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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狀和問題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給中國經濟社會、人民生產生活帶來巨大影響。如何更有效地采取應對措施，抑制重大疫情的的傳播速度和影響廣度是各方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不少地方，利用居委、村委等組織開展所在地外來人口的登記工作，對來自疫區或者可能存在病毒接觸史的人群采取一定的疫情防控措施；鐵路、民航等公共運輸服務部門也對與確診病毒攜帶者同車次、同航班的、存在較大感染風險的人群進行告知和提醒，督促其主動前往醫療機構進行檢測并自主隔離。上述措施都有助于抑制疫情、保障安全。
       然而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信息不完整不準確，難以清楚界定存在病毒接觸風險的人群范圍，例如如果外來人口、回城人口不主動向居委村委申報的，管理部門就無法知曉，也難以采取進一步疫情防控措施；二是信息傳遞速度慢，依靠人力采集、匯總、分析信息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不利于及時發現、控制疫情；三是存在擴大疫情的可能，依靠人力進行信息登記、匯總、分析、報告增加了人與人接觸的機會，客觀上有利于病毒傳播，例如本市某街道干部在防治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工作中感染病毒。筆者認為，公共服務領域的大數據能夠有效地解決上述不足問題。
       公共服務領域存在大量有利于完整、準確、及時、安全地確定病毒接觸人群范圍的大數據（以下簡稱為：“公共服務大數據”），例如醫療機構保有醫療信息、交通運輸部門保有承運信息、公路部門保有ETC交易信息、出入境管理部門保有出入境信息、公安部門保有戶籍登記信息和酒店入住登記信息、不動產登記部門保有房屋權屬信息、供水供電部門保有生活狀態信息、電信部門保有手機定位信息。
       公共服務大數據如果能形成共享共通，可通過一定的信息篩選識別程序，迅速準確地發現、掌握特定人群的軌跡：
       第一步，當系統發現某自然人A具備發熱治療、疫區活動、確診病人接觸、外出歸來等特定信息字段的，可進行下一步匹配；第二步，當系統發現A存在通過公共交通工具抵達某市、在某市房屋內恢復用電用水、在本市范圍內使用手機等信息字段的，即實現匹配成功；第三步，無需A主動申報，系統就可以主動發現A存在疫情傳播風險，并通過一定的沖突信息排查機制排除干擾信息（如A使用他人身份證登記入住賓館酒店或借宿在親戚朋友家）準確定位A的位置，然后再通過短息、微信等方式提醒督促A就醫檢測及自行隔離；第四步，當A未及時響應要求的，系統也可通知相關部門采取進一步疫情防范措施。
       上述機制運作后，能夠大幅提高識別風險人群的速度和準確性，也能夠大幅減少防疫人員與風險人群的直接接觸機會，有助于提升防治重大疫情的現代化治理能力。
       二、公共服務大數據服務防治重大疫情的法律環境現狀
       《民法總則》就自然人個人信息確立了“保護為原則，依法使用為例外"的一般原則。《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并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上述法律明確，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民法總則》第十一條規定：”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可見，其他法律對自然人個人信息的收集、取得和使用有特別規定的，按照其他法律的規定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一切單位和個人，必須接受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有關傳染病的調查、檢驗、采集樣本、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如實提供有關情況。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不得泄露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資料。”筆者理解，該條所指的一切單位和個人既包括受感染者本人，也自然包括其家屬、社區組織、工作單位以及掌握與傳染病有關信息的公共服務機構。根據上述法律規定，交通運輸部門、公路部門、出入境管理部門、公安部門、不動產登記部門、供水供電部門、電信部門等大數據擁有單位向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提供相關數據信息有法可依。需要說明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沒有對拒絕提供與疫情有關情況的行為設定罰則，也沒有對大數據擁有單位的數據共享共通作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國務院建立全國統一的突發事件信息系統。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或者確定本地區統一的突發事件信息系統，匯集、儲存、分析、傳輸有關突發事件的信息，并與上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下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專業機構和監測網點的突發事件信息系統實現互聯互通，加強跨部門、跨地區的信息交流與情報合作。”