資深律師，工作極為仔細，還是將合同、發票、單據、工程量記錄一一對照，逐筆核對，最終從發票上看出問題，發現了原告用假發票冒充，渾水摸魚，重復計算，此案因此峰回路轉，從最初的民事案件急轉派生出刑事案件，被告律師抽絲剝繭，去偽存真，不僅減扣了九百余萬元的“假欠款”，核出了正確的欠款數，減少了被告已準備承擔的無辜損失，還使那個原告老板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現世報被追究購買、使用假發票的刑事責任。被告這起案件的翻身勝訴，不在于業務理論有多深，就是靠被告律師一絲不茍的認真，只相信自己的眼睛。還有一起租賃糾紛，因經營不善，原告毀約，偷偷提前搬離了租賃商鋪后，還惡人先告狀將出租方告上法庭，理由是“出租方租給別人的房子更便宜”，要求“返還過高租金”，且不說這個理由是否合適，關鍵是原告律師提供的出租方與第三方“更便宜”的租賃合同中，除了其所謂“更便宜”的固定租金，還另外有與營業額掛鉤的“浮動租金”，兩者相加實際上大大高于原告的租金，但是原告律師居然對合同中白紙黑字“還有的一個條款”沒有看清，貿然起訴，將沒有看清內容的文件作為提出訴訟的主要依據，如此粗枝大葉，結果當然可想而知，被告面對如此無理的訴訟，當然是舊賬、新賬一起算，提出了追究原告違約責任和欠繳租金的反訴，最終法院判令原告敗訴，且支付金額遠遠高于其沒有得到支持的本訴金額，這種得不償失訴訟的發起，很難說不是基于原告律師的鼓動，但是連白紙黑字的證據都沒有看清就發起訴訟，導致當事人偷雞不成蝕把米，律師難逃其咎。這兩個例子看似難以置信，但確確實實發生在最近，發生在我們身邊，業務水平在于其次，關鍵就是承辦律師工作是否認真。最近披露的幾起轟動全國的判處被告人死刑的錯案，在質疑偵查機關等單位的糾錯過程中，我們也聽到有人在質問辯護律師，當年面對屢屢漏洞的證據，辯護了嗎？說了什么？錯案主要追究的是公檢法的責任，但辯護人是否認真履行了職責不也同樣被檢視了嗎？所以無論訴訟還是非訴訟案件，一個證據，一個數字，一個符號，有時會影響事件的不同走向，讓結果產生巨大的偏差。我曾經就代理過一起獨特的仲裁，雙方因合同中一個字的含義產生解讀差異，結果迥異，最終不惜對簿公堂，仲裁“一個字的含義”。假如當初起草合同時仔細一點，換一個用詞，或做一個注釋，怎么會有后來的軒然大波？

有的律師認為庭已經開完了，該說的都說了，庭審筆錄都有記載，想著書面代理意見、辯護詞，審判庭未必會認真看，當事人也看不到，最終就懶得寫。其實，這些不僅是律師承接案件后應有的工作責任，而且一文諸觀點，一案一總結，這對律師的業務水平提高也有極大的幫助。開完庭簽署筆錄時，有的律師會非常仔細閱讀筆錄，除了核對、修正筆錄錯誤，還能達到“復讀一遍就是再過濾一遍庭審”的目的。上述這些在我們工作中常見的環節，往往并非“小事一樁”，所以認真、細致的作風，無論對于我們的業務開展，還是律師本人業務素養的提高，以及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權益，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作為職業律師，認真二字必不可少，而且這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得到的事，就看你是否堅持。

信念不能變，秉持“輸權不輸理”

律師參與案件處理，無論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總有是否達到預期目標的問題，這就是籠統的“輸與贏”的問題，這個概念或者在約定中，或者只是在律師內心中，但肯定是有的。有些律師勝訴率會高一些，可能基于他們優秀，可能基于他們努力，甚至可能基于他們運氣好，但誰又沒有輸過案子呢？現代鋼琴曲中不是有個叫做《總有輸了的人》的曲子嗎？社會生活如此，律師業務當然不例外。輸和贏，當事人有當事人的看法，律師自己可能還有不同的標準，律師的“輸與贏”如何確立，律師如何趟過“輸與贏”這個關隘，是一名律師必然面對的問題。面對可能會輸或已經輸了的案子時，我也曾經有過半夜忽醒，輾轉反側。可以說，做了一名職業律師，就會始終面對這個問題，當然也必須職業性地解決好這個問題。

