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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析國內首起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派生訴訟案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后，有限合伙企業作為一種新穎而有效的組織形式，伴隨著基金、信托投資的興起而日趨熱門，成為基金管理人的首選。各基金相關合伙企業頻繁向社會大量募集資金，全國范圍內的資金規模達數千億元。但福兮禍所倚。隨著宏觀經濟趨勢下行，私募基金的高回報高增長不可避免地面臨巨大挑戰。而基金管理人又普遍存在專業能力低下、職業道德缺失等現象，市場上投資失敗的案例屢見不鮮，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面對投資失敗，基金管理人消極怠工、毫無作為甚至失聯之情形較為常見，投資人往往維權無門，損失慘重。錦天城律師代理基金維權案件后“曲線救國”，首次以合伙人派生訴訟形式獲得勝訴，通過最高司法機關的生效判決向全國宣告，《合伙企業法》第六十八條所規定的派生訴訟制度，已擺脫“紙面權利”的桎梏，成為合伙人維權新路徑。
案件基本事實和背景
2013年4月，北京和信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和信資本”）發起中翔商業廣場項目基金，向社會募集資金近3億元，同時設立三家基金相關合伙企業并擔任執行事務合伙人，基金投資人成為有限合伙人。和信資本統一把資金匯集到北京和信恒軒投資中心（有限合伙）（下稱“和信恒軒”），分四筆以銀行委托貸款形式出借給安徽瑞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安徽瑞智”）及其關聯方，用于房地產開發項目。上述房地產開發項目到期后，安徽瑞智未歸還上述貸款，導致基金延期向投資人兌付。和信資本僅針對上述部分貸款向法院起訴要求安徽瑞智清償債務，而放任其他貸款到期無人催討。基金投資人多次嘗試聯系和信資本均徒勞而返。
迫于無奈，88名基金投資人委托律師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筆者受托后立即要求和信恒軒及和信資本及時行使權利，但其繼續處于失聯狀態，未有任何反饋和行動。由于投資人與債務人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關系，而僅起訴失聯的和信恒軒可能費時費力，且無法實現訴訟目的，故律師遂選擇以“合伙人派生訴訟”方式來化解困局。
2015年1月，三名有限合伙人作為原告，以安徽瑞智為被告，以和信恒軒作為受償主體向法院提起訴訟。由于該類型案件在國內尚無先例，該案經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反復斟酌后，方得以受理。經過一年時間的審理，2016年2月26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15）皖民二初字第00005號判決，全面支持有限合伙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安徽瑞智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終756號終審判決，維持原判，駁回上訴。私募基金相關有限合伙人的派生訴訟最終塵埃落定。
案件主要爭議焦點評析
在本案一審和二審激烈的庭審過程中，訴辯雙方針鋒相對，圍繞各自的主張提出各項觀點和立場，并輔以證據予以支持。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院”）也綜合各方的起訴、答辯意見及舉證、質證意見，對該案的爭議焦點進行歸納，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執行事務合伙人是否怠于行使權利
執行事務合伙人在權利行使方面的缺陷，是合伙人派生訴訟得以提起的重要基礎，一、二審法院均將其歸納為爭議焦點。對此，最高院在二審判決中強調，應當結合執行事務合伙人和信資本的作為，對案涉貸款發放之后的幾個不同階段逐一進行分析和判斷。
1.案涉兩筆委托貸款合同到期后不提起訴訟或仲裁，即構成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之事實。
