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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9日，上海律協保險業務研究委員會邀請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韓長印教授在律協報告廳主講“保險法最新理論和實務疑難問題研究”。講座由保險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周波主持，100多名律師參加。
韓長印教授就律師們普遍關心的交強險的立法與司法問題、機動車商業三責險中的連帶責任問題、中間型保險的雙向選擇問題進行了深入講解，指出了一些實務部門辦理相關案件中存在的問題，從制度設計和解決問題層面提出了若干解決路徑。
一、交強險的立法與司法問題
（一） 同案不同判的典型：交強險重復保險
交強險、車險案件的案件數量大，法院選擇余地多，同案不同判現象嚴重。如交強險重復投保的問題，被保險人出險時同時處于兩份保險的保險期間內，是否可以允許第三人從兩份保險中受償？對于這個問題各地法院的判決往往截然不同。
首先，交強險的投保是一個法定義務，那么交強險的解除也應當是法定的。因此法院不應以兩份保險期間重疊而判令無效。若允許受害人同時從兩份保險中受償，也違背了損失填補原則。
對此，損失填補原則的中心思想是防止被保險人不當利得，避免被保險人發生道德危險。但是交強險為責任保險，其一大特點即是保險的消極性，在賠償金額計算上實報實銷，不出險就不會知道保險價值。再者，即使發生重復保險，也可以按照比例原則進行分攤。因此多份責任保險同時適用并沒有違背損失填補原則，反而能強化對被害人的保護。
（二）我國交強險的立法狀況與賠付模式
綜合國內外立法實踐，交強險的賠付模式有以下幾種選擇：
1、責任限額模式（區分賠償項目）：概括限額還是分項限額；
2、責任限額模式（區分受害人人數）：事故限額還是受害人限額。
上述選擇可以組合出四套賠付模式。顯然，受害人概括限額在四種組合模式中，對受害人保護程度最高，而事故分項限額則最低。遺憾的是，我國采用的恰好便是事故分項限額模式。其依據竟然是保險業協會制定的2008年版《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款》。而作為代表交強險合同一方當事人利益的保險業協會，當然會選擇保護程度最低的事故分項模式。過程中既無第三方評估，也未聽取社會意見，其后保監會的審查也只是流于形式。不得不說這是立法程序上的重大瑕疵。
立法模式上的弊端導致保障程度的缺失。依據保監會數據，2001年至2004年，當時限額6萬元的責任保險覆蓋約60%的死亡傷殘賠償，等于放棄了其余40%受害人的利益。而在立法初衷上，保險法也力求保險公司的交強險業務不盈不虧，這對保險公司是不公平的。政府不能因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強制保險公司承擔虧損，導致企業毫無積極性，不鼓勵購買多份交強險。
針對上述問題，應當從如下幾個方面對保險法進行改革:
1、對于交強險的責任限額，應當只保底不封頂；
2、改交強險和商業險的分離立法模式為合一立法；
3、賠付模式由事故分項限額改為受害人概括；
4、在費率模式上，應當允許保險公司適度盈利。
人身損害賠償的最高救濟原則是恢復原狀，而以金錢來替代這一原則，已是萬般無奈。而法律對此不僅設定限額，還要求受害人進行訴訟。
二、交強險中的連帶責任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商業三責險一般都有按責賠付條款，只承擔被保險人在事故中應承擔的實際責任，而沒有連帶責任。那么倘若在被保險人與無賠付能力的其他人承擔連帶責任時，保險公司是否應當按照100%的比例承擔責任。
（二）從對價平衡原則進行分析
現場有律師提出，應當參照合同自由和對價平衡原則，保險公司只需對被保險人承擔的按份責任進行賠付，對此，韓長印教授指出：保險合同的成交與定價，是以大數法則和精算為基礎的。因此，對應事故賠額的保費和實際給付的保險金的數值的相等，才是保險法中對價平衡原則，是保險業運營的基礎。但是實際上，保險公司在運營中，還要向保險代理人、經紀人等其他主體支付費用，因此實際保險公司收到的保費和給付的保險金是不對等的。保險公司收取的金額實際上更大。
（三）對責任性質的分析
上述問題的爭議實質在于對責任保險中“責任”的解釋。從立法目的看，第三者責任險的目的第一在于使被保險人擺脫不利請求權，第二則是保障受害人利益。從前者看，被保險人在共同侵權行為中承擔的顯然是連帶責任；而從后者看，對受害人進行救濟的依據同樣是連帶責任模式。因此，由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轉嫁的風險應當也是承擔連帶責任的風險，而不是對內承擔責任的份額。
此外，還應當看到，保險人在本案中并不存在代位權，依據《保險法》第六十條，“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保險人對于其他連帶責任人進行的追償行為，并不是代位權，而是共同致害人之一代他人承擔責任之后轉化為內部之債的追償的行為。其實質是民事責任的轉移。本案中，連帶責任首先分配給共同致害人中的任意一個人，隨后由保險公司進行承擔，再由保險公司向其他共同那個侵權人進行追償。
三、中間型保險的雙向選擇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此前，上海市二中院審理了一起健康保險合同糾紛，被保險人在五家保險公司購買了生死兩全險，并在住院后申請住院補貼。保險公司以被保險人未能如實告知職業收入和同時購買多份保險為由拒賠。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保險合同屬于住院補貼型險種，根據損失填補原則，住院補貼險的設計目的在于彌補被保險人住院期間不能正常工作而導致的收入方面的損失，保險公司賠付的每日住院保險金不得超過其正常工作所得的收入（每月2000），容易誘發道德風險，并最終判決被保險人敗訴。
（二）對健康保險性質的分析
根據保監會2006年《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第四條，醫療保險按照保險金的給付性質分為費用補償型醫療保險和定額給付型醫療保險。而在實務中，費用補償型保險合同多約定被保險人的醫療費用中已經應由第三者承擔的部分，保險人不承擔賠付保險金責任；相反給付性保險合同中則多約定對因疾病、意外傷害而引致的醫療行為或者住院進行定額給付或者日額給付。由此可知，上述案件中的住院補貼保險應當屬于定額給付型。然而，費用補償型保險中已有機制避免費用的重復分攤。那么，在約定定額給付的保險中，又應當如何防范道德風險？
（三）對定額給付型保險的道德風險防范
保險法上的道德風險，實際上是契約風險，即，如果沒有這份保險合同，是否會有自殘、自殺的風險？許多道德風險的發生就是因為保險人認為保險利益小于賠償金額。因此，在定額給付型保險中，解決道德風險就依賴于對保險危險的評估和對價平衡原則。可以參照臺灣法律，實現保險公司之間的信息共享，在保障投保人的隱私的前提下，限制投保人累積購買定額給付保險的額度。從而允許保險公司對投保人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進行評估。
（上海律協保險業務研究委員會供稿）
（注：以上嘉賓觀點，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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