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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冠疫情爆發，感染人數每日愈贈，國家全面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各方也積極執行防控工作。而法律工作不免需要人與人的接觸，增加患病的概率，因為疫情防控，導致大量的開庭取消延后，案件進程減慢，出現例如會見難、閱卷難、開庭難等問題。對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也有一定影響。
一、刑事案件會見的影響及建議
因為疫情防控工作，導致看守所會見程序比以往繁雜，這些防控工作是現狀下應當做到的，決不能減少。例如會見的律師需要自覺全程佩戴口罩等防護用具、說明近期旅行史、居住史或病例接觸史等。那么在現狀下，能否在會見程序上進行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安全與便利中尋找平衡點，以便會見工作的實施。法律援助指派律師有別于自行委托的商業收費律師，辦理過程中，相關部門會給予一定程度便利，例如法援會見綠色通道。
2019年1月1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在已經建設完成遠程視頻會見系統的公安分局當中，開始推行律師遠程視頻會見。律師可以在派出所，通過公安機關遠程視頻會見系統與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會見?？梢娺h程會見措施具有一定可行性。而現在疫情下，是參照北京在派出所遠程會見，或是法援中心等特定場所，還需各部門溝通協商確定。
最高檢于2020年1月30日下發的《關于在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期間刑事案件辦理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中也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間應以案卷書面審查為主要方式，盡量不采取當面方式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以及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等，可以采取電話或者視頻等方式進行，以減少人員流動、聚集、見面交談。
建議采用視頻、電話等遠程會見的方式。現在的網絡發達，便捷的工作方式也很多，在技術上完全可行，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可提供設置了單一用途的通訊工具，會見律師提前預約時間，然后在指定時間進行遠程會見。對于平時正常會見時需要簽署的文件，可以通過視頻宣讀、閱看后確認，簽署后郵寄等方式處理。
二、刑事案件閱卷的影響及建議
刑事閱卷一般采用網上、電話預約，然后至檢察院閱卷領取電子卷宗光盤，現階段，預約方式已完善且安全，律師到檢察院閱卷會增加人員流動，增加患病的概率。
建議采用郵件、快遞形式提供電子卷宗光盤。以外網郵件的形式將電子卷宗文檔提供到律師的郵箱，如檢察院系統連接外網存在一定隱患，可采用快遞寄送形式。如此一來，檢察院增加郵件、寄送的工作，律師增加預約時提供郵箱、地址的工作，雙方都減少接觸，降低患病概率同時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開庭的影響及建議
面對當前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法院原定于2月份的開庭已大量取消，一些較為特殊的案件例如涉外、公告類案件，在保障防護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審理，部分法院也采用了遠程視頻庭審、書面審理，便利當事人，降低訴訟成本，符合防疫形勢的同時又保障當事人權益。疫情可隔離，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不能隔離。對未成年人監禁過久會導致正常的學習中斷，容易造成反社會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一）對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特別是案情清楚、建議量刑較輕的案件，建議援助律師盡量與法院溝通，通過遠程視頻的形式進行開庭，盡可能加快案件進程，以免案件因疫情拖延過久，對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不利影響。在審理前，應積極通過電話的方式與法官、檢察官、當事人等進行溝通，做好充分準備工作，對證據做全面審查，節約司法資源，提高案件效率。
（二）對于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的二審案件，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援助律師可與二審法官溝通是否需要開庭審 理，如法院認為無需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進行書面審理。
四、日常談話溝通的影響及建議
對于看守所以外的當事人，例如取保候審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受害人、民事案件當事人等，援助律師一般會約到律所或法援中心談話溝通案情，建議現階段務必在保障各方安全的情況下溝通案情。
（一）盡可能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溝通。盡量減少人員接觸及流動，以電話、微信視頻等形式進行溝通，談話內容可制作文檔通過微信、郵件等方式傳輸，讓受援人確認。
（二）提醒受援人及其家屬做好防疫措施，如需見面，注意自我防護。未成年人本就缺乏防范意識，如果防疫有所疏忽不幸患病，將導致嚴重后果，不僅可能傳染家人，還可能傳染給援助律師，所以援助律師在溝通時除了原本的案件溝通外，還應提示做好防疫措施。
（三）注意受援人心理狀況，提供一定心理疏導，發現問題及時上報。未成年人犯罪，很大的原因是自身問題、家庭背景等因素，容易出現一些心理問題。如果是對防疫表現出過分擔憂的，援助律師可進行一定心理疏導，或指引其進行心理治療。如果受援人存在一定逆反心理、反社會人格，對防疫持無所謂的態度，更甚者可能有報復社會惡意傳播的想法，將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如果援助律師在溝通時發現有上述情況的，應進行勸導，并告知其相關后果，循循善誘，同時立即告知法援中心、公檢法、居委會等相關部門，對受援人進行重點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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