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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業務研究委員會、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上海江三角律師事務所聯合主辦的“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的效力沖突與協調”研討會于2020年6月20日下午通過視頻會議在線上舉行。
會議由全國律協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律協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江三角律師事務所主任陸敬波律師主持，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會長、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曹艷春教授做開幕致辭，中國社會法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副會長、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王全興教授做會議總結。會議同時邀請到了來自上海市人社系統、勞動仲裁系統、法院系統、市總工會系統、學術界、律師界、企業界專家及其他業內人士作為發言嘉賓及點評嘉賓。五小時的會議，在線參會者近兩百人，均是來自于全國各地的政界、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勞動法精英。會議主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會議內容兼具理論和實踐價值，兼顧全國與地方、域內與域外。會上各種觀點交融碰撞，既有共識，又有爭鳴，既有對各種學說、觀點、實踐的總結、梳理和反思，又有進一步對集體合同立法及法律實踐的啟示，在業界引發了良好反響。
曹艷春會長在開幕致辭中講到：“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的效力問題是一個老問題，然而在疫情后期鼓勵復工復產時，卻出現了新情況，應該如何看到人社部5號文？面對疫情防控下勞動關系中出現的問題該如何反思？是否有應對非常態的疫情期應急的法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不僅是調整常態勞動關系的法律，也應該有應急狀態下的變通規則，應對緊急狀態下的情況，依法處理好常態與非常態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關系。這次探討集體合同問題，以后還要全面梳理此次疫情甚至國家歷次發生的大規模各種災害或者緊急狀態下有關勞動與社會保障中的問題，總結經驗與做法，在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下平衡好勞動者、企業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確定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與義務，體現國家進入應急狀態下的各方應同舟共濟，共度難關的風險分擔精神，建立緊急狀態下長效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風險分擔機制，為依法調整緊急狀態下勞動與社會保障關系提供法制保障。”
會議由三個單元組成。在第一個單元中，北京金誠同達（上海）律所合伙人龐春云律師、上海萬眾律所王燁君律師、上海遠業律所孫文斌律師、江蘇漫修（上海）律所劉紹明律師分別作了發言。龐春云律師的發言題目為《集體合同效力的適用范圍》，發言分為三個部分，即集體合同的涵義、集體合同效力理論、集體合同效力適用范圍的完善。龐律師重點對對人效力、時間效力和空間效力方面進行了探討。王燁君律師的發言主題為《為疫情下的集體合同反思--淺談企業經營困局中集體合同的效力與應用》，分為以下四個部分：解讀疫情背景下的人社部8號文、集體合同效力與勞動合同效力的關系、如何理解疫情背景下的集體合同、如何理解疫情背景下的集體合同，得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當兩者約定不一致時，應從更有利于保護勞動者的角度出發，進行解讀并確定合同的效力”的結論。王律師最后指出，“完善勞動合同法律制度，通過立法明確規定，遇疫情、金融危機等外部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導致企業經營困局時，允許勞資雙方在適當的政府監管下，通過集體協商對勞動合同的既有約定進行補充約定，甚至變更”。上海遠業律師事務所孫文斌律師，從律師實務的角度，討論了關于集體合同法律服務設計的效力分析和彈性條款的設置。得出“在疫情等特殊情況下，把未來法律操作可能遇到的難點風險前移，通過之前的個別勞動合同的簽署，或者集體勞動合同的簽署，作出彈性的設置，對于后續法律的操作起到促進作用。同時指出，集體合同審查法律服務過程中要注意彈性條款的設置和審查。從律師的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除了原來的合規性操作，有必要對于彈性條款或不可抗力的情形作出操作，做出預先的彈性設置。”的結論。江蘇漫修（上海）律師事務所劉紹明律師發言的題目是:論疫情期間集體合同之合法性審查。他以勞動行政部門對集體合同的合法性審查為切入點，從提出問題、集體合同的審查原則和審查要件、審查的重點問題三個部分分別進行了論述。
