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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疫情助推跨境電商大發展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通過國際互聯網平臺達成進行大宗商品交易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根據海關總署2021年1月1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外貿出口明顯高于預期，外貿規模創下歷史新高。據統計，2020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人民幣，比2019年增長1.9%。其中，出口17.93萬億元，比2019年增長4%。
根據WTO和各國已公布的數據，2020年前10個月，我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達14.2%，創歷史新高。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
今年外貿何以這么強？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態功不可沒。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先生介紹，作為新興貿易業態，跨境電商在疫情期間進出口貿易額出現了不降反升的跡象。2020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達1.69萬億元，強勢增長31.1%，其中出口1.12萬億元，增長40.1%，成為外貿逆勢上揚的重要動能。
在跨境支付方式中，銀行匯款、國際信用卡支付、專業匯款公司及第三方支付四種方式目前均被廣泛使用。其中第三方支付方式是伴隨著我國蓬勃發展的跨境電商發展起來的，故第三方跨境支付非常依賴跨境電商業務。據統計和調查，第三方支付綜合交易規模總量在2016、2017、2018、2019、2020年三年分別達到89.31萬億、160.35萬億、215.45萬億、248.51萬億、280萬億左右。因此完全可以說，對比國內其他實體行業，在疫情影響及以阿里巴巴、亞馬遜等為代表的跨境電商平臺的雙重因素影響下，第三方跨境支付依托跨境電商得到了巨大發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二、第三方跨境支付的相關風險
1、交易真實性審核困難帶來的行政監管風險
2019年7月12日央行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環迅支付”開出高達6000萬元的第三方支付史上最高行業罰單。原因是央行認為環迅支付在第三方跨境支付業務開展過程中，存在“未對特約商戶進行有效核實”的問題，導致環迅淪為犯罪分子通過網絡組建的境外違法金融公司的洗錢平臺，成為網絡黑產的一個關鍵環節。
無獨有偶，隨后2020年3月第三方支付機構深圳瑞銀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也收到央行的四張罰單，金額合計也高達6000萬元，本次處罰還實行了雙罰制，對企業罰款，對企業的3名相關責任人：公司副總經理、運營部總經理及風控部總經理一并作出處罰。處罰的原因中有一條是“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與身份不明客戶進行交易”。同時本次QQ錢包運營主體騰訊公司也因該原因被處罰。
屢禁不絕的處罰背后體現的是第三方支付跨境支付業務中龐大的違法利潤和相對很低的違法成本。
據筆者向相關支付行業的業內人士了解，第三方支付行業為相關網絡黑產、灰產提供支付渠道是默認的潛規則，原因就在于能夠獲得巨大的利潤。通常支付企業服務非法貿易收取的手續費為資金量的2%-6%，簡單計算一下，境外非法電信詐騙平臺每騙取境內受害人1000萬元，就要支付給支付公司20-60萬元，是平常合法支付業務費率十倍更高。同時第三方支付業內還流行“傭金”制度，傭金比例通常在15-20%左右。如果境外詐騙平臺騙取到1000萬元，除需要支付手續費率以外，還需支付約200萬元的傭金給第三方支付公司。而鑒于第三方支付的規模通常都能做到年流水數百億，這其中的傭金金額可想而知。故有時候即使第三方公司希望能合規經營，依然擋不住其公司業務員甘冒風險為境外違法平臺頻頻牽線搭橋，提供相關支付渠道。
再加上相關的支付過程均通過互聯網完成，支付公司對交易的真實性難以做到每一筆進行合規合法的審查，故最終東窗事發往往會招致央行的巨額罰單，承擔此巨大的觸犯反洗錢的監管風險，乃至相關企業及員工觸犯洗錢罪、掩飾隱瞞違法所得等罪甚至幫助恐怖活動類犯罪的巨大風險。
2、交易信息、客戶信息泄露引致的刑事風險
第三方支付機構在跨境支付中的信息保護問題，貫穿了信息的存儲、獲取及合理使用的多個環節，可能從以下幾個維度引發相關的刑事風險。
濫用爬蟲技術引致的刑事風險：有一些支付機構在進行合規管理、反洗錢審查時，會使用爬蟲技術。通過使用爬蟲技術扒取海量互聯網用戶數據，對相關支付交易的合規進行審查。但這種技術的使用極易觸犯刑法中有關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邊界而招致相關風險。筆者曾經遇到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期向爬蟲技術公司訂購相關爬蟲數據進行合規審查的情況，但由于提供爬蟲數據的爬蟲公司涉嫌濫用爬蟲技術觸犯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類犯罪（包括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侵犯商業秘密、侵犯著作權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而導致支付公司頻頻被公安機關傳喚配合調查。
內部信息泄露的刑事風險：如前文所述，主要是支付公司的業務員受境外非法平臺誘惑和驅使，違法提供客戶信息和客戶畫像給境外平臺或其他第三方，而觸犯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公司業務很有可能就此停滯甚至崩潰。
3、匯率變動引致的商業風險
跨境貿易過程中，在買家支付相應貨款至第三方跨境支付平臺后，賣家收到改筆貨款前，匯率是隨著國際市場的變化而所有變動的。支付機構在收到資金后一般T+1日進行集中結售匯。而當買家收到貨物不滿意，有相關退貨行為時，購物資金有可能由于匯率原因無法足額兌換成支付貨幣而進行退還。
跨境貿易的特征是金額較高，體量較大，周期較長。特別是“8.11”匯改之前，我國人民幣匯率波動較低。但匯改以后，我國人民幣匯率在一次巨幅貶值后開始了大幅波動。近期我國人民幣匯率變動又進入到了與美元所謂脫鉤的階段，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風險。
目前大多數第三方公司均已經實現將該風險規避給買賣雙方了。即買賣雙方如需交易，均須通過第三方平臺自行向境外進行購匯，如需換匯換匯。但也不排除有的支付平臺仍然大包大攬承擔了上述風險，如廣州銀聯在支付交易中就是以自己的名義統一對外進行購付匯，相當于將匯率變動的風險替用戶承擔了，但也因此遭受了應由交易雙方承擔的匯率風險。
三、筆者的一點思考
針對第三方跨境支付的相關風險，筆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點不成熟的思考，如有不妥之處可以互相討論。
針對相關的行政處罰的監管風險，應當繼續從制度上進行設計，以強制第三方支付公司規避風險。如可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強制必須通過已經接入RCPMIS系統的境內商業銀行辦理，必須按規定向系統報送人民幣跨境資金流動信息和業務信息；可建立第三方跨境人民幣支付存款專用賬戶，第三方支付機構應當選定一家商業銀行作為開戶機構，相關賬戶的往來流動均受監管等等。
針對前文所述的刑事風險，可在第三方支付機構內部對業務人員在系統內獲取信息的權限進行明確劃分，對業務前端、中端審查、后端審批人員能接觸到的客戶信息的規模根據權限進行細致規定，同時對公司內部系統設立嚴格的自動觸發警報設定，一旦有非法使用權限進行查詢、導出、拷貝等操作即從系統層面進行及時預警；也可考慮引入外部專業刑事合規團隊，對企業的業務流程、對接模式進行審查，對企業可能觸犯的刑事風險進行提前防范。
針對相關的商業風險，在商言商，應當尋求更高級的匯率風險規避方案。如筆者了解已經有業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內部成立了匯率風險管控部門，通過使用回歸分析法、模擬法、在險價值指標等方法，對外匯衍生品工具進行分析和選擇，也有使用對沖工具構建風險管理體系的方法減少匯率風險的。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