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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律師勇立潮頭 吳良謨律師訪談摘要

2018年第12期    作者: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8,432 次

采訪時間：2017年3月24日受 訪 人：吳良謨

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今天我們很高興在律師界的老前輩、虹口區法律顧問處首位主任——88歲的吳良謨老師家里，共同回顧上海律師恢復重建時期，虹口區法律顧問處的籌建情況以及虹口律師的起步、發展歷程。

吳良謨：我是1930年出生的， 1952年3月參加工作，曾在四川北路區稅務局工作。1954年“五四憲法”公布后，檢察院籌建之時，我被抽調參加檢察院培訓班學習了6個多月，結束后分配到提籃橋檢察院。1960年提籃橋和虹口合并時，我就到了虹口區檢察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調過好多工作：被下放到海豐農場做知識青年的帶隊干部、在軍管組材料組里幫助搞外調材料、在虹口區飛虹俱樂部里辦專門學習班、審查虹口區公安局原來政保科的干部等。當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有軍管組，檢察院、法院的牌子都摘掉了。

由于之前我在軍管組里的審理組（代替法院的職能）的時間較長，辦案子、平反冤假錯案等，在后來軍管組撤銷、檢察院、法院重新掛牌時，我沒有回檢察院，而是被分到虹口區法院。

1980年初，法院要抽調人員去籌建區司法局和法律顧問處，當時我與王汝德、王文忠等幾個人就離開了法院，開始了籌建工作。這是一項全新的工作，需要熟悉地方情況，要經常與街道、地區打交道，單位名稱還不叫區司法局，而是區政府里的司法科，有的同志調出來前是法院院長，調過來當個科長，便有些想法，也有的同志不愿意做了，就調回去了。

籌建法律顧問處各方面都很艱苦，算是白手起家。財政上給了我們5千元開辦費，沒有辦公用房，稅務局就給了我們幾個房間，區政府給了我們5張桌子，只能兩個人擠一個寫字臺。虹口區法律顧問處（后來改稱虹口區律師事務所）是1980年12月成立的，辦公室的牌子掛在海南路40號，正式掛牌儀式時的照片我還保留著。

剛成立后第一個月就接了34件案子，人手顯然不夠。我就在開拓律師業務的同時，到有關單位走訪，物色了幾位學過法律的人調過來當律師，像楊其生、趙文才等。但因編制有限，進人很難，于是就去選擇一些學校、企業的人員擔任兼職律師；挑選符合條件的從法院、公安退休的人員來擔任特邀律師。我所特邀律師最多時約有近50名，事務所的接待工作就是由從虹口法院退下來的同志專門負責，延續了很長時間。我還想辦法在外面商借了些學過法律、愛好律師工作的人過來作為“律師工作者”，以補充律師人員之不足，其中有15人后來正式當了律師。

我們律師事務所成立的時間較早，市區司法局和上海律協都非常重視，記得有一次在零三招待所組織律師業務培訓，給我們虹口區參加培訓的名額是全市最多的。

當時辦理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也有一些民事案件。在1980年事務所成立到1983年“嚴打”時期，由于社會上對律師工作有些誤解，律師的作用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影響了我們律師的情緒，有些人精神不振，還有的打起了退堂鼓。區司法局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很是重視，向區委書記作了匯報，區委專門召開律師座談會，鼓勵律師做好辯護工作，不要有思想顧慮，有什么意見或者矛盾可以向區里匯報。我們律師又有了信心，振作起精神，配合“嚴打”，認真辦好案件。我們所1983年里光刑事案子就收了700多件，因此區委還出了簡報，對律師工作予以肯定。

一段時間后，律師人數開始多起來了，區司法局讓我們分成兩個所，于是成立了“虹口區第一律師事務所”和“虹口區第二律師事務所”，我任一所主任。一所和二所的負責人都是從法院、檢察院抽調過來的。再后來根據市司法局律師管理的新要求，一所和二所分別改名為“滬江律師事務所”和“東吳律師事務所”。我在滬江所一直工作到物色好新的主任，于1991年退休，

當年在開拓律師業務方面，我花了很多的心思。經常為區里進行普法講課，宣傳律師作用。有一年我們配合區里舉辦的自貢燈會，在魯迅公園里開展法制宣傳。前來參觀的游人非常多，我所就在公園里設攤接待，燈會十多天里，我們的律師每天晚上輪流值班，解答法律咨詢。

在工作中，我們與市第二律師事務所聯系得比較多。我們剛成立的時候，工作人員多是從法院出來的，不太熟悉律師業務，市二所成立時間更早一些，他們那兒有經驗的老律師比較多，我們兩家又同在四川北路橫浜橋附近辦公，我們就常到他們那里去學習取經。

