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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風港原則”的由來
避風港原則最初在美國1998年制定的《數字千年版權法案》中提出， [1] 原適用于著作權領域的保護，因網絡服務提供者較難對網絡信息進行全面及時有效的審查，因而通過設立“通知-移除”規則，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一定的免責情形，從而達到各方權益上的平衡，現已成為國際上通用的互聯網版權糾紛處理原則。
二、《民法典》前我國法律法規有關“避風港原則”的規定
于2006年頒布施行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稱“保護條例”），其中的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對于“通知-移除”規則、網絡服務提供者應采取的必要措施及轉通知義務、不侵權聲明內容、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終止必要措施情形等均做出了規定。保護條例中的前述規定雖對于“避風港原則”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因條例本身旨在保護的權益范圍為著作權人、表演者、錄音錄像制作者等權利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因此，保護條例下的“避風港原則”的適用范圍十分有限。 [2]
2009年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以下稱“侵權責任法”），其中第三十六條對“避風港原則”亦做出了規定。因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并未僅限于保護條例中的權利，因而侵權責任法下的“避風港原則”的適用范圍擴大至人身權、知識產權等。 [3] 然而，在擴大了適用范圍的同時，侵權責任法僅規定了“通知-移除”規則，而未就轉通知（包括通知與反通知的轉通知）、反通知、必要措施終止等做出規定。
2018年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稱“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對于“避風港原則”再次做出了規定，在適用范圍上為知識產權，并基本承襲了保護條例中相關規則的設定，同時在必要措施終止的等待期上予以明確， [4] 成為與保護條例、侵權責任法區別的一大亮點。
三、《民法典》下的“避風港原則”
（一）《民法典》中有關“避風港原則”的規定
《民法典》中有關“避風港原則”的規定為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與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
其中，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的第一款對于權利人的通知內容與網絡服務提供者應采取的必要措施做出了規定；第二款規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應轉通知并采取必要措施，并對采取必要措施的標準做出了原則性規定，同時亦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時應承擔的責任予以明確；第三款規定了權利人錯誤通知時應承擔的責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對于網絡用戶的不侵權聲明內容做出了規定；第二款的規定包括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聲明后的轉通知，權利人維權告知，以及終止必要措施及終止前的等待期。
（二）民法典中“避風港原則”的規定與侵權責任法、電子商務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的比較
民法典在“避風港原則”的規定上做出了較完整且系統的規定，一改前述保護條例、侵權責任法及電子商務法規定不統一的情形，具體表現在：
1、明確了“避風港原則”所適用的權益范圍為民事權益
保護條例、侵權責任法及電子商務法因自身調整的權益范圍所限，因而其規定的“避風港原則”所適用的范圍也不相同。而在民法典下， “避風港原則”所適用的范圍則明確為民法規定的民事權利和利益，這既包括了民法典規定的民事權利和利益，也包括了其他法律規定的民事權利和利益， [5] 同時，亦為未來新規定的民事權利和利益的“避風港原則”適用預留了空間。
2、明確了“通知-轉通知及必要措施-聲明-轉通知及終止必要措施”的體系化規則
保護條例、侵權責任法及電子商務法在相應規則的設定上并不統一，再加上適用范圍的不同，使得各方在面對不同權益的網絡侵權時，難免有規則適用上的困擾。民法典下，對于相關規則做出了統一的體系化規定，包括了權利人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轉通知并采取必要措施、網絡用戶的反聲明、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轉通知并權利人維權告知、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必要措施終止這五個環節。這為網絡侵權下，權利人、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用戶的行為提供了明確的指引，有助于此類糾紛的前期自力救濟。
3、對于規則適用時的具體內容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
保護條例、侵權責任法及電子商務法對于規則適用時所涉具體內容的規定亦不統一。比如，在權利人通知內容的規定上，保護條例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而侵權責任法及電子商務法則并無規定。民法典中對此做出了統一的原則性規定。
對于權利人和網絡用戶而言，在“避風港原則”的規則適用中，其最重要的行為便是通知/（不侵權）聲明。民法典對其具體內容，規定應包括支持所主張事由（侵權/不侵權）的初步證據，以及主體（權利人/網絡用戶）的真實身份信息。這亦為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聲明時的審核標準提供了依據。
