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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8日，最高院為統一裁判思路、穩定社會合理預期發布了《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該紀要為司法實踐中諸多熱點、難點問題提供了統一的裁判思路，紀要內容雖不能直接作為裁判依據予以援引，但可作為說理參考，故引發業內熱烈關注。本文將對該紀要中所涉“以物抵債”、“后讓與擔保”及“讓與擔保”相關制度進行簡要解讀，以拋磚引玉，供相關人士參考。
一、 “以物抵債”、“后讓與擔保”及“讓與擔保”的概念及對應條款：
以物抵債，指債務人與債權人約定以債務人或經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財產折價歸債權人所有，用以清償債務的行為（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債權債務案件審理中以物抵債問題的紀要》）。
后讓與擔保，屬于廣義的讓與擔保，指債務人或者第三人為擔保債權人的債權，與債權人約定將某物作為擔保標的物，但所有權并不實際轉移，若債務履行期滿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的，須將擔保標的物所有權轉讓給債權人，債權人據此享有優先受償權的非典型擔保。
讓與擔保（此處指狹義的讓與擔保，下文亦如此），指為了擔保債權的實現，將債務人或者第三人的財產轉讓債權人，債務履行后，債權人應當將該財產返還債務人或者第三人；未履行債務的，債權人有權就該財產優先受償（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2004)第二百七十九條）。
“以物抵債”、“后讓與擔保”及“讓與擔保”在《九民紀要》中相對應的條文分別系第44、45和71條。根據以物抵債協議簽訂時間系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亦或后可將“以物抵債”、“后讓與擔保”和“讓與擔保”予以區分，而“以物抵債”和“后讓與擔保”的區分在于是否對抵債物進行了公示。詳言之，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性質上屬于“以物抵債”；而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且未將抵債物進行物權公示的（即動產交付、不動產登記），其性質屬于“后讓與擔保”；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且已將抵債物進行物權公示的，其性質屬于“讓與擔保”。
二、 制度沿革：
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專設“第二十一章 讓與擔保”，但正式稿中刪除。
2014年4月14日，江蘇高院發布《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債權債務案件審理中以物抵債問題的紀要》，紀要以債務未屆清償期之前、后以物抵債行為的性質及效力分別進行了認定，紀要明確了后讓與擔保應仍按原債權債務審理、肯定了履行期限屆滿前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約定債務到期清算條款的則為有效協議、將以物抵債協議認定為實踐性合同，但紀要未明確讓與擔保是否具優先受償效力。
2015年6月23日，最高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規定“當事人以簽訂買賣合同 https://www.66law.cn/special/mmht/作為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還款，出借人請求履行買賣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審理，并向當事人釋明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拒絕變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起訴。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審理作出的判決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決確定的金錢債務，出借人可以申請拍賣買賣合同標的物，以償還債務。就拍賣所得的價款與應償還借款本息之間的差額，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權主張返還或補償”，該條實質上就是“讓與擔保”在最高院文件中的第一次出現，該條明確了該類情形下雙方真實法律關系仍為借貸而非買賣，但該條對“讓與擔保”是否能優先受償，不甚明確。
2019年11月8日，《九民紀要》涉及讓與擔保相關制度，明確了何種情形構成讓與擔保，且肯定了讓與擔保的優先受償效力。
三、 “以物抵債”、“后讓與擔保”及“讓與擔保”的相關解度：
（一） 以物抵債的相關問題:
1. 以物抵債協議系諾成性合同：
根據最高院《九民紀要》的理解與適用，最高院將以物抵債協議認定為諾成性合同，即只要達成了以物抵債協議，即便抵債物未交付，也不影響合同的生效，債權人請求交付抵債物的，只要以物抵債協議不存在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以及其他無效事由的，法院均應支持。
2.以物抵債協議簽訂后，新舊債之間的關系：
在新舊債的關系上，《九民紀要》采納了新債清償說而非債務更新說，即以物抵債協議簽訂后，新債與舊債共存，若債務人不交付抵債物，債權人可以要求履行以物抵債協議，亦可以請求履行原債權債務，如此更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3.民間借貸轉化為以物抵債的，轉化過程中的利息、違約金及其他費用的總和不得超過法律規定：
2016年12月28日發布的最高院指導案例72號：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訴新疆鄂爾多斯彥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中，確立的裁判要點為：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經協商一致，終止借款合同關系，建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將借款本金及利息轉化為已付購房款并經對賬清算的，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禁止的情形，該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訂立目的，亦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規定的“作為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在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情形的情況下，該商品房買賣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對轉化為已付購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數額，人民法院應當結合借款合同等證據予以審查，以防止當事人將超出法律規定保護限額的高額利息轉化為已付購房款。
