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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9日，上海律協律師學院、能源資源與環境業務研究委員會聯合主辦的環境法律業務實訓課在市律協報告廳順利舉行。本期課程邀請了環境法律實務領域的相關專家作為主講人，旨在幫助本市律師了解最前沿的環境法律業務的發展情況、提高辦理環境法律實務的能力。其中，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楊輝忠主講“律師從事環境刑事業務實務”專題。
一、我國環境刑事犯罪立法現狀及分析
（一）環境刑事犯罪立法現狀
我國現行《刑法》以9個法條規定了14種環境犯罪罪名，這些法條大體上展現了我國環境形式立法的現狀。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規定了一些環境犯罪，在刑法典之外還有幾個內容不斷發生變化的司法解釋，比如說《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兩高《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走私涉及到珍貴動物、珍惜植物，可能和環境犯罪有一定的競合或者牽連），以及兩高《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由于生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只有14種環境犯罪類型意味著現有法律的規定不夠完備，《刑法》對環境犯罪的范圍規定得過于狹小。目前，行政法已經在很多環境破壞問題上作出規定，但《刑法》卻沒有對此規定專門的犯罪罪名（盡管別的犯罪可能會將此囊括進去），這導致司法實踐中的法律適用會遇到很多問題。比如說針對破壞濕地或者候鳥棲息地的違法行為，在設置犯罪構成要件和要素時，自然需要和其他的環境犯罪區分開來。我國行政法的相關規定對于濕地或者候鳥棲息地的保護可能較為強化，但是《刑法》目前的規定則更偏向于保護生活在其中的動植物，對生態環境本身的關注較為缺乏。
（二）環境犯罪的主觀罪過
從環境犯罪的主觀罪過上考察，在這14種環境犯罪中有13種屬于故意犯罪，只有污染環境罪是過失犯罪。在《刑法》修改前，污染環境罪被稱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既然是“事故”，也就是過失犯罪。然而，現行《刑法》中的污染環境罪究竟屬于故意犯罪還是過失犯罪，其實存在爭議。一般來說，故意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罰至少是15年有期徒刑，最高可能是死刑。由于污染環境罪的最高法定刑是7年有期徒刑，所以根據量刑幅度將其判定為過失犯罪比較合適。
（三）環境犯罪的既遂狀態
從環境犯罪的既遂狀態上考察，在這14種環境犯罪中結果犯有6個，情節犯有5個，行為犯有3個。所謂結果犯，是指只有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結果或者一定的結果時，刑法才可以對其進行規置。將環境犯罪設置為結果犯，對我國的環境保護極為不利，因為很多時候環境一旦遭到破壞就可能很難修復。情節犯本身也是一種結果犯，只是除了結果之外可能還評價別的情形。因此，可以說在這14種環境犯罪中，至少有10個以上是結果犯，必須要造成一定結果或者具備一定情形才可能構成犯罪；只有三四個屬于行為犯，而且沒有一個是危險犯。
從《刑法》立法來看，我國對于環境犯罪的打擊和懲治力度不夠，《刑法》對于環境保護的作用和效益是極其有限的。
二、環境刑法所保護的法益
（一）刑法中的法益
《刑法》規定各種犯罪行為并要打擊這些犯罪行為，都是為了保護一定的法益；需要保護的法益不一樣，《刑法》設置的犯罪構成要件和處罰條件也就不一樣。如果是社會上的重要法益，相關犯罪構成要件相對會更寬泛，設置的法定刑可能更高，最高刑罰可能到死刑；如果是重要程度相對較低的法益，《刑法》可能把有關犯罪構成要件設置得更縝密，設置的法定刑也會較低，懲罰力度也會隨之減小。
（二）人本主義法益觀與生態主義法益觀
我國《刑法》中的法益都是人本主義法益，都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作為需要保護的法益，以對此的破壞作為構成犯罪的要件。但環境犯罪不同，有關環境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一直存在爭論。我們常說的環境其實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具體的環境，包括草原、土地、珍貴動物、珍稀動物等，還有一類是大氣、水、土壤。針對具體動物、植物等的犯罪叫作一般的環境犯罪，針對大氣、水和土壤的犯罪叫作生態犯罪、公害犯罪。
