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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開啟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新時代

2021年第04期    作者:劉峰 丁倩    閱讀 7,651 次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其中涉及知識產權的條款共52條，最大的亮點是第1185條直接規定了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這奠定了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石，為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司法保護措施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一、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現狀

懲罰性賠償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相較于補償性賠償對于損失所遵循的“填平原則”，懲罰性賠償則具有對受害人的超損失賠償功能和對不法行為人的懲罰、遏制功能。

懲罰性賠償制度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并逐步趨于成熟，而在我國立法中，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情形則是鳳毛麟角。這是由于我國遵循損害賠償的補償性原則，強調賠償的數額應當與實際損失相當，以免造成受害人的不當利益，防止人們刻意追求超過實際損失的高額賠償。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民事法律制度里均以補償性賠償為限，未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

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逐步意識到立法僅規定補償性賠償制度，無法有效懲罰和遏制不法行為人的惡意侵權行為。1993年，我國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對欺詐消費者的行為規定了雙倍賠償，這是首次以特別法的形式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此后，我國不斷加大對于知識產權領域的保護力度，在知識產權領域立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也成為大勢所趨。

（一）商標法率先明確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2013年，我國《商標法》為了遏制屢禁不止的商標侵權行為 ，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2013修正）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2019年1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2019修訂版在2013年修訂版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懲罰性賠償的倍數，從“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變更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可以看出我國對于加強知識產權領域保護的力度不斷增強。

（二）種子法已明確植物新品種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2016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2015修訂）》第七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可以參照該植物新品種權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侵犯植物新品種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三）不正當競爭法已明確商業秘密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2019年4月23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修正）第十七條規定：“因不正當競爭行為受到損害的經營者的賠償數額，按照其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經營者惡意實施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經營者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商業秘密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是2019修正版中新增的內容，在此前的2017修訂版中尚無任何懲罰性賠償條款。

（四）著作權法（草案）和專利法已新增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20修訂）》第五十四條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因此受到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難以計算的，可以參照該權利使用費給予賠償。對故意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給予賠償。”

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七十一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故意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顯然，以上兩個法律都緊跟知識產權立法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趨勢，增加了懲罰性賠償條款。

（五）《民法典》第1185條明確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2020年5月28日公布的《民法典》第1185條規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制度作為《民法典》知識產權條款的一大亮點，從根本上奠定了知識產權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二、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司法實踐

雖然《商標法》在2013年已明確規定了懲罰性賠償條款，但在司法實踐中該條款長期未得到適用的機會。這主要是因為在知識產權案件中，權利人往往很難舉證證明其因侵權受到的損失，也無法證明侵權人的獲利，而權利人提交的許可使用合同因為許可條件、許可范圍等差異，也很難被法院采信，因此很多案件均采取法定賠償的方式確定侵權人應承擔的損害賠償數額。這就導致了以下兩個問題：（一）根據《商標法》的規定，適用懲罰性賠償應當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由于“上述方法”只包括權利人損失、侵權人獲利以及許可使用費倍數，法定賠償并非規定在“上述方法”中。因此，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中缺少法定賠償，導致懲罰性賠償的制度功效大打折扣。（二）在采取法定賠償的方式的案件中，侵權人的主觀惡意程度已成為法官裁量法定賠償時的一大重要考量因素，導致法定賠償兼具補償與賠償的雙重性質，以此免去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

近幾年，我國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大，司法實踐領域也逐步加大了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條款的適用力度，各地法院積極探索，為積極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經檢索，《民法典》施行前，全國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僅限《民法典》施行前已正式生效的《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種子法》）的案例共6例（注：表格僅統計了明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例，不含兼具補償與賠償性質的法定賠償案例），具體如下：

三、民法典關于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新變化

（一）覆蓋范圍擴大

在《民法典》公布之前，無論是已明確給予懲罰性賠償保護的商標、商業秘密、植物新品種，還是當時尚在草案階段的著作權、專利，都無法涵蓋知識產權領域所有客體。

《民法典》第1185條規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結合《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的規定：“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權利人依法就下列客體享有的專有的權利：（一）作品；（二）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商標；（四）地理標志；（五）商業秘密；（六）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七）植物新品種；（八）法律規定的其他客體”，可以看出《民法典》第1185條是對包括地理標志、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在內的其他知識產權客體作了兜底和覆蓋性保護。

（二）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要件發生了變化

《民法典》懲罰性賠償條款規定了兩個要件：（一）主觀故意；（二）情節嚴重。

1.主觀要件從“惡意”變更為“故意”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民法典》《著作權法》《專利法》在主觀要件上的用詞為“故意”，而《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用詞為“惡意”。

