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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國際轉會證明遇阻后俱樂部的繼續履約責任 國際體育仲裁院案例評析

2018年第03期    作者:文│吳煒    閱讀 11,191 次

序言

除了眾所周知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總部以外，還有一個在全球體育界擁有同等影響力的體育機構，其名稱為國際體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984年，國際體育仲裁院在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的提議下建立，經過逐步完善其已經完全獨立于國際奧委會。目前，該院已經是全世界體育領域最具權威的仲裁機構，任何與體育有關的爭議均可以相應提交國際體育仲裁院下轄的兩個分院仲裁（即普通仲裁程序與上訴仲裁程序）。在受理比例中，受理當事人因不服國際足聯而提出上訴的案件占了相當一部分比例。

鑒于體育法的“小眾”屬性，以及國內俱樂部對于該部門法律相對缺乏重視，因此在處理與外籍球員相關的爭議時往往感到較為迷茫。而本人自2012年起就有幸成為少數幾位中國籍仲裁員，積極活躍于國際體育仲裁領域，在多起仲裁案件中擔任仲裁員。本次特選一起近期由本人擔任仲裁員的案件，從案例角度為大家，尤其是國內的職業足球俱樂部，以案例分析的形式簡述在國際轉會證明遇到問題時，買方俱樂部所需要承擔義務的范圍。

案例簡介與爭議焦點

本案為申請人A俱樂部因不滿國際足聯爭議解決委員會（FIFA DRC）的決定，以B球員為第一被申請人和C俱樂部為第二被申請人提起的上訴。2013年6月份，A俱樂部與B球員簽署了一份有效期自2013年8月份至2016年6月份的工作合同（以下簡稱：“工作合同”）。然而，A俱樂部隨后在國際足聯轉會匹配系統（FIFA TMS）上發出的國際轉會證明（ITC）請求遇阻。在此情況下，A俱樂部撤回了請求，最終導致B球員未能實際完成轉會。并且，A俱樂部在2013年9月4日（當時其認為轉會窗口即將關閉）告知B球員，主張《工作合同》由于ITC的問題而需要提前解除。B球員最終回到了原俱樂部（即C俱樂部），并與其重新簽訂了一份合同。此后，B球員向FIFA DRC提出申訴并請求A俱樂部支付違約金，B球員的部分主張得到支持。

本案主要的爭議焦點在于：在俱樂部發現其無法及時取得ITC時，是否可以認為其已經具備了解除合同的正當理由？

案件分析

與國際足聯的裁決理由局限于國際足聯規則和以往判例不同，國際體育仲裁院在裁決案件時適用瑞士法律來判斷什么是構成解除合同的正當理由。根據《瑞士債法典》第337條第2段，如果基于誠信原則（in good faith）判斷，終止合同的一方不再負有維持雇傭關系的責任，則該方即具備了解除合同的正當理由。A俱樂部主張由于其無法取得ITC，導致無法完成球員轉會，而具有解除合同的正當理由。另一方面，對于身為職業運動員的B球員而言，若其無法參賽，則其市場價值和未來職業生涯所可能取得的機會都將受到減低。為此，B球員主張A俱樂部侵犯了其作為球員的個人權利，因而不屬于構成正當理由的依據。

為此，仲裁庭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ITC簽發遇阻的情況下，A俱樂部撤銷ITC請求的行為是否構成了違約？自2010年起，TMS系統并入FIFA RSTP，自此規定各國足協應提前12個月在TMS系統中輸入轉會期的起止時間。而根據系統顯示，A俱樂部所在國的足協也確實提前在系統中進行了公示。因此，A俱樂部應當在《工作合同》簽訂前就已經了解轉會窗口的起止日期。

由于未知的原因，盡管A俱樂部在8月25日已經要求A國足協向C國足協發出ITC請求，但是C國足協稱其在次年1月份才收到請求。

仲裁庭認為，即便是由于足協的原因導致ITC流程的延遲，這也無法構成A俱樂部解除合同的正當理由。因為俱樂部可以通過申請臨時ITC辦理臨時轉會的方式，先完成球員的臨時注冊，待雙方足協確認后再辦理正式轉會。

而A俱樂部所做出不注冊球員的選擇，事實上完全阻止了球員參加比賽這一基本權利（因為僅有注冊球員才可以參賽）。據此，A俱樂部的該行為屬于嚴重違約，同時賦予了球員一方解除合同的正當理由。

結論

通過該案可以發現，盡管可能是由于（某）國足協的原因導致ITC的流轉遇到了問題，但是并非意味著買方俱樂部自動具備了單方面解除合同的正當理由。例如臨時轉會制度的存在即意味著，除非基于誠信原則的判斷，俱樂部對于維持合同關系不再具有可期待性，否則買方俱樂部仍需要采取合理努力繼續履行合同義務。對于不熟悉臨時轉會制度的國內俱樂部尤其需要注意，以免在不具備正當理由的情況錯誤解除導致承擔違約責任。

吳煒

上海市通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教育體育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員。

業務方向：體育法、公司法、破產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