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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孫悟空美術人物形象權屬迷局陳魯寧

2013年第10期    作者: 周富毅    閱讀 11,163 次

 

　　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下稱美影廠），作為中國動畫電影的原創重鎮，在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在其幾百部優秀動畫電影里陸續創作了以孫悟空、黑貓警長、葫蘆兄弟、邋遢大王等極具代表性的動畫美術人物形象，影響了我國好幾代青少年。這些動畫美術人物形象在當前中國，乃至全球的影響力仍可謂經久不衰。

　　然而，中國有句俗話，人怕出名豬怕壯。當下在一個市場經濟尚未成熟發展的大背景之下，任何一個存在商業價值的作品，除了受到大眾的追捧和商業合法開發之外，更多的是來自于不法商販肆意甚至是惡意的非法盜取和濫用。近十年來，對美影廠而言，其著作權遭到侵權屢屢頻發，似乎已經是一件讓人不得不習以為常的事了。

　　作為美影廠最為成功的動畫人物形象，影片《大鬧天宮》中的“孫悟空”形象，也”理所當然”的成為了侵權者的重點侵權目標。本案涉及的就是這樣一個腰束虎皮短裙，足穿一雙黑靴，脖圍翠綠圍巾的美猴王，遭到了從廣東珠海到上海等地多家企業的聯合侵權，更有甚者，侵權者還利用各種公開場合恬不知恥地自稱為“新悟空之父”，妄圖以此獲得更大的非法利益。

　　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美影廠委托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指定本文作者作為其原告代理人，對惡意侵權者發起了反擊。作為代理律師通過認真調查取證、并通過層層抽絲剝繭將整個案件梳理清楚，扎實準備訴訟材料，最終經過漫長的一審、二審，成功地為上影廠維權，贏得了訴訟。

　　由于該案涉及歷史遺留問題、侵權影響范圍廣以及連帶責任承擔等眾多侵權事實和法律問題，所以詳細解剖該案會給今后相類似案件和糾紛的解決帶來極其深遠的司法和執法的示范效應。

　　

          一、商場發現“悟空童鞋”引出的訴訟管轄地

　　2009年底，美影廠在國內各大知名動漫論壇和展銷會上發現，一家名為珠海天行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公然在展會上“亮出”了其美猴王的廣告牌和“一個手持金箍棒的新孫悟空形象”。同時，還在宣傳中，將其法定代表人湯某堂而皇之地稱作“新悟空之父”。這一舉動引來眾多不知情觀眾的駐足停留和業內人士的關注。

　　事后，美影廠正式委托京衡所律師處理該案。受案后，我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如何確定管轄地，這是處理此類著作權侵權案件比較棘手的問題。由于三被告注冊地均在廣東省，存在長途勞頓、巨大的訴訟成本以及無法預計的異地訴訟風險，這些都在警示我們，無論從訴訟成本還是效率上，都應盡量不能安排在被告所在地法院作為管轄法院提起訴訟。

　　如此，運用訴訟的法律知識，根據《民事訴訟法》有關侵權行為地作為管轄法院所在地的規定，結合事實調查和公證取證來“選擇”管轄地，一定會對原告更為有利。我們通過多方搜索，聯系到了被告在廣東方面的供貨負責人，并通過該負責人在上海成功尋找到廣東三方被告在上海銷售侵權產品的實體商店。如此，通過獲取法律上的訴訟連接點，終于確保了在上海原告家門口訴訟得以成立。

　　2010年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美影廠作為原告的起訴并隨即公開審理該案件。該案涉及五家被告，即被告珠海天行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珠海市千致鞋業有限公司、珠海悟空服飾有限公司、上海九履貿易發展有限公司、上海揚派貿易有限公司，但一、二審全程中僅珠海天行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上海九履貿易發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揚派貿易有限公司參加了庭審，另外兩家被告均一直拒絕簽收傳票等法院訴訟文件，法院只能通過最高院公告送達。

　　

        二、侵權數額如何確定

　　管轄地的確認為整個案件的開展開了個好頭，之后需要解決的便是知識產權案件中遭遇的第二個難題，也是司法實踐中最令原告頭痛的難題：如何確定侵權賠償請求的數額。

　　按照《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那么，怎么樣去證明原告存在實際損失，又如何去知曉掌握侵權人的違法所得。

　　一般實踐中，被侵權方因種種客觀原因，很難獲得確切侵權方實際違法所得的數額，往往只能通過證明自身損失來尋求賠償。但該類案件中的自身損失卻又很難通過市場份額的缺失、客戶的流失或者產品滯銷等等來確切證明，上述提及的被侵權方自身損失，在實際庭審中均可能被法院認定為間接損失而很難獲得足額支持。

　　本案中，我們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通過獲取得到被告已知各銷售商店和網點的核實、以及查獲其網站及相關頁面的逐一篩選調查、公證，發現被告在其網站上公布了其所有經銷商的信息，同時還找到了被告對外公布銷售商代理銷售合同。被告在庭審中面對大量確鑿的事實和證據，不得不承認其在全國擁有近十家省級代理銷售商，每個省級代理銷售商每年銷售兩萬件侵權產品，并且每件侵權產品的利潤達到200多元。這樣，我們就較為順利地計算出被告每年具有最大蓋然性的侵權所得，由此確定了原告的索賠請求數額并獲得了法院的認可。

 

        三、訴訟過程一波三折

　　當管轄地和賠償請求數額確定后，接下來的訴訟似乎應當相對輕松許多。但是在多次庭審中，隨之而來的卻是兩被告無法送達以及原告著作權證明存在一定瑕疵等問題，有待通過證據鏈予以充分證明。

　　首先，致部分被告的訴訟文件無法送達，是送達外省市被告一類案件中經常發生的情況。單就侵權案件而言，無法送達意味著案件每次審理都需要通過最高院公告，審理周期應被告拒絕出庭的阻礙而被人為地延長。

　　其次，經原告的描述，《大鬧天宮》中孫悟空形象的創作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完成的。在那個計劃經濟統轄下的年代里，國內所有的工商企業活動都由國家統籌安排，因此個人的創作成果均被視作國家或集體的勞動成果。

　　本案中，最初孫悟空的美術形象是由美影廠組織設計安排，通過國家相關部門找到了遠在北京的中國美術繪畫界泰斗級人物———張光宇老先生參加了論證和研討會。后在美影廠的安排下，張光宇老先生專程赴上海，為當時的《大鬧天宮》設計了其中孫悟空的美術形象的草圖。美影廠還專門為張光宇安排了在上海的住宿，以及提供其所有在上海的生活條件，并且由嚴定憲先生（原美影廠廠長，《大鬧天宮》孫悟空美術、動畫形象設計者）以及相關團隊一起設計、制作動畫影片《大鬧天宮》。

　　但由于種種原因，張光宇老先生在孫悟空美術形象未定稿前就返回了北京。于是，萬籟鳴導演（《大鬧天宮》總導演）決定由嚴定憲先生負責繼續完成該“美猴王”的形象，嚴定憲先生在經過大幅修改之后，最終完成了《大鬧天宮》中孫悟空的美術形象，將一個栩栩如生的“美猴王”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動畫影片中，美術形象與動畫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通俗而言，美術形象是靜態的，是動畫人物的原始形象，或者說是一部動畫片中一個個具體、固定的形象。而動畫形象則是動態的，將眾多靜態的美術形象通過后期加工，給予其不同的動作、表情等藝術表現形式，然后經過動態合成，最終成為了能夠“動起來”的一個個栩栩如生的角色。與國外相比，沿襲大陸法的我國在出臺的《著作權法》中拘泥于文字的緣故，在第三條里僅將美術作品作為其保護的范圍而未能將動畫這類“藝術”形式的作品納入保護范圍，其后在相關修訂和司法解釋中也未能列入。然而，眾所周知，美術形象只是美術作品的一種表現形式。總之，無論采取何種表現方式，我國《著作權法》及其解釋規定了美術形象、美術作品的設計人就是該形象、作品的權利人。