案涉兩份《委托貸款合同》項下借款金額分別為5800萬元和4200萬元，均在2014年8月前到期。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訴訟時，貸款已逾期6個多月未有任何清償。最高院指出，截止派生訴訟發生前的2015年1月1日，執行事務合伙人未就案涉到期債權向債務人提起訴訟，也未與債務人達成任何保障有限合伙債權盡快實現的協議。如此不作為，足以認定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
從該部分的內容不難看出，對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認定首先應進行事實判斷。即在派生訴訟提起的時間節點之前，是否存在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這一客觀情況。其實，債務人安徽瑞智舉證和信恒軒已向其提起訴訟，妄圖以此為由主張執行事務合伙人未怠于行使權利。但相關訴訟的起訴狀落款時間在二審開庭前不久，故合議庭對安徽瑞智的主張不予采信，其內在邏輯在于，在違法行為和事實已然發生的情形下，縱然存在嗣后行為或彌補行為，不可能改變違法行為性質和事實本身。況且在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訴訟之后，債務人和執行事務合伙人亦存在私自串通以阻撓派生訴訟順利進行的重大嫌疑和動機。故對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事實判斷，必須牢牢把握其行為與派生訴訟提起時間節點之間的關系，而不受債務人或執行事務合伙人嗣后行為之影響。
2.執行事務合伙人違背法律和合伙協議相關約定所形成的文書，不能作為積極督促債務人還款的證明。
在案件二審審理階段，債務人安徽瑞智向法院提交了包括《確認書》、《折抵三方協議書》在內的大量的文書材料，旨在證明和信資本積極督促其還款，不存在怠于行使權利的情形。這些文書的主要內容，允許債務人安徽瑞智直接向各有限合伙人以房屋折抵方式兌付投資本金，并視為償還合伙企業債務。最高院又指出，該等具有債務處理性質的行為，已經涉及在合伙協議約定范圍以外分配資產，存在違背企業宗旨和損害合伙企業利息的風險，按照合伙協議的約定，屬于需要有限合伙人全體一致同意的重大事項。執行事務合伙人未經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輕率作出意思表示，也未對合伙人履行告知義務，系違背合伙協議之行為。
簡言之，執行事務合伙人的權力來源于法律和合伙協議的相關約定，其只能在法定和約定的范圍代表合伙企業協商和處理債務。若超范圍行使權力，不僅應視為違法違約行為追究相關責任，且不能作為其督促還款的證明。
3.執行事務合伙人違背職責，也是其怠于行使權利的證明。
在案件一審過程中，合伙企業和信恒軒經一審法院公告傳喚，既未到庭參與訴訟，也未向法院提交任何書面材料，債務人安徽瑞智也未提交任何其與和信資本協商并簽訂還款協議的證據，一審法院據此認定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二審開庭時，和信恒軒突然出庭，聲稱和信資本已與債務人達成書面還款協議。但令二審法院非常在意的是，安徽瑞智與和信資本私下達成的書面文件中，明確約定和信資本要保護安徽瑞智的利益。但根據和信恒軒陳述，其在一審過程中卻并不知曉有限合伙人所提起的派生訴訟。最高院認為，和信資本明知一審訴訟而不代表合伙企業積極應訴，反而隱瞞私下達成協議的事實以保護債務人的利益，本身即違背執行事務合伙人的職責。在債務人安徽瑞智再次違背私下達成的還款協議時，和信資本仍然沒有參與派生訴訟或自行提起訴訟，而是被動地應債務人要求解除抵押權，放任債務人拖延到期債務，證明其怠于行使權利。
這一部分的認定表明，執行事務合伙人應當恪盡職守，對合伙企業和全體合伙人依法履行忠實、勤勉義務。其與債務人私下達成協議即屬不當行為，當該等協議未得到任何履行的情況下，執行事務合伙人仍然不采取法律認可的方式維護合伙企業權益，反而處處為債務人“著想”，維護債務人利益，甚至不惜損害合伙企業債權相關擔保物權，這顯然與執行事務合伙人依法履行的忠實、勤勉義務相距千里，而恰恰是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鐵證。
（二）部分有限合伙人能否代表合伙企業提起訴訟
合伙人派生訴訟與普通債務追討訴訟最大的區別和亮點就在于，未與實際債務人建立法律關系的合伙人，由法律賦予代表訴訟之權利，突破 “合同的相對性”，為合伙企業之利益代為起訴。
1.派生訴訟的請求權基礎并非由《合同法》規定的債權人代位權。
