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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職業倫理的兩種角色和兩種思維

2016年第02期    作者:郝鐵川    閱讀 10,071 次

律師職業倫理是一個世界性課題，各國律師職業倫理有共性，也有個性。在共性方面，我覺得各國律師都有兩種角色和兩種思維。

有的人拔高律師的倫理道德,要求律師“手握正義之劍而來, 以客觀事實為最高境界”, “推誠而不欺、守信而不疑”,似乎律師就是天使的化身, 圣人的下凡。我覺得這是不切實際的。還有的人完全蔑視律師的倫理底線，如前段時間北京轟動全國的未成年人李某某強奸案中，有這樣的現象：一位律師向李某某的母親發出一個短信要約：希望你聘請我做你兒子的辯護律師，因為我現在需要這樣的一個大案要案，希望通過這個案件擔任政協委員。北京一家律所的主任強奸女當事人，法庭上還說女當事人盜取他的精液，非常惡劣。拔高或蔑視律師職業倫理是時下并存的兩種現象。

其實，無論是美國律師協會關于律師角色的定位，還是《歐盟律師協會（CCBE）序言》對律師角色的規定，主要的是兩條，即：律師既是當事人利益的維護者，又是社會利益的維護者。難點在于怎樣在這兩者之間進行平衡。

律師既要維護當事人利益，還要維護社會利益。兩者當中，前者是主要的，一方面因為只有律師堅定不移地維護當事人利益，才能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司法公正是個等腰三角形，法院位居頂端一角，律師及其代表的當事人居于底部一角，行政機關或檢方居于底部另一角。人類一路尋求公正的成果就是建立這樣一個等腰三角形的公正結構；另一方面因為律師與當事人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是古老的道理，如今也不完全過時。律師是靠當事人付錢而生存的，而不是國家通過向納稅人收稅來養活的公務員。

強調律師維護當事人利益是其主要職責所在，表明律師沒有直接承擔司法公正的義務，而只是對司法公正負有間接義務。在舉證方面，律師只負責向法庭提供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一般可以隱瞞對當事人不利的證據，而查明真相是法官的職責，判決公正也是法官的職責。國際上公認的刑事司法準則要求的是公正審判,而不是提出公正偵查、公正起訴、公正辯護。因為后者承擔的都只是單方面的任務，定案證據“合法、全面、確實”的最終要求主要針對法官而言，法律適用準確也主要針對法官而言。法官通過“兼聽”訴訟兩造而“明”，通過自己的法律知識、經驗、修養而適用法律準確。

維護社會利益是律師的次要義務，它有兩個主要內容，一是律師執業不能觸犯法律底線，律師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相關法律規定得都很明確。律師職業雖然具有商業屬性，但不能出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29頁）里引用的英國工會活動家托馬斯·約瑟夫·登寧所說的那樣：“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倍锹蓭熞e極地向社會傳播法律知識，盡力做一些法律服務公益方面和推動法治完善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如何限制公權、保障人權方面多多提出建議。人類法治的歷史經驗早已表明，憑藉知識、地位、財富的優勢，律師是維護憲法、約束公權的重要力量，是維護人權、尤其是弱勢群體權利的重要力量。通過履行律師的社會責任，促使政府進行改革，使社會走向進步，保持和諧，避免大的動蕩。

律師具有保守和變革兩種角色。在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上，律師的思維方式是保守的，是一種嚴格遵守法條的思維方式。要保持對文本的忠誠。法諺說，“法律文字不容違反”，“對法律最好的解釋是法律本身”。法律條文的擬定，大都是立法者依照樸素的公平正義價值觀并字斟句酌后所制定，體現出具有普遍抽象的公正，其中已考慮到各種社會效應。因此，律師引用、解釋法律時應以法律規范條文為基礎，在尊重法律文本字面含義的前提下，追求引用、解釋的準確性，不應該完全撇開文本，而以自己所解釋的社會效果來替代文本的含義。梁慧星先生在《民法解釋學》一書中主張，文意解釋應首先采用，用文意解釋若有復數解釋結果時，方能繼之以倫理解釋。在為倫理解釋時，應先運用體系解釋、法意解釋方法，以探求法律規范意旨；當法條之文義不符合立法真意，失之于狹窄或寬泛時，乃適用擴張解釋或限縮解釋；若仍不能完全澄清法律文義之疑義，應進一步作目的解釋以探求立法目的。最后以合憲性解釋進行審核。梁先生的這段話是對法條思維方式的完整闡述。

因此，律師在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時，要從現行法律規定中找出對當事人最為有利的內容，采取相應的行動。在法庭上，律師也必須從法律規定出發，為當事人辯護。千萬不能把法庭當議會、課堂，像政治家、法學家那樣脫離法律文本，從抽象的道義原則高談闊論。

但當律師作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角色在社會活動時，他們遵從的則是法理思維方式，不一定拘泥于既有的法條規定。這個時候律師更像法學院的學者，從法的理論出發，指出現行法律與限制公權、保障人權的法治宗旨的不相符合之處，提出改進的方案，讓人們明白法治的發展方向。

這篇短文只講兩種角色的主次問題，而對兩者沖突問題限于篇幅未及申論；只講了法條和法理兩種思維方式的內容，而對當事人合法利益與不法利益、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間的沖突問題，也限于篇幅未及述說。這篇短文只是拋出話題，期待有識君子獻出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