僅從文義而言，“惡意”的主觀過錯程度大于“故意”，但是法律條文對于“惡意”的內涵及認定標準并無明確界定。

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惡意”內涵的理解尚有分歧，將“故意”和“惡意”的內涵混為一談。 從上海此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傾向惡意是較嚴重的故意，惡意侵權者不僅主觀上明知會侵犯他人商標權而希望侵權結果的發生，而且還具有較為惡劣的動機。司法實踐中常見的“應當知道”“過失”等均不屬于惡意。

《民法典》將主觀要件更改為故意，一方面解決了故意和惡意難以區分的問題，統一了判罰標準；另一方面降低了主觀要件認定標準，進一步加大了對知識產權領域的保護。

結合前述表二中各地法院對于惡意的認定，《民法典》中的主觀故意要件可以從“明知+反復”著手，具體有以下幾種情形：1.發出侵權警告（律師函）后繼續實施侵權行為；2.市場監督管理局予以行政處罰后繼續實施侵權行為；3.拒不履行法院禁令；4.理應知曉仍實施侵權行為；5.商標局駁回近似申請后仍實施侵權行為；6.二審期間繼續實施侵權行為；7.全面模仿行為；8.非法交易等。

2.明確“情節嚴重”，以防止權利濫用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是為了有效懲罰和遏制情節嚴重的故意侵權行為，由于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司法實踐中，大量侵權人都具備主觀故意，因此若僅規定主觀故意而對情節嚴重不予限定，則易導致懲罰性賠償被濫用，阻礙科學技術的進步，違背立法初衷。所以，限定情節嚴重可以防止權利濫用，以此保障知識產權領域的司法保護有利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科學技術成果的研發、轉化、應用和推廣。

結合前述表三中各地法院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民法典》中的情節嚴重要件具體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1.多年合作關系下實施侵權行為；2.侵權規模巨大；3.侵權獲利豐厚；4.侵權時間長；5.嚴重影響被侵權人的聲譽、信譽等。

四、對今后懲罰性賠償條款適用的建議

《民法典》規定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條款是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戰略中邁出的堅實一步，自此我國已初步構建起“以民法典為基礎，其他知識產權法律細化運作”的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體系。在我國日益增強的保護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條款的適用可以注意以下幾點：

（一）建議遵守“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宜主動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

根據《民法典》第1185條，被侵權人僅是享有對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因此，若被侵權人在訴請中未明確要求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的，法院不應主動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但法院是否應當對未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被侵權人予以釋明，對此暫無明確的法律或司法解釋規定。

（二）以保護技術進步為原則，謹慎判斷主觀故意和情節嚴重兩大要件

知識產權領域的司法保護根本上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技術進步，設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也不應當背離這一根本目的，因此只有謹慎判斷主觀故意和情節嚴重兩大要件，才能避免該條款被濫用，防止當事人通過使用懲罰性賠償阻礙技術進步。

例如，對于侵犯商標權等類型的案件，因為侵權人的行為不會促進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筆者建議可以較為放心地適用懲罰性賠償。這從之前表一列舉的6個懲罰性賠償案件的審判結果也可以看出，全國各地的法院也不謀而合地針對這一類不推動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的案件適用了懲罰性賠償。

但是，對于一些有可能帶來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技術類侵權案件，建議慎用懲罰性賠償，綜合評估和平衡社會利益和單體利益，讓中國的懲罰性賠償真正起到保護技術進步的目的和效果。

（三）法院自由裁量過程中對于懲罰性賠償數額應當罰當其責

相較于《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種子法》中對于懲罰倍數的限制，《民法典》第1185條對于懲罰倍數并無最高限制，這可能導致侵害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標準的擴大化、可能使被侵權人獲得遠超出其實際損失的賠償、可能導致對侵權人的過度懲罰 ，這就要求法院在面對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力的情況下，仍秉持補償性賠償為主、懲罰性賠償為輔的原則，做到罰當其責。

五、結語

《民法典》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財產權，通過傳統的財產損害規則難以有效保護權利人。為了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提高侵權違法成本，《民法典》規定了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條款。雖然只是寥寥數字，但其奠定了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石，蘊含了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科學技術創新的信心與決心，開啟了我國知識產權維權的新時代。 當然，即便在知識產權侵權領域，仍應當堅持損害填補的一般規則，懲罰性賠償只是例外性的損害賠償規則，其適用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否則可能因為懲罰過度而影響知識的流通與創造，影響技術的創新。

黃璞慮

上海星瀚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知識產權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

業務方向：知識產權、競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