我擔任主任時，民事、刑事等業務都做過。在我承辦過的案件中，令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嚴打時期在無錫法院的一件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個大學生，即將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他先與一個無錫姑娘談戀愛，后來又和其妹妹好上了，于是姐姐就吃醋了。有一天，該大學生和妹妹在外談戀愛，兩姑娘的媽媽就讓姐姐去把妹妹找回來，同時硬說被告人強奸了妹妹，將其送到派出所。警察告訴他，交代好問題就能回去，于是被告人就承認了強奸，但承認之后就馬上被警方拘留，后被告人又大吵大鬧，反口不承認了。被告人的姐姐到上海來請律師，我和王汝德兩人接受委托，擔任辯護人。我們去會見被告人的時候，連聲喊冤的被告人拿出寫了二十多張紙的材料，詳細敘述了該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把這份材料送到了法院。同時我們在閱卷的時候發現，指控犯罪的證據存在很大的矛盾，我們就申請法院找被告人了解情況，同時將證物重新化驗，結果兩次化驗結果都沒有發現有性行為的痕跡。我們認為應當作無罪辯護，法院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案子退回補充偵查。誰知時隔半年后又起訴到法院，我們還是作無罪辯護，結果律師照辯，法院照判，最后判了5年有期徒刑。被告人上訴至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準備辯護詞，就馬上趕往無錫中院，開庭審理時他們答應了。但當我們回到上海僅一周，維持原判的判決就下來了！我們就寫信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反映這起剝奪被告人權利、違反訴訟程序的事件，希望法院維護法律正義。但江蘇高院不是糾正錯誤程序，而是跑到上海來找司法局反映情況，竟然懷疑律師這么積極辦理此案，是不是得到了被告人什么好處，讓司法局配合調查我們。其實這個案子我們只收了100元。為此我專門寫了材料，向某法制刊物投稿，聽到有關反映是：上海律師膽子這么大，敢指責法院云云。后來才得知，此案所謂被害人的一名親戚是當地檢察院的副檢察長……障礙重重，非常遺憾，該案沒有得到糾正，我對這個案子印象非常深刻，為此寫了許多材料。1984年評職稱的時候，我也寫了有關材料，至今還保存著。

之后應聘擔任法律顧問逐漸成為律師的一項主要業務。虹口區里對這方面比較重視，我所的法律顧問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還在一些企業設立了由廠長或中層干部擔任的法律顧問聯絡員，給他們培訓、上課，很好地推動了法律顧問業務的發展，有好幾位聯絡員后來考出律師資格證當上了專職律師。

我擔任企事業單位法律顧問的數量較多，最多時有一百多家呢，經常在《新民晚報》等報刊發表法律聲明，有我自己出面的，也有代表單位或廠長、經理等的授權聲明，社會影響非常大。企業聘請法律顧問在報刊上刊登啟事的數量很多，這在當時也是法治宣傳的一種形式。律師收費非常低，當時至多三五百元。

我很注意收集有關公開發表的律師業務的文章、照片以及聘請法律顧問的啟事等，最早是1983年的，剪下來作為資料，隨時備用。

國辦律師事務所人員的工資起先是國家照發的，后來事務所有了收入，能夠自收自支了，財政上就不發工資了。我擔任主任的時候，辦公用房和職工住房都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我很注重資金積累，用賺了的錢支付辦公用房的租金，1991年還買了幾套公房， 每平方1000元左右，分配給所里的律師。年底除了開銷，結余部分可以提12%作為獎勵。

上海律協對我們這批老律師很照顧，每年給我們訂份報紙，到歲末年初、重陽節等都會開展組織活動。我記得是王文正老會長最先開始實行的，之后的幾任會長也很支持，集體活動一直堅持到現在。平時還有上海律協資助的小組活動，每隔一段時間可以聚一聚。上海律協的醫療互助金也挺好的，看病自付部分有90%可以報銷。大家都很感激上海律協。

我1991年退休后，因所里人員比較多，我當時就帶了一批退下來的特邀律師，仍舊在橫浜橋附近的辦公室工作，作為滬江律師事務所的分部。后來還去事務所里搞搞接待，一周去一天左右。

現在上了年紀，不大出去了，我和老伴與年紀稍微輕一點的鄰居一家結伴養老，子女也住得近，常來照料。生活過得還可以，心態挺好的。

采訪人：虹口區法律顧問處成立時間較早，在法律服務方面走在全市的前列。吳主任雖已年屆高齡，仍記憶清晰，娓娓道來，還為我們展示了他精心保存的擔任主任期間反映事務所業績的許多文稿、剪報及工作簡報等，非常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