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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事仲裁視野下法院對仲裁條款效力的審查標準

實質性審查與形式性審查之爭

2020年第06期    作者:劉炯    閱讀 6,306 次

在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中，圍繞仲裁庭的管轄權問題，仲裁條款的效力往往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針對該問題，目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the principle of Kompetenz-Kompetenz）”。該原則限制了法院對仲裁程序的介入權，即明確由仲裁庭自身作為判定其對于爭議是否有管轄權（包括認定仲裁條款的效力）的第一發言人，而不需要事先的司法認定。

然而，在不少法域下，相關國內法仍舊賦予當事人在仲裁程序開始之初向法院申請以認定涉案仲裁條款的效力。由此就引發出一個實際問題——此時法院針對仲裁條款的審查權限有多大（為方便表述，以下將該種法院在案件初期對涉案仲裁條款的審查簡稱為“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法院是否有權圍繞仲裁條款的效力問題進行實質性（Full Review）審查（比如全面審查相關合同就仲裁條款的簽訂過程中是否存在欺詐、簽訂主體的適格性、約定事項可仲裁性等角度對仲裁條款進行全面審查），還是僅有權就仲裁條款的效力進行形式性（Prima Facie）審查（即，僅基于仲裁條款的文字表述審查其是否具備基本要件）？

本文試圖以立法例和司法實踐為切入點，參考一些主要法域下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所采標準，以求一窺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的國際實踐，并同時在文末簡要對比了我國司法審判實踐與國際實踐的異同。

一、《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

在國際層面，對各國國內仲裁法影響較大的法律文件為《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下稱《示范法》）?！妒痉斗ā返?/span>8條第1款做了如下規定“就仲裁條款的標的向法院提起訴訟時，一方當事人在不遲于其就爭議實體提出第一次申述時要求仲裁的，法院應讓當事人訴諸仲裁，除非法院認定仲裁條款無效、不能實行或不能履行”。

可見，該條款認可法院具備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權，但基于該條款措辭，無法判斷《示范法》關于該種審查權之審查標準所采立場。然而，《示范法》第16條進一步承認了仲裁庭有權自行審查其管轄權，且當仲裁庭作出關于合同無效的決定時，在法律上不導致仲裁條款無效。

貿易法委員會秘書處在對《示范法》的解釋說明中明確第16條第1款承認了“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紤]到《示范法》已被較多國家及地區直接采納，或作為自身國內法的重要立法參考，故筆者嘗試從已采納《示范法》的法域之司法實踐出發，進一步探求該類法域下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所采納的審查標準。

二、新加坡

作為亞洲區域仲裁中心乃至全球仲裁高地，新加坡無疑是極具代表性的仲裁實踐，其已于1994年采納《示范法》。

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15年在Malini Ventura v Knight Capital Pte Ltd and others一案中，確認“仲裁庭自裁管轄”不僅包括有權決定仲裁條款效力問題，也包括仲裁條款是否存在的問題。

在該案的判決中，主審法官認為在《示范法》的框架下法院針對仲裁庭是否有管轄權的司法審查權應位列仲裁庭自我審查權之后，且仲裁庭就管轄權問題擁有寬泛的權力，包含對仲裁條款效力及仲裁條款是否存在的審查。主審法官進一步指出，只要仲裁條款在形式上存在，則任何關于管轄權的問題將首先由仲裁庭決定。

此外，新加坡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在2013年的The “Titan Unity” （[2013] SGHCR 28）案和2015年的Tomolugen Holdings Ltd and another v Silica Investors Ltd and other appeals（[2015] SGCA 57）案中亦明確表示就仲裁條款存在與否的問題，新加坡法院審查標準應為形式性審查。

三、中國香港

與新加坡一同被譽為亞洲地區國際仲裁雙子星的香港于2010年采納了《示范法》，在這一問題上采取了一致的做法。在Pacific Crown Engineering Ