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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工作中遇到一則案例，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爭議解決方式為：向申請仲裁人所在地提起仲裁。在后續(xù)糾紛解決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受案仲裁委、受案法院對該條款效力問題的意見存在較大分歧。本文謹結合該案例以及筆者在執(zhí)業(yè)過程中的思考，對此類仲裁條款的效力問題作簡要分析，供各同行參考、歡迎共同探討。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1日，能投公司與順順公司簽訂了《工礦產品購銷合同》，約定能投公司向順順公司供應二萬噸煤炭，單價655元/噸，總價人民幣1300萬元。合同約定的糾紛解決方式為“協商不成，向申請仲裁人所在地提起仲裁”。
2018年，能投公司認為順順公司未能支付上述合同中的貨款。而順順公司認為能投公司并未履行上述合同下的交貨義務，其貨物交付是履行其他合同的交付義務。雙方陷入糾紛無法解決。2018年5月，能投公司以上述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為依據，向太原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太原仲裁委員會受理并發(fā)出了仲裁通知。
順順公司在開庭前向太原仲裁委員會提出管轄異議，認為約定的仲裁條款無效，太原仲裁委員會無權管轄。但是，太原仲裁委員會認為申請仲裁人住所地在太原市，而太原仲裁委員會系太原市唯一的仲裁機構，因此對案件享有管轄權。太原仲裁委員會最終審理了此案并作出了裁決。
順順公司認為裁決結果嚴重不公，且在裁決書收到后，意外發(fā)現仲裁員之一張某某原系能投公司的法律顧問，擔任此案仲裁員時距辭任能投公司的法律顧問之時尚不滿兩年，遂于能投公司向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zhí)行后，順順公司以仲裁條款無效、仲裁庭的組成違反法定程序等理由向執(zhí)行法院申請了不予執(zhí)行，目前該案尚未審結。
關于此類仲裁協議效力的思考：
一、判斷仲裁協議效力的標準
《仲裁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guī)定，仲裁協議應當具有下列內容：（一）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項；（三）選定的仲裁委員會。
《仲裁法》第十八條規(guī)定，仲裁協議對仲裁事項或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五條，仲裁協議約定兩個以上仲裁機構的，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其中的一個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當事人不能就仲裁機構選擇達成一致的，仲裁協議無效。
該解釋第六條規(guī)定，仲裁協議約定由某地的仲裁機構仲裁且該地僅有一個仲裁機構的，該仲裁機構視為約定的仲裁機構。該地有兩個以上仲裁機構的，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其中的一個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當事人不能就仲裁機構選擇達成一致的，仲裁協議無效。
根據上述法律規(guī)定，仲裁協議中應當包含明確的以仲裁方式解決糾紛的意思表示、明確的仲裁事項、明確且唯一的仲裁機構；反之，當事人需就不明確的事項達成補充協議，否則該仲裁協議無效。
法律規(guī)定充分考慮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在約定不明確且無法達成補充協議的情況下，才會確認仲裁協議無效。本文所述仲裁協議效力的判斷，均指當事人無法達成補充協議的情況，下文不再贅述。
具體而言，本文所涉條款的效力判斷，筆者認為，需查明，根據“申請仲裁人住所地提起仲裁”的約定，是否可得出明確且唯一的仲裁機構。
二、約定仲裁地與約定某地的仲裁委員會的區(qū)分
對仲裁協議中約定的仲裁地，法律無明確規(guī)定。但部分仲裁委員會在其仲裁規(guī)則中規(guī)定了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為仲裁地，同時，也認可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對仲裁地作出的不同約定。
如《上海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中均規(guī)定，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為仲裁地。仲裁委員會也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確定其他地點為仲裁地。又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中規(guī)定，當事人對仲裁地有約定的，從其約定；當事人對仲裁地未作約定或約定不明的，以管理案件的仲裁委員會或其分會/仲裁中心所在地為仲裁地；仲裁委員會也可視案件的具體情形確定其他地點為仲裁地。