一種觀點認為環境刑法并不保護環境，《刑法》保護的是生活在環境里面的客體，包括人、動物和植物，這是一種典型的人本主義法益觀。這種觀點是傳統觀點，也是長期以來的主流觀點。以人本主義法益觀來設置我國的環境刑事犯罪，很有可能造成沙漠化、沙塵暴，霧霾等等的環境破壞后果，因為環境本身被忽視了。
第二種觀點是生態主義法益觀。這種觀點認為環境刑法保護的客體應該是環境本身，而不是生活在環境里面的人、動物或者植物。如果環境本身保護得不好，也就無法保護好在其中生活、生存的人，動物和植物。根據這種觀點，《刑法》上設置環境刑事犯罪，其所針對的法益應該設置成生態法益，也即人、動物、植物作為環境刑事立法所保護的間接法益，直接法益應該是生態本身。
我國環境刑事立法秉承的原則，應以保護生態法益、保護環境為中心，而不是以保護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作為重點。
三、環境犯罪的歸罪原則
（一）過錯原則及其分析
我國《刑法》規定的14種環境犯罪，只有污染環境罪可以算作過失犯罪，其他環境犯罪都以“故意”作為犯罪要件。總的來說，《刑法》有關環境犯罪的歸責原則是過錯原則，如果行為人沒有故意、沒有過失的，追究其環境犯罪責任沒有法律依據。
我國《刑法》中幾乎所有的犯罪要么是故意犯罪，要么就是過失犯罪，要不就是故意和過失加起來的混合犯罪。過錯責任規定在《刑法》的一般法律條文中、適用于追究一般犯罪基本上是適當的，但對于環境保護來說，這種歸責原則可能有失偏頗，畢竟環境犯罪和一般的刑事犯罪不太一樣。如果要求環境犯罪的行為人都具有主觀故意，會導致在某些情況下難以追究行為人的環境刑事責任，并會因此造成對環境保護的不利影響。
（二）環境犯罪中的“故意”
《刑法》中的故意，是明知自己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不是明知自己行為會發生危害結果。在一些情況下，行為人即便知道自己行為會發生危害后果，但是他卻不一定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后果。因為故意和過失，都是法律評價和社會評價相結合的產物。
舉例來說，假設有一個從小在非洲成長的非洲人，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動物保護相關的教育，在他生活成長的國家也并不對所謂的珍貴動物進行特殊保護，該國人民看到任何動物都可以直接打死后吃掉。這個非洲人有一天來到中國江蘇大豐，看該地有麋鹿在自由地奔跑，于是拿出狩獵工具對麋鹿進行捕殺。在這種情況下，他知道向麋鹿射擊會打死麋鹿，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具有違法性；他光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后果，但是不知道自己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后果，因為他完全不知道麋鹿在中國是國家保護動物。此時，這個黑人是否有故意、是否構成非法獵捕動物罪，在《刑法》上有爭議。
故意在《刑法》里面到底怎么理解、界定，不能千篇一律。《刑法》上的犯罪可以分為“法定犯”和“自然犯”這兩類，這兩者對于“故意”的要求，明顯是不一樣的。環境犯罪應該是一種法定犯，法定犯要求行為人必須要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在此前提下才可以要求行為人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如果行為人認識不到其行為的違法性卻對其定罪，那就是一種客觀責任或者絕對責任。
這幾年爭論最多的兩個相關案件，一個是河南的掏鳥案件，一個是深圳的鸚鵡案。這兩個案件都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那就是行為人不知道自身行為涉及的對象是珍貴動物，如果知道，行為人將避免進行該行為。如果構成環境犯罪必須要求行為人“知道”自身行為的危害性，要求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的話，那么我國的很多環境犯罪行為都無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因此環境犯罪的歸責原則，不應限于故意和過失，應該在故意和過失之外設置無過錯責任，當然這個無過錯，不能是絕對無過錯。
（三）嚴格的無過錯責任