其實，律師對案件的回顧，最重要的是要檢視自己是否認真努力，該查的都查了沒有，該說的都說了沒有，不是所謂“輸或贏”的結果承受，離開了法庭，“輸或贏”的結果就是當事人最終的承受，當然是當事人的問題，而有些當事人恰恰是以成敗論英雄，以結果算賬，把這個結果視為律師工作的全部，客觀上讓律師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放不下這個心結。律師當然不可以無視案件的結果，但把案子的“輸與贏”看成是律師全部工作的輸贏，這個理解太狹隘。可問題說回來，往往是律師自己跳不出這個圈圈。

作為一名普通律師，我當然也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而給我很大啟發的一句話，是“律師輸權不輸理”。這里的“權”，可以是泛指司法權威、司法裁判結果，這里的“理”，當然是指律師承辦案件后，通過對證據的研判，所得出的對案件的看法、道理、依據。這句話讓我認識到，對律師工作的要求，不是“輸與贏”，而是“不輸理”。律師認真掌握了案件中應有的道理后，就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所謂據“理”力爭，衡量的標尺，在于“是否盡力”，也許被告最終被判處死刑，而律師必須做出“最有力”的辯護。我們常說律師是法律共同體的一分子，律師工作也就是共同體運轉中的一部分，但律師的職能決定了只有“說理”的份，所以我們常自詡為其中的“弱勢”，沒有最終的決定權，律師的道理是否被接納都是“強勢”方決定。不僅如此，律師辛辛苦苦工作，卻還會受到來自法律共同體內其他方的壓力，我們常常會說“受氣”。一位律師告訴我他最近代理的一起二審案件，因為陳述不同于一審時的其他代理律師，被主審法官打斷，拿出一審卷宗讓他“讀一讀一審庭審筆錄”，這種法外強權，盛氣凌人，該怎么正確應對？如果碰到更大的壓力又該怎么辦？律師一方面是小心翼翼維護著當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還要柔中有剛地頂住各種壓力，實屬不易。目前的司法環境下，莫明的判決，錯案、錯判也有發生，令人無法信服時，也會令我們猶疑——路見不平，我們該不該管？我們又能管多少？真的很難有一個具體的答案。

我們時有耳聞法庭內出現激烈的律師抗爭，拋開孰是孰非，至少讓我們看到了律師工作的艱難、艱辛，這就更讓我們認識到，打鐵還需自身硬，實體的、程序的法律都要了然于胸，不論愿不愿聽，想不想聽，甚至知道沒有認真聽，該說的還是要說，要通透表達，錯誤的就要抵制，做到“不輸理”。律師的“不輸理”，如果體現在每一個案件里，就可放心地將最終的結果留給歷史。

律師“輸權不輸理”的另一面，可以理解為據“理”力爭之后如果沒有得到采納，當然也要學會尊重，即所謂“輸權”也。“爭”的范圍是在法律框架、流程之內。有些當事人會在法律程序之外托人“運作”，向媒體“曝光”，找輿論“炒作”，有意無意會涉及律師工作，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掌握好兩者之間的“度”，更不宜主動參與其中。君不見，北京某轟動一時的刑事案件，最終被披露期間有關人士的相關短信內容，個別律師公然稱可以找輿論炒作，還自稱希望辦了此案能全國揚名，不僅丟盡了律師隊伍的臉面，而且其本人也被律師協會查辦。簡單來看，司法體系中只有律師完全社會化且不具有公權力，力所能及的只是法律服務，超過了界限，非但不擅長，也沒有能力，更可能身陷漩渦，所以律師尤其要愛護自己。要明確知道，我們的一畝三分地在哪里，只有在一定范圍內的事，才能大有可為，才是律師的能力所在、職責所在。

以上幾點，算是心得。只要我們認真工作，在應有的范圍內盡最大能力發揮作用，那就是在默默推動中國的法治建設，就能做一個優秀的普通律師。

作者簡介

陳敏濤 

上海匯臻律師事務所主任，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法眼能看天下》常年特約嘉賓。業務方向為民商事訴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