仲裁不同于訴訟，仲裁委員會具有獨立性，也并非根據行政區(qū)劃層次設置，且仲裁不實行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在仲裁協議中，當事人雙方約定仲裁機構的法律效果為選定爭議處理機構，而約定仲裁地的法律效果為確定在何地進行仲裁，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筆者認為，若仲裁協議中僅約定在某地仲裁，不能當然得出向該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的結論，該仲裁協議應屬未明確約定仲裁機構，應屬無效。
本文案例中，“向申請仲裁人所在地提出仲裁”的條款，系僅僅約定了仲裁地，而沒有約定仲裁機構，且該仲裁地的約定也不明確，鑒于雙方不能達成補充協議，該條款應屬無效。
三、“向申請仲裁人所在地的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的約定是否有效。
通常，在仲裁協議訂立之時，雙方尚處于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商業(yè)伙伴關系，此時無申請仲裁人，那么也就意味著，根據“向申請仲裁人所在地的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的約定，在仲裁協議訂立之時，雙方根本沒有約定明確的仲裁機構，當然應屬無效。
但也可能會存在與案例中太原仲裁委員會同樣的觀點，認為應當以“申請仲裁時”即申請仲裁人確定后的情況來判斷該條款是否有效。事實上，該觀點會將該條款的效力帶入十分尷尬的境地。
以本文案例為例：根據本案情況，能投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太原市，順順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在訂立合同之時，仲裁申請人尚不確定，如糾紛發(fā)生后，若僅能投公司一方申請仲裁，則由太原仲裁委員會受理，但若僅順順公司一方提起仲裁，則須向上海市的仲裁機構提起仲裁，而上海存在多個仲裁機構，依據“申請仲裁人所在地的仲裁機構”的約定，無法確定由哪一個仲裁機構管轄，則該條款應屬無效，而應當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糾紛；再如，我們假設順順公司的住所地和能投公司的住所地均各有一個仲裁機構，若雙方同時申請仲裁，則將同樣發(fā)生仲裁機構并非唯一確定的問題，該條款仍屬無效。
總結來看，若按案例中太原市仲裁委員會的觀點判斷，只有當協議的一方住所地有且僅有一個仲裁機構，且該方單獨提起仲裁時，該條款方屬有效，而協議其他方只能通過訴訟解決糾紛。然而，根據法律規(guī)定，有效的仲裁協議的法律效果，應當是協議雙方均可依據該仲裁協議提起仲裁。否則，若一方申請仲裁，一方提起訴訟，又應當如何處理呢？而導致該條款陷入這一尷尬處境的原因，即為對該條款的效力判斷錯誤。
因此，筆者認為，“向申請仲裁人所在地的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的約定，對仲裁機構的約定并非明確且唯一，應屬無效。
四、 關于仲裁體制發(fā)展的幾點看法
在實踐中，仲裁委員會、人民法院在對仲裁協議的效力進行審查時，都充分尊重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探究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在仲裁協議的內容約定不完備時，更傾向于作出仲裁協議有效的解釋。這種審查原則無疑會推動仲裁體制的進步。
但同時，筆者認為，此傾向應適度。自愿原則是仲裁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因此，在對仲裁協議的效力進行審查時更應當尊重仲裁協議約定的客觀事實，遵循條款解釋的基本邏輯，且不應當對法律規(guī)定進行擴大解釋。對于約定不明的仲裁協議而言，當事人雖然在協議訂立之初有通過仲裁解決糾紛的意圖，但若未明確約定仲裁機構，則不能認為當事人自愿接受了某仲裁機構的管轄，也就不應當強行對仲裁協議作有效的解釋。就本文案例而言，雙方約定仲裁條款時僅出于便利申請人的角度考慮，不能當然認為順順公司在訂立協議時即認可接受了太原仲裁委員會的管轄，反之同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若當事人不同意由某一仲裁機構管轄案件糾紛，該意思表示理應得到尊重，仲裁機構不應再管轄案件。只有在當事人的“是”或“否”兩方面意思表示都得到尊重的情況下，仲裁體制才有機會贏得更多當事人的信賴，從而充分發(fā)揮仲裁自身的優(yōu)勢，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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