上海市總工會勞動關系部周永寶部長、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邵文龍審判員、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李凌云副教授分別進行了點評。周永寶部長點評到，近年來，總工會一直在推進集體協商的工作，如彩虹計劃，總工會對于就業方面的共建和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國的集體協商制度在實踐中還是存在不少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過程，這次疫情的爆發，在給企業生存發展和職工工作生活等各個方面帶來嚴峻困難的同時，實際上也給集體協商制度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之后，周部長以參與者視角出發，指出首先要正確處理好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的關系，在勞動法體系中，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是并重的兩項制度，兩者的關系相輔相成。其次要處理好集體協商。第三要處理好應對當下困難與謀劃未來預期的問題。邵文龍法官點評到，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的效力判斷更多要依據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哪個優先適用。無論是哪種情況，都要秉承同一原則：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平衡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雙方合法權益。尤其在疫情期間，既要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益，要保護企業復工復產。從整體來講，疫情期間，集體合同，尤其是針對疫情和臨時訂立的專項集體合同的效力要優先于個體勞動合同。因為只有保住了穩產穩就業，保住了企業，保住工作崗位，避免大量的裁員和失業，符合勞動者的整體利益和整體權利保護，應適用集體合同優先。邵法官隨后分別對四篇文章進行了點評。李凌云副教授點評時講到：非常同意大家講到的平衡保護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幾次強調，現階段在處理勞動爭議時要平衡保護，而非像以前處理勞動爭議時對勞動者一邊倒的趨勢。集體勞動關系本身就是雙方要進行平等協商的。隨后，李教授講述了簽訂集體合同的方式、討論了“在疫情的情況下，能不能夠通過集體合同來降低薪酬”的問題及集體合同合法性審查的問題。李教授認為，勞動部門對于很多的小企業，尤其是在疫情的情況下，應該要網開一面，對小企業進行的降薪調整或解雇裁員審查不需要過于嚴格的，因為小企業本身應該要有彈性、有豁免，特別是在疫情的特殊情況下。
在會議第二單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王天玉副研究員，上海勞達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石先廣律師、上海江三角律師事務所域外中心主任王天怡律師，上海江三角（天津）律師事務所王添翼律師分別作了發言。王天玉研究員的發言題目為：《集體合同立法模式的悖論與出路》，他從“《勞動合同法》的立法體例”、“集體合同是勞動合同嗎”角度出發，得出“鑒于集體合同制度自身的特性，未來的集體合同制度建構應當走單獨立法之路”的結論。石先廣律師在其主題為“集體協商中的實務問題探析”的發言從以下四個角度展開：集體協商的功能、集體協商的效力、集體協商再審視、集體協商的改進，最終落腳到要從如下四個方面增強集體協商決定的效力：集體協商啟動的必要性、集體協商目的的正當性、集體協商適用的普遍性、集體協商內容的合理性。王天怡律師的發言主題為：疫情背景下域外集體協商的適用與沖突，她從疫情背景下意大利、捷克、巴西等國的集體協商介紹入手介紹了特殊情下域外集體協商的發展狀況，進而從“集體協議是否必然有效？”、“集體協議與個人勞動合同的效力沖突”、“多個合同的效力沖突”角度對比了英國和德國集體協議效力。接著，王律師介紹了瑞典、比利時、發過、意大利、德國在新冠疫情細啊采取的一些列措施，最后總結到要平衡勞資雙方的客觀需求和基本權益，工會要起到橋梁作用等。王添翼律師的主題是《關于集體合同效力可及于個體勞動合同的效力依據分析》，他的發言從“核心概念的明確”、“疫情影響下集體合同具象化引發的疑問”、“集體合同效力基于合體勞動合同的效力來源”、“法律正當性下應嚴格適用”四個角度分別展開，最終落腳到：二者“效力”基于不同理論架構，不存在實質“沖突”、基于現行立法的邏輯分析，集體合同并非“能上不能下”，“企業發起應嚴格適用”的結論。
該單元的點評嘉賓為上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立案庭韓琰庭長、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副秘書長、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穎慧老師、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副秘書長、上海藍白律所合伙人陸胤律師。韓庭長點評到，研究集體協商課題是高瞻遠矚，體現在特殊困難時期的積極的正能量。之后分別對四位發言嘉賓做了針對性的點評。韓庭長點評到，王天玉博士和王添翼律師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意王天玉博士的觀點，認為在設計一系列的集體合同和集體協商制度的時候，一定要關注法理邏輯，一定要去解決集體合同到底是不是合同的問題，是不是能夠歸類到像個體勞動合同一樣去處理的問題。韓庭長還表達了：“工會參與集體合同談判，建議工會的角色從勞動者的代理人轉移為社會監護人；在做集體協商集體合同時候，更要從社會團體的法人的角度來承擔他們應有的主體責任。”等觀點。張穎慧老師在點評了該單元的發言之后，談了自己的想法，她說到：集體合同有其特有功效，是對勞動者進行發的體系化保護中的非常重要的部分，疫情期間給集體合同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很多寶貴經驗，進而反思集體合同的作用究竟為何。陸胤律師則認為，疫情期間勞動報酬的正常發放實際上并沒有法律規定，但如果勞資雙方能協商一致，對特殊時期的勞動報酬發放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補充。陸胤律師還認為工資調整并非集體協商的問題，而是法律規定的問題，適用不可抗力的規定。陸胤律師在點評中表示，集體合同想去降薪，在實踐和理論上實際上都是很難行得通的。雖然不贊成過度發揮集體合同和工會在此期間和問題上的作用，但從協調勞動關系角度來講，化解矛盾的作用還是得以體現。陸律師還指出，疫情期間的勞動關系未能正常履行期間，勞動報酬并沒有法律規定，此處也不應適用工資支付條例中的停工停產，但如果勞資雙方能夠達成協商，對該期間的薪資發放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補充，因為疫情對企業和員工的影響是雙方面的。陸胤律師還認為發言嘉賓提到德國等對于集體合同的效力能夠突破勞動合同的理論和實踐值得借鑒。