在《合伙企業法》2006年修訂至本次派生訴訟立案之間的十多年來，從未有先行案例得以一窺司法機關的態度，二審過程中各方對其理解的差異較大實屬情理之中。債務人安徽瑞智一直援引《合同法》第七十三條關于代位權的規定進行抗辯，主張代位權的行使范圍以債權人的債權為限，有限合伙人不能將兩筆貸款本金總額1億元作為訴訟標的。最高院合議庭及時發現債務人在認識上的偏差，當庭提醒有限合伙人提起訴訟的請求權基礎和相關法律依據，系緣自《合伙企業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
2.有限合伙人依法提起派生訴訟，不視為執行合伙事務，無須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
債務人安徽瑞智在一審中還曾提出，派生訴訟并未經全體合伙人一致決議，訴訟請求并非全體合伙人的意思表示，應當予以駁回。這恰恰系錯誤理解相關法律的真正含義和立法目的。根據《合伙企業法》第六十八條第二款第七項之規定，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訴訟不視為執行合伙事務，而案件所涉合伙企業的合伙協議亦有類似表述，并未要求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才能訴訟。最高院正是基于合伙人法定和約定的權利義務，依法駁回債務人安徽瑞智的抗辯主張。
合伙人派生訴訟制度，本質上是一種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有限合伙人利益的機制。因合伙企業的執行事務合伙人具有利用合伙協議約定增強己方優勢地位，免除自身責任和義務，強化享有的權利之傾向，法律必須為有限合伙人提供在特定情況下自行維護合伙企業權益的渠道，且不以全體一致為前提，而是可“以自己的名義”訴訟。如全體合伙人能夠達成一致，完全可以行使《合伙企業法》賦予或合伙協議約定的權利，更換執行事務合伙人從而主張合伙企業的相關債權，又何必提起派生訴訟？若全體合伙人同意方能發動派生訴訟，又如何體現我國民商事法律中普遍倡導和存在的保護小股東或有限合伙人免受控股股東或執行事務合伙人侵害的原則？故合伙人基于《合伙企業法》賦予的權利，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的目的旨在實現合伙企業的利益，無須取得合伙企業全體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三）派生訴訟是否損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在案件二審審理過程中，債務人安徽瑞智向法院提交大量證據，證明部分合伙人已經與其簽訂了抵債性質的各項協議，從而主張合伙人派生訴訟導致該等協議無法履行，損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最高院針對其主張指出，抵債性質的各項協議實際并未履行，其他合伙人事實上未獲得任何利益。而部分合伙人即使簽訂該等協議，也不享有法律上認可的利益。原因有二，其一是，該等協議并未經合伙企業簽章確認，協議內容不受法律保護。其二是，部分合伙人超越合伙協議的約定與債務人簽訂抵債協議，不符合契約精神，亦不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以合伙人身份提起派生訴訟，才是符合法律和合伙協議約定的維權方式，才能平等保護全體合伙人的共同利益。
最高司法機關在解讀和應用法律的過程中，向公眾展示出派生訴訟的另一大重要作用，即通過派生訴訟制度的建構，引導合伙人通過合伙企業這一平臺公平、正當地處理債權債務，而避免在債務人違約，合伙企業債權無法按期實現時，越過合伙企業擅自處理債權債務。一旦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產生漏洞，債務人很容易利用各方信息不對稱的狀態，采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向部分合伙人兌付部分款項，這往往成為其利誘欺騙合伙人與其串通的籌碼。若法律放任債務人或合伙企業私下向合伙人兌付或實施抵債行為，一旦合伙企業債權無法得到全額實現，則很可能導致最終由部分合伙人承擔全部虧損。所以，最高院通過生效判決對“私下兌付”行為作出否定性評價，為合伙人針對實際債務人維權指出一條康莊大道，即“派生訴訟”。
案件所涉問題的拓展思考
（一）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之豁免情形