　　本案庭審中，到庭的三被告一直死咬該孫悟空美術形象的著作權利應當由張光宇老先生所有，原告不具訴訟主體資格。但是，根據原告的舉證顯示嚴定憲先生作為當時參加該項創作任務的原告廠里的員工，其相關設計行為屬于職務行為，設計的作品根據《著作權法》及《合同法》的有關規定，除署名權之外其他權利，均由原告美影廠所有。而本案中，嚴定憲先生在接過張光宇最初對于孫悟空美術形象的草稿設計之后，在原有基礎上做出了諸多重大修改，依法應認定為是孫悟空美術形象的設計人之一，理應對該美術形象擁有相關著作權利。也就是說，原告因此具有相關訴訟主體資格。同時，審理過程中，原告律師還通過走訪查閱，聯系當年《大鬧天宮》現存在世的其他老一代藝術家和創作者，最終找到了眾多能夠證明上述事實的強有力證據，支持了原告主張的事實和訴請。同時，還在嚴定憲先生處找到了六十年代嚴先生關于孫悟空美術形象的設計定稿原件，為本案最終的權利歸屬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四、“新悟空”并不夠“新”

　　作為自稱是“新悟空之父”的被告———珠海天行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湯某，始終認為自身沒有侵犯原告的權利，其“設計”的“新悟空”形象，與原告著作權的形象存在本質不同，具有法律意義上的獨創性特點，其銷售的侵權產品上的侵權形象，與原告孫悟空美術形象也存在眾多差異。根據《著作權法》的定義，法律意義上的獨創性是指，該美術作品經獨立創作產生而具有與其他美術作品的差異性。簡單而言，就是作為普通人能否一眼識別該美術作品與其他美術作品是否不同，能否一眼就將兩者區分開。那么當著作權侵權案件中的“李逵”遇到“李鬼”時，如何才能有效地辨別“李逵”還是“李鬼”？

　　如前已述，經公證取證，原告律師在已經獲得眾被告網站以及侵權產品的基礎上，將100多個被告所謂“設計的侵權形象”一一列表比對。在涉案孫悟空形象與其他動畫形象具有最明顯區別的幾個獨創性維度上，當庭作出了總結與歸納：原告《大鬧天宮》影片中孫悟空美術形象的整體形象獨創性為鵝黃色上衣，腰束虎皮短裙，大紅的褲子，足穿一雙黑靴，脖子上圍著一條翠綠的圍巾；臉部設計凸顯的獨創性為:基本臉龐圖形結構，上半部分為兩條弧形輪廓線（紅色），下半部分為一條弧形輪廓線（紅色），面部的正中間是一個心形的紅印，向上為半月形綠色眉毛，眼睛周圍一圈金黃色，而且為了突出火眼金睛眼神的凌厲，眼睛縱向的中軸線與鼻尖構成的一個倒三角形。經過上述比對描述，被告的所謂“新悟空”形象被證明并被法院認定：只是在原告孫悟空美術形象上的簡單抄襲，完全不具備獨創性特點。

　　最終，在經歷了漫長的近3年的庭審之后，在眾被告百般辯解無果的情況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本案做出了終審判決，判令眾被告立即停止侵權，珠海三家企業同時對侵權承擔連帶責任，對原告承擔高昂的賠償費用和律師參加訴訟的合理足額費用。

　　

         五、“美猴王”迷局破解的啟示

　　縱觀本案，似乎可以從權利歸屬、訴訟技巧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這樣三個方面將這樣一場糾紛進行層層剖析。雖然本案對于美影廠而言已經劃上了一個較為圓滿的句號，但是我們相信，該糾紛的依法公正裁判必然會對今后眾多同類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解決帶來深遠的影響。為此，通過辦理本案，我們愿以以下三個方面與各位同行分享其中的艱辛苦樂：