第三單元的發言嘉賓為上海通乾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朱慧律師、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夏利群律師（陳懿律師代發言）、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李勁松同學。朱慧律師的發言題目為《論集體合同降低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效力》，朱律師從“工資的性質與調整方式、集體協商的目的與工資調整、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的關系”展開，得出“不僅在新冠疫情期間，而是在其他任何時候，只要企業經營客觀上陷入困難，通過集體協商的方式來降低員工的工資都是有效的”的結論。夏利群律師的發言題目為《集體勞動合同與勞動合同效力沖突及協調》，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效力位階沖突的法律表述”、“集體勞動合同的性質”、“兩者合同條款效力優先分析”，認為集體合同與勞動合同的效力應區別對待：“消極對抗性條款：后生效排除前生效的條款”、“積極替換性條款：后生效替換前生效的條款”、“條件補充性條款：后生效對前生效條款補充”。李勁松同學則從集體合同的效力瑕疵入手，展開了對其原因的討論，最后得出“只有通過對締約規則的回歸，明確締約主體資格、集體合同的合同屬性以及集體合同爭議的可訴性，能夠妥當的化解集體合同效力的瑕疵，使其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的結論。
該單元的點評嘉賓為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關系處汪洋處長、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秘書長、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岑峨副教授、上海勞動保障雜志周斌主編。汪洋處長在點評完發言嘉賓的文章后，簡單回顧了我國集體合同的法律規定，并指出“相信集體合同集體協商、民主制度，在今后化解勞動糾紛，發展和諧穩定勞動關系的過程當中，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探索完善集體合同制度當中，要認真考慮如下問題：集體合同的特殊性，不能簡單的套用勞動合同制度來這樣的思路來設計集體合同制度、集體活動的設計當中要注意漸進性 、在完善集體合同制度的過程當中要考慮國情。岑娥老師認為，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依法訂立的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都是具有法律效力和法律約束力的，但當集體合同與勞動合同規定的條款內容不一致的時候，兩者將面臨效率沖突和如何協調的問題。岑娥老師認為通過集體協商來降低勞動者工資，并不意味著集體合同中可以降低勞動勞動合同約定工資。根據人社部的文件及上海市高院和人社局的意見，用人單位可以勞動者可以進行一對一的協商變更，也可以通過集體協商的方式進行勞動合同內容的變更。但是在集體協商之后，還需要有一個得到勞動者的確認的這樣一個環節，這樣才能夠避免產生糾紛。周斌主編從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義務角度展開，如疫情期間用人單位以“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解除勞動合同而支付經濟補償金是不合理的，社會責任應當多方共同承擔。但通常情況下，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用人單位變更勞動合同，原則上還是要勞動者本人同意，如果勞動者本人不同意變更，那么用人單位以此解除勞動合同應該該支付經濟補償。
在三個單元的發言和點評結束后，王全興教授對會議做了全面總結，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王教授指出，疫情之前，相比對集體協商及集體合同，學界和實務屆更重視對勞動合同的研究，但疫情已經改變了現狀，疫情所帶來的的問題在企業和行業等層面都是共性的，帶來了更強烈的社會需求且將現有的制度缺陷充分暴露了出來，應該更加重視對集體合同的研究，此次研討會以此主題展開，恰逢其時。第二、會議討論了兩個問題：集體合同制度和勞動合同制度的關系及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的關系。首先，集體合同制度和勞動合同制度是兩種不同的制度，但現行法律框架下，集體合同制度雖然作為勞動合同法的一章，但不能改變二者的關系。對于集體合同的內容不宜使用合同及勞動合同理論來解讀它，要有獨特視角和理論。其次，對于疫情下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的關系，對勞動者降薪的條款問題要深入討論，王教授梳理了發言嘉賓的七種觀點，并做了總結和點評。第三、會議給今后的立法和研究以很好的啟示，即尤其應重視對集體合同特別法的研究。而對實務界的啟示為，勞動合同條款設置不能一刀切，要做結構性安排，對特殊情形下的工資待遇、解除、裁員等問題設置彈性條款。
最后在閉幕環節，主持人陸敬波律師對所有與會者、發言嘉賓、點評嘉賓和總結嘉賓表示衷心感謝，同時指出本次研討會形成了諸多共識，但依然存在很多爭論，期待大家能持續關注并更加深入地研究該話題；作為本次會議的成果，主辦方將于近日發布會議論文集和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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