4.訴訟中達成以物抵債協議的處理：
債權人與債務人在訴訟中達成以物抵債的，應申請撤回起訴，法院不出具以物抵債調解書。此外，執行程序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和解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條，法院一般也不出具以物抵債裁定，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百九十一條、第四百九十二條之規定 [1] 的，可以出具。
在《九民紀要》前出具的以物抵債調解書，因系法院對債權人請求債務人交付抵債物的債權請求權的確認，故不屬于能直接導致物權變動的法律文書。但以物抵債的裁定書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七條之規定 [2] ，屬于能直接導致物權變動的法律文書。
法院出具以物抵債會存在一定被訴風險，最高院指導案例43號就是其中一則。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濱海大道（天福酒店）證券營業部申請錯誤執行賠償案中，海南高院于2000年6月依據申請執行人、被執行人、被執行人的債務人達成的《和解協議》出具以物抵債的裁定。而后查明該以物抵債協議損害了案外人海南發展銀行清算組的利益，故裁定執行回轉。隨后申請執行人因債務清償不能而向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最終最高院作出不予賠償的決定。
（二） 后讓與擔保的相關問題：
針對當事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達成以物抵債協議，而抵債物尚未交付的情形，《九民紀要》并未認為該類協議違反流質或流押而無效，而是認為其性質屬于廣義的讓與擔保中的后讓與擔保，既然是擔保，那么雙方法律關系仍應按原債權債務認定，同時因缺乏物權公示，故債權人并無優先受償效力。
（三） 讓與擔保的相關問題：
1.肯定了讓與擔保的合同效力：
若債務人或第三人與債權人約定，將財產轉讓至債權人名下，債務人到期清償債務的，債權人將該財產返還給債務人或第三人，債務人到期沒有清償債務，財產歸債權人所有的，“財產歸債權人所有的”部分約定無效，但不影響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2.肯定了讓與擔保的物權效力：
在以上約定之下，且實際履行了物權公示所需手續的，債權人對該抵債物享有優先受償效力。
與“讓與擔保”相類似的一則案例為2019年2月25日發布的最高院指導案例111號：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荔灣支行（以下簡稱建行廣州荔灣支行）訴廣東藍粵能源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藍粵能源公司）等信用證開證糾紛案，該案同時系最高法2017年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涉“一帶一路”建設10起典型案例》之一，具有一定典型性。
該案中，建行廣州荔灣支行向藍粵能源公司提供不超過5.5億元的貿易融資，同時雙方在《貿易融資額度合同》及《關于開立信用證的特別約定》等相關附件中約定了開立等值額度的遠期信用證。2012年11月，藍粵能源公司向建行廣州荔灣支行申請開立8592萬元的遠期信用證。為開立信用證，藍粵能源公司向建行廣州荔灣支行出具了《信托收據》，并簽訂了《保證金質押合同》。《信托收據》確認自收據出具之日起，建行廣州荔灣支行即取得上述信用證項下所涉單據和貨物的所有權，建行廣州荔灣支行為委托人和受益人，藍粵能源公司為信托貨物的受托人。信用證開立后，藍粵能源公司進口了164998噸煤炭。建行廣州荔灣支行承兌了信用證，并向藍粵能源公司放款84867952.27元，用于藍粵能源公司償還建行首爾分行的信用證墊款。建行廣州荔灣支行履行開證和付款義務后，取得了包括提單在內的全套單據。后藍粵能源公司未能付款贖單，故建行廣州荔灣支行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藍粵能源公司向建行廣州荔灣支行清償信用證墊款本金84867952.27元及利息；確認建行廣州荔灣支行對信用證項下164998噸煤炭享有所有權，并對處置該財產所得款項優先清償上述信用證項下債務。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根據當事人之間的合同約定，當事人之間沒有移轉貨物所有權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認為建行廣州荔灣支行取得提單即取得提單項下貨物的所有權。雖然《信托收據》約定建行廣州荔灣支行取得貨物的所有權，并委托藍粵能源公司處置提單項下的貨物，但根據物權法定原則，該約定因構成讓與擔保而不能發生物權效力。然而，讓與擔保的約定雖不能發生物權效力，但該約定仍具有合同效力，且《關于開立信用證的特別約定》約定藍粵能源公司違約時，建行廣州荔灣支行有權處分信用證項下單據及貨物，因此根據合同整體解釋以及信用證交易的特點，表明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是通過提單的流轉而設立提單質押。本案符合權利質押設立所須具備的書面質押合同和物權公示兩項要件，建行廣州荔灣支行作為提單持有人，享有提單權利質權。
實質上，最高院在本案中肯定了讓與擔保的合同效力，但并未肯定讓與擔保的物權效力，而是根據“無效法律行為的轉換”（一個完全無效的法律行為如果具備另一法律行為的要件，而且可以認為，當事人知道此行為無效即愿意另一行為有效的，可以作為另一法律行為而生效。像這樣把一個無效的法律行為轉變為一個有效的行為，稱為無效法律行為的轉換。參見：《民法學》，江平主編，2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4 引用0146頁 http://www.faxin.cn/lib/flts/BookContent.aspx?pagenum=146&bookid=5530），認定建行廣州荔灣支行享有提單權利質權。該認定路徑也不失為一種好辦法，但若該案在《九民紀要》發布后審理，“物權效力”說理或許就能更為直接。
[1]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百九十一條 經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同意，且不損害其他債權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經拍賣、變賣，直接將被執行人的財產作價交申請執行人抵償債務。對剩余債務，被執行人應當繼續清償。
第四百九十二條 被執行人的財產無法拍賣或者變賣的，經申請執行人同意，且不損害其他債權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將該項財產作價后交付申請執行人抵償債務，或者交付申請執行人管理；申請執行人拒絕接收或者管理的，退回被執行人。
[2]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七條 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在分割共有不動產或者動產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變原有物權關系的判決書、裁決書、調解書，以及人民法院在執行程序中作出的拍賣成交裁定書、以物抵債裁定書，應當認定為物權法第二十八條所稱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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