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而言，民法典對于其依法應履行的義務，規定包括以下內容：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采取的必要措施得依權利人提供的初步證據及服務類型而定，這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必要措施選擇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如因新型服務類型的出現而可采取的新的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收到網絡用戶聲明后、終止必要措施前，需經過合理期限，該合理期限同時亦是對于權利人及時通過行政、司法途徑維護自身權益的提示。
(三) 《民法典》中有關“避風港原則”的新規則的不足與完善
筆者認為，《民法典》中有關“避風港原則”的條文還存在一些不足，或可進一步完善。
其一，未對未履行及時轉送等義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作出規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二款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責任明確規定為對于損害擴大部分與侵權的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但是，該條款未就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履行及時轉送義務下的責任承擔作出規定；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亦未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轉送反通知該承擔何種責任作出規定，為此，有學者曾明確提出應對該情形下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予以規定，原因在于“只要造成了反通知人或者通知人的民事權益損害的，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6] 筆者亦認同該觀點，因此，期待后續根據民法典規定出臺相應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履行轉送義務的責任進一步作出規定和完善。
其二，未規定通知和反通知聲明不具備法定要件的后果。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一款、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雖對于通知和反通知聲明的法定要件作出了規定，但是對于相關聲明不具備法定要件時的后果卻未作規定。對此，有學者曾在民法典草案修改過程中提出，應明確規定不符合法定要件的后果視為未發出有效通知或聲明，不發生通知或聲明效果為宜。 [7] 筆者亦認同該觀點。雖然網絡侵權責任司法解釋第5條第2款規定“被侵權人發送的通知未滿足上述條件，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張免除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然筆者認為，鑒于實務中權利人、網絡用戶可能存在的主客觀因素，其發出的通知、反通知不免有不符合法定要件的情形，在此情形下，若一律適用前述司法解釋規定，直接免除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實則等于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前即視為權利人、網絡用戶已放棄了其實體權利，未免對于后者過于嚴苛，因而，規定不發生通知或聲明效果應更為穩妥。因此，民法典后續的修改或配套實施細則和措施中對于通知和反通知聲明不具備法定要件的后果仍需作進一步規定，或是最高法對于網絡侵權責任司法解釋第5條第2款規定的適用還需進一步梳理和完善。
四、總結
民法典中的“避風港原則”，對于權利人、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指引做出了體系化的規定，較好地權衡了三方的權利義務，既有利于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保護，亦有助于權利人、網絡用戶對于自身權益的維護，對比現有規定有了較大的進步，期待后續根據民法典規定出臺相應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對“避風港原則”進行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1] 張燕龍，《數字技術時代我國版權保護的刑事路徑思考--以美國版權犯罪立法的轉型為參照》，載《政治與法律》2017年04期。
[2] 《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一條規定，該條例的制定目的為“為保護著作權人、表演者、錄音錄像制作者（以下統稱權利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
[3]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一條規定，該法立法目的為“為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明確侵權責任，預防并制裁侵權行為，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同時，第三十六條中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故筆者認為，該法對于網絡侵權保護的客體及于民事權益，未限于較窄的范圍。
[4]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在轉送聲明到達知識產權權利人后十五日內，未收到權利人已經投訴或者起訴通知的，應當及時終止所采取的措施。”
[5] “避風港原則”的規定位于民法典第七編第一章“一般規定”中，該章第一個條款即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條規定，“本編調整因侵害民事權益產生的民事關系。”因此，“避風港原則”所適用的權益范圍依該條規定及于“民事權益”。筆者認為，“民事權益”依據學理、民法典第五章的規定等，應包括正文所提范圍。
[6] 楊立新，《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草案規定的網絡侵權責任規則檢視》，載《法學論壇》2019年5月第3期（第34卷，總第183期），第99頁、第100頁。
[7] 同注[6]，第99頁。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