美國刑法中有兩種無過錯責任，一種叫嚴格責任，一種叫絕對責任，二者都不要求行為人故意和過失。總的來說，美國刑法的歸責原則可以分四個層次，一個是故意責任，一個是過失責任，一個是嚴格責任，一個是絕對責任。無過錯責任，意味著無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只要產生了結果就可以對其追究責任，此時絕對地不可抗辯。嚴格責任是指只要能夠推定行為人存在過錯，即使行為人不是完全符合所謂的故意和過失責任的條件，也需要承擔責任。
對環境犯罪實行無過錯責任制，應該是一種可以推定的過錯責任，而不是絕對的。根據絕對責任制度，不管行為人是故意還是過失，還是行為人沒有過錯，只要存在客觀的危害行為或犯罪行為，都要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一制度似乎過于太嚴格，因此即便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中也很少適用。后面講到的無過錯責任更多是指一種嚴格責任，也即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一定的過錯，或者是故意，或者是過失。
環境犯罪作為一種特殊的刑事犯罪，應當以故意、過失作為主要的歸責原則，同時以嚴格的無過錯責任為例外。否則，在司法實踐中會導致某些環境犯罪的行為人的法律責任難以被追究。
四、對環境過失危險犯的討論
（一）什么是危險犯
前面提到，對于土壤、水等進行的犯罪稱為生態犯罪，生態環境一旦遭到破壞往往很難修復，或者需要付出巨額的成本和代價才能修復。在這種情況下，對這種犯罪采用過錯責任原則，特別是采用結果責任原則，對于環境保護來說已經為時已晚。因此，有一些環境犯罪不應以結果發生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可以設想，我國《刑法》應當將某些環境犯罪設置為危險犯，不要求結果發生就能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只要有環境污染結果發生的具體危險，甚至對有些犯罪而言只要具有抽象危險就可以進行追責。
危險犯、行為犯、結果犯還有結果加重犯等是《刑法》中最基本的問題，它們屬于犯罪既遂的犯罪形態，而犯罪既遂作為一種犯罪停止形態，只有在故意犯罪里面才有，而且只有在直接故意里面才有。直接故意包括犯罪預備、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犯罪既遂這四種情形，犯罪既遂里面有結果犯、行為犯、危險犯和結果加重犯。
（二）能否在《刑法》中設置過失危險犯？
前面提到，環境犯罪中包括故意犯罪，也包括過失犯罪。既然環境犯罪中存在過失犯罪，那么能否在《刑法》中設置過失危險犯？就是說，即便是過失行為，但是也不要求具體結果的發生，只要具有發生環境污染的危險就可以對行為人追責。
在我國現行《刑法》中，一般來說成立過失犯罪必須要求造成危害結果，如果行為人的過失行為沒有造成危害結果一般無法構成犯罪。但是對于環境犯罪而言，如果過失危險犯不能成立，如果在行為人是過失的情形下，非得造成嚴重結果才能夠對其進行追責的話，會導致只有出現環境破壞后果才能懲罰行為人。然而，對于有些犯罪不能要求結果，因為這些結果出現以后造成的社會危害是不可逆的，此時再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意義不大，對于這種犯罪就要扼殺在萌芽中。設置過失危險犯對于遏制這類犯罪行為具有重要作用，這種犯罪形態只要求行為具有惡性結果發生的危險（這個危險可以是具體的危險，也可以是抽象的危險），不要求發生現實的結果。
刑法的過失理論，包括舊過失理論、新過失理論、以及超新過失。舊過失論秉承的是結果無價值原則，就是說只要發生危害結果行為人就要承擔責任；新過失論秉承的是行為無價值原則，只要行為違法，哪怕沒有造成任何結果，也要進行處罰。
將過失危險犯作為新的犯罪追究形式，在環境犯罪里面規定下來是否具有可行性？對于遏制、控制和預防我國的環境犯罪能否起到一定作用？我國《刑法》中并非完全沒有過失危險犯，比如說《刑法》第133條規定了交通肇事罪，133條之一是危險駕駛罪，嚴格來說這就是一種過失犯罪。而且，這種過失犯罪不要求結果，只要行為人上車以后把車輛發動，行為人被抓住以后就是危險駕駛，不需要結果發送，只要有結果發生的危險就可以成立。我國《刑法》里的防害檢驗檢疫罪也不需要結果，只要有危險發生就可以成立，這種情況也屬于過失危險犯。也就是說，過失危險犯在我國《刑法》里面是有的，只不過很少而已。
（注：以上嘉賓觀點，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供稿：上海律協能源資源與環境業務研究委員會
執筆：燕 笑 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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