該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專業機構應當通過多種途徑收集突發事件信息。 縣級人民政府應當在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和有關單位建立專職或者兼職信息報告員制度。 獲悉突發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應當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或者指定的專業機構報告。”根據上述條文規定，跨部門的信息共同共享是受法律鼓勵和保護的。
       結合上述法律規定，筆者認為：將公共服務領域內的大數據用于防治重大疫情有法可依，但在具體制度設計層面還有完善之處，具體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為了確保制度落地，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的實施條例，以及在地方性法規中進一步明確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調查、歸集、使用與疫情防治有關的大數據的權責，并給與充分的技術和物質保障；二是同步明確各公共服務單位的主體責任，要求其按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向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提供基礎數據信息；三是鼓勵各公共服務單位在行政法規規定的范圍內實現數據共享共通，提升公共服務大數據的完整度、真實度和準確度；四是建立獎勵懲罰機制，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拒絕配合提供數據信息的，綜合采取行政處罰和信用評價等約束措施。
       三、公共服務大數據服務防治重大疫情的約束條件
       承前所述，《民法總則》就自然人的個人信息確立了“保護為原則，依法使用為例外"的一般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也規定了相關信息擁有單位的信息提供責任。一旦獲得更充分的法制保障，公共服務大數據就能在防治重大疫情方面發揮更顯著的作用。然而凡事皆有兩面，自然人個人的隱私同樣是法律關注的價值。因此，在重大疫情防治過程中，有關單位調查、歸集、使用與個人隱私有關的大數據仍應當滿足一定的約束條件，否則就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導致個人隱私被隨意侵犯。
       筆者認為，公共服務大數據運用于防治重大疫情需滿足以下五方面約束條件：一是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明確規定，不得調查、歸集、使用與個人隱私有關的公共服務大數據；二是調查、歸集、使用與個人隱私有關的公共服務大數據只能由特定的主體實施，筆者理解該主體應當是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以及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授權的機構，其他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實施調查、歸集、使用大數據信息；三是目的正當，調查、歸集、使用與個人隱私有關的公共服務大數據應當基于防范、抑制疫情的正當目的，不得基于其他目的（尤其是商業目的）使用公共服務大數據；四是應當遵循“最少必要”原則，調查、歸集、使用公共服務大數據信息的目的在于及時、準確、完整地發現可能攜帶致病病毒的人群，而并非分析其生活習慣、消費模式和個人行為特點，因此目標數據從時間區段來看應當是特定期間（以疫情發生為起始、以疫情結束為終結），從數據性質來看應著重于定性（即有沒有進入過疫區，有沒有回到本市）而非定量，從數據內容來看應圍繞人的直接物理接觸，網絡等非直接接觸活動所產生的信息無須納入調查、歸集、使用范圍，從數據深度來看應重視行為形式而非行為的具體內容（如是否和確認病人接觸，而非他們具體聊了什么）；五是強調日常積累和程序簡便相結合，疫情發生和傳播具有突發性，疫情的防范和控制具有緊迫性，常規的信息使用審批程序顯然不能滿足疫情防治的需要，為了與疫情傳播進行時間賽跑，公共服務大數據的有效使用需要基礎大數據的日常積累，也需要簡單易操作的臨時授權，這一點希望在立法中予以考慮。
       四、結論 
       新型冠狀病毒等重大疫情是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現有立法未能完全滿足防治實踐的需要。筆者認為公共服務大數據在防治重大疫情工作中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筆者建議通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明確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調查、歸集、使用與疫情防治有關的大數據的權責，明確各公共服務單位提供基礎公共數據的責任，鼓勵各公共服務單位依法實現數據共享共通，建立拒絕提供公共數據的懲罰機制。同時，筆者建議公共服務大數據用于防治重大疫情應遵循一定的約束條件，以減少對個人隱私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