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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議焦點
1.非全部戶籍在冊人員簽訂的“家庭內部協議”是否當然有效？
2.承租人去世，戶籍在冊人員無一具有同住人資格應如何分配征收補償款？
原告戴甲之祖父戴某與王某系夫妻關系，戴甲父、戴乙父系戴某與王某夫妻之子（實為招女婿與養子）；戴甲父與戴某與王某之女系夫妻關系，戴甲（原告1）系兩人之子，戴甲子（原告2）系戴甲之子，戴甲孫（原告3）系戴甲子之子；戴乙父和戴乙母系夫妻關系，戴乙系兩人之子；戴乙與邵某（被告）系夫妻關系，兩人于1987年2月23日結婚。
三、案情簡介
涉案房屋為公房，原承租人為戴乙父，其去世后，1985年承租人變更為戴乙母，2007年承租人變更為戴乙，戴乙于2011年5月21日報死亡。
2020年6月17日，涉案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圍，當時戶籍人員為兩冊四人，一冊為戴甲（戶主，1978年12月1日從江西省***遷入）、戴甲子（子，1998年4月6日從延安東路***遷入）、戴甲孫（孫子，2010年5月24日報出生）；另一冊為邵某（戶主，1996年1月8日從南泉路***遷入）。
2020年11月，邵某作為戴乙（亡）戶（乙方）的代理人與上海市黃浦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甲方）就涉案房屋征收事宜簽訂了《上海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協議》，約定：房屋類型舊里，房屋性質公房，房屋用途居住；公房租賃憑證記載居住面積**平方米，換算建筑面積**平方米，認定建筑面積**平方米；居住部分房地產市場評估單價為**元/平方米，房屋征收范圍內被拆除房屋估計均價為**元/平方米。房屋征收價格補貼系數為0.3，套型面積補貼為建筑面積15平方米，計算居住困難貨幣補貼的折算單價為**元/平方米。乙方選擇貨幣補償。……協議生效后，甲方應向乙方支付款項共計4,695,909元。結算單額外增加發放費用：搬遷獎勵費519,510元、特殊困難補貼30,000元、協議生效計息獎勵費46,380.69元，合計595,890.69元。綜上，涉案房屋征收總利益為貨幣5,291,799.69元。原、被告一致陳述其均未領取過征收補償款，特殊困難補貼3萬元系針對戴甲發放的殘疾補貼。
1983年1月30日，戴甲和戴乙簽訂協議，內容如下：“鑒于戴甲即將結婚，住房一時未分配，為了暫時解決戴甲結婚住房，達成如下協議：一、戴甲住房以目前現狀為界限，以板壁相隔；二、在此期間，戴甲積極努力爭取住房早日分配解決，一旦分配到新房，戴甲小家庭的戶口全部遷出；三、戴甲作為其母的全權代表，在上述前提下承認目前全部住房的所有權歸伯伯所有，以此表明絕無長期使用的意圖；四、此協議一式三份，由戴甲、戴乙、叔叔各存一份。”
1985年的《職工住房調配通知單》記載，受配人員為李某（租賃戶主），家庭主要成員為邵弟（夫）、邵姑（姑母）、邵某（夫姐），全家人口和配房人口均為5人，分別為老女1、大男1、大女2、小女1；現住房為福佑路***，擬配房屋為南泉路***公房；調配為現住房常住戶口五人，居住困難，經分房組、廠職代會主席團討論，擬配南泉路***，原住房套出另行分配，李全家戶口遷入新房。
1997年，延安東路***公房動遷中，應安置人數為六人，包括范某（戴甲之妻）、戴甲子、戴甲（擬進），安置房屋三套，其中，范某、戴甲、戴甲子獲得的安置房屋為***公房，面積31.05平方米。
戴甲系江西知青，回滬后在涉案房屋內居住至1987年左右，搬離后租房居住。戴甲子、戴甲孫戶籍遷入涉案房屋后從未居住；邵某珠自1987年起居住在涉案房屋直至征收。
審理中，三原告申請證人翁某出庭作證。證人稱，其是戴乙父的養女，戴乙的妹妹；涉案房屋有兩本戶口本，戴乙母一戶，戴甲一戶，公房租金是兩戶各付一半，證人看到戴甲將租金交給戴乙母；涉案房屋朝南一間房是戴乙、邵某夫婦居住，戴乙母打地鋪；邵某與戴乙母婆媳關系不好，戴乙母94歲時住進養老院，2014年在養老院去世。
四、各方觀點
（一）原告觀點
涉案房屋是戴甲的外祖父戴某于1937年用金條買下，戴某和配偶王某僅生育一女戴甲母，戴甲系戴甲母與配偶戴甲父（招女婿）所生之子。戴某另有一養子即戴乙父，戴乙系戴乙父與配偶戴乙母所生之子。涉案房屋承租人是戴乙，其于2011年5月21日報死亡，邵某系戴乙的妻子。戴甲出生在涉案房屋，1970年至1976年因上山下鄉遷出，后又遷回，并在涉案房屋內結婚生子，從未享受過福利分房。戴甲子出生在涉案房屋，一直居住到1987年，邵某嫁入戴家后婆媳關系緊張，戴甲借住單位宿舍，戴甲子隨父搬離，1998年戴甲子戶籍遷入后，由于邵某的阻攔，戴甲子無法在涉案房屋內居住，因此戴甲子仍屬于涉案房屋同住人。邵某對于涉案房屋無任何貢獻，還阻攔三原告入住涉案房屋。戴某、王某夫婦去世后，戴甲母、戴甲父戶與戴乙父、戴乙母戶對于涉案房屋的使用協商一致，三層閣一分為二，兩戶分別住前、后閣，公房租金也由兩戶各半支付。邵某曾享受過南泉路***福利分房。現邵某不認可三原告的同住人資格，且拒絕與三原告分割征收利益，三原告遂起訴至法院，要求分得三分之二征收補償款。