        （一）權利歸屬

        權利證明，這往往看似很簡單的一個證明步驟，有時卻會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案中，美影廠對于該權利的證明，因特殊歷史時期以及國家發展等多種變化，而成為了訴訟中的一大難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相類似的知識產權案件中，權利證明會對整個訴訟流程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原告權利證明清晰，同時明確被告確無權利證明，一場訴訟其實已經獲得了大半勝算，反之則可能會出師不利。

        例如，“奧特曼”形象是日本圓谷制作株式會社的全球知名動畫產品，其于2004年在上海發現某兒童用品商店在對外銷售均標有“    Tsuburaya Chaiyo Licensed by Ruishi”、“本產品由Chaiyo版權有限公司授權、廣州市銳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等字樣的“奧特曼”系列玩具。糾紛發生后，原告以著作權人身份向法院起訴上述包括銷售公司在內的三家企業。雖然法院認定其“奧特曼”系列形象著作權人的身份，但是萬萬令日本圓谷制作株式會社沒料到的是，被訴三家企業是經過有關單位的直接授權而使用的，故成為擁有相關權利的主體，法院經過二審駁回了日本公司的請求。

　　由此可見，在自我權利證明的同時，是否曾經將著作權授權第三方，也是原告在起訴時必須查明的重要事實。

        （二）關于訴訟技巧

　　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對于侵權方的調查取證是證明侵權事實及賠償數額最為關鍵的步驟。在原告律師代理的浙江某上市企業起訴上海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商標權及反不正當競爭一案中，原告律師在訴訟之前通過網絡搜索獲取被告方的購貨電話，之后聯系遠在上海的供貨方供貨，最后由公證人員陪同到現場提貨。這樣一整套復雜且風險極高的公證取證之后，才確保了在相關訴訟中通過對侵權事實的證明制止了被告的惡意侵權行為，并讓被告改變了企業名稱，保證了法院支持原告的各項賠償請求。

　　回顧這起孫悟空美術形象的糾紛案，從前期電話聯系獲得被告在上海的銷售商店和網點，再到現場購物，無一不存在一定的訴前風險。

        （三）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需待加強的一些思考

　　孫悟空美術形象案件中，雖然法院支持了原告要求賠償等訴訟請求，但是沒有支持要求被告在其自身網站、重要報刊上刊登相關道歉申明的請求。理由是該要求道歉等請求在侵犯人身權案件中適用，該案為侵犯財產權利案件，并不直接適用。而根據《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該案中被告已經被法院認定為其行為已嚴重侵犯了原告的知識產權，依法應適用該條賠禮道歉的規定。試想，如果法院判定被告在相關媒體上能公開該賠禮道歉，使得法律規定的懲罰得以真正適用，那么許多侵權者必定會三思而后行，對于知識產權，這樣一個出于對人類智慧尊重而形成的權利，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保障。

　　如今，我國眾多網絡視頻網站的發展已經不是一個剛剛起步的階段，而是處在一個從中小視頻網站向大體量、綜合性網站轉型的階段。但從2009年起，全國各大視頻網站的聚集地———北京的海淀區、朝陽區等，各類視頻網站侵權案件以幾何倍數在激增，該類網站侵權案件每年都要近千起。歸根結底，該類侵權案件產生的原因在于政府對于該類案件的打擊力度不夠，企業往往都是先賺錢再賠錢。賺的遠遠比賠得多，雖然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對于國內此類科技型網站及企業的扶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程度不夠。

　　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一方面規范了實踐中對于該類案件的處理尺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國家對于知識產權案件的重視程度。從新《著作權法》修改草案中加大處罰力度的法條修改的提出，到上述法律法規的出臺，再到社會各界對《反不正當競爭法》提出的種種修改意見等，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任何一個國家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都具有其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深遠目標。我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初期實行了寬嚴并舉的政策，其內含著盡可能保護發展本國幼小的部分企業。而如今大多數企業已經發展壯大，最重要的已經不是高速發展而是如何穩定成長。規范知識產權制度，加大相關保護力度是讓這些成長中的企業能夠更為健康發展并邁向海外的重要一步。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于整個國家戰略而言都是不可忽視的關鍵所在，而本案的審理和判決無疑將對從事知識產權案件代理的律師會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