雖然案涉一、二審法院均已在判決書中列明否定執行事務合伙人積極行使權利的理由和論證過程，但如何建立執行事務合伙人積極行使權利的認定標準仍然值得我們進一步拓展思考。假設在未來發生的諸多基金維權爭議中，執行事務合伙人并未像和信資本那樣不作為，而是采取了部分措施，履行了部分職責，那么有限合伙人是否就無權提起訴訟？執行事務合伙人有何種行為才能構成對“怠于行使權利”的豁免？
筆者認為，合伙人派生訴訟的目的系為保護有限合伙人免受執行事務合伙人之侵害，引導合伙人通過合伙企業公平、正當地處理債權債務。若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執行事務合伙人已經按合伙協議約定通知全體合伙人，召開合伙人大會，以約定的機制作出合伙人決議，同意合伙企業與債務人達成延期、分期還款等方案，則此時縱然執行事務合伙人客觀上仍未提起訴訟或仲裁，應當認為已構成“怠于行使權利”之豁免情形。若合伙人大會召開后，合伙人對提起訴訟和延期還款均未能達成一致，有效決議無法作出，則執行事務合伙人仍然應當及時提起訴訟或仲裁，否則不構成豁免。
（二）“隱名”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訴訟的權利
基金維權實務中，投資人向基金相關合伙企業繳付資金，卻未經工商登記為合伙企業合伙人的情況司空見慣，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履行職責可能貫穿基金項目募集、運行的全過程。該等實際出資的“隱名”合伙人在面臨執行事務合伙人怠于行使權利時，如何運用派生訴訟維權亦未有明確依據。
筆者認為，考慮到合伙人派生訴訟就是為救濟執行事務合伙人“怠政”而設，執行事務合伙人的疏忽或惡意所造成的負面后果，不應由未被登記的“隱名”合伙人來承擔，其應當享有全體合伙人平等享有的合伙人權益。故只要“隱名”合伙人能夠證明其已簽訂合伙協議，并按照約定履行投資義務，則應當賦予其完整的提起派生訴訟的權利。合伙人也應注意，在簽訂合伙協議等文件時增加“未辦理相應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不影響實際出資人在合伙協議項下權利和義務”類似約定，并留存合伙企業或執行事務合伙人出具的出資證明文件，從而為未來維權所必須的證據收集做好準備。
（三）合伙人派生訴訟是否適用于調解程序
不同于一般的訴訟，合伙人派生訴訟的訴訟請求提出方和請求權法益接收方是不一致的。合伙人為了合伙企業的利益提起訴訟，對其訴訟請求的處分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合伙人派生訴訟的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一般都會追加合伙企業作為第三人參與訴訟。筆者認為，在合伙企業參加訴訟，出席庭審的前提下，各方可就訴訟請求的調整、落實及履行期限等進行協商，經合伙企業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或按約定機制出具決議后，案件適用調解程序沒有明顯障礙。若合伙企業拒不參與訴訟，合伙人也無法作出有效決議，則合伙人派生訴訟可能無法適用調解程序。
結語
作為國內首起私募基金中有限合伙企業派生訴訟勝訴判例，該案裁判文書中關于有限合伙人派生訴訟適用標準的論述，將直接為類似案件提供指導意見。上述生效判決公布后立即引起廣泛關注，司法實務圈對該案的討論接踵而至。但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筆者作為上述經典案例的親歷者和代理律師，立足于《合伙企業法》相關規定，秉承保護合伙企業及其合伙人、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之立法原則和精神，對上述案件中所涉及的爭議要點進行解析和總結，以期促進今后同類型案件相關實務認定標準的統一，也為合伙人派生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積尺寸之功。
傅蓮芳
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高級合伙人，注冊會計師。
業務方向：投融資、并購、基金法律服務。
陳凌
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
業務方向：投融資、并購、基金法律服務。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