1980年1月30日，戴甲與戴乙簽訂的協議與本案無關聯性；協議的標的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權，戴乙父明知涉案房屋一分為二，想借此機會奪回房屋所有權。涉案房屋公私合營后，已經變為公房，協議約定產權歸戴乙父是無效的；戴甲的母親戴甲母戶籍當時在內，該協議未征得其同意；且該協議最終也未得到履行，戴甲的戶籍仍在涉案房屋內。
（二）被告觀點
戴甲和戴甲子均享受過動遷安置，屬于他處有房，戴甲子和戴甲孫戶籍遷入涉案房屋后從未居住。戴甲的配偶享受過單位福利分房，三原告在本市有多處住房，沒有在涉案房屋內居住的必要性，實際也多年未居住，故三原告均不屬于涉案房屋同住人。根據1983年的協議，戴甲已經放棄了對涉案房屋的使用權，確認全部利益歸戴乙家庭所有，故三原告不應分得涉案房屋征收利益。涉案房屋幾十年來一直由被告家庭使用、管理，承租人也一直是在被告家庭中流轉，被告作為承租人戴乙的配偶，在結婚后就居住在涉案房屋內直至征收，公房租金、水電費等生活費用亦均由被告家庭繳納，與三原告毫無關系。南泉路***公房配房人口為5人，面積28.88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僅5.77平方米，遠低于15平方米，仍屬于居住困難。且該房屋系被告的弟弟、弟媳分得，買受人亦為該二人，與被告無關。被告喪偶且無子女，除涉案房屋外在本市無任何性質的住房，征收后，只能暫時居住在養老院，生活無保障，被告應分得涉案房屋征收利益。
五、法院判決
法院認為，公有居住房屋的征收利益歸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共同居住人共有。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決定時，在涉案房屋處具有常駐戶口，并實際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況除外），且本市無其他住房或者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人。他處房屋的性質，僅限于福利性取得的房屋。他處雖有住房但居住困難的情況，是指他處房屋內人均居住面具不足法定最低標準的情況。本案三原告中，戴甲和戴甲子已享受了延安東路***公房動遷，獲得***公房安置且居住不困難，屬于他處有房，同時戴甲子與戴甲孫戶籍遷入涉案房屋后從未實際居住，故三原告不符合涉案房屋共同居住人條件。但原、被告一致確認特殊困難補貼30,000元系針對戴甲發放，故該30,000元歸戴甲所有。戴甲和戴乙于1983年1月30日簽訂協議時邵某的戶籍尚未遷入涉案房屋，協議內容也未涉及邵某，故不能得出涉案房屋征收利益全部由邵某享有的結論，應由本院依法認定邵某是否屬于共同居住人。邵某雖在涉案房屋內長期居住至征收，但其曾受配南泉路***公房且居住不困難，屬他處有房，其同樣也不符合涉案房屋共同居住人條件。鑒于涉案房屋承租人戴乙在征收前已經去世，戶籍在冊人員中無一人具有共同居住人資格，對于特殊困難補貼之外的剩余征收補償款，本院綜合涉案房屋來源、實際居住、他處房屋等因素，遵循公平合理原則，酌情分割。三原告內部不要求分割，故本院不予分割。綜上，判決如下：
一、 涉案房屋的征收補償款5,291,799.69元中，戴甲、戴甲子、戴甲孫分得130萬元；
二、 涉案房屋的征收補償款5,291,799.69元中，邵某分得3,991,799.69萬元。
一審判決后，原、被告均提起上訴后又撤回了上訴。
六、作者觀點
就本案裁判，法院是綜合涉案房屋來源、實際居住、他處房屋等因素，遵循公平合理原則酌情分割涉案安置款。筆者認為，法院之所以將涉案房屋來源作為考量的首選因素，說明國有土地上公有住房使用權的財產屬性日益得到司法機關的認可和重視。既然認可國有土地上公有住房使用權的財產屬性，涉案使用權來源又是原告戴家祖上，被告邵某是外姓邵家的后代嫁進戴家，對使用權形成無任何貢獻。，法院依據涉案房屋內無適格同住人這一基礎事實，順理成章綜合涉案房屋來源、實際居住、他處房屋等因素，遵循公平合理原則酌情分割涉案安置款。但如果未能查到邵某享受過福利分房，依現行法律法規，極有可能全部征收安置利益將全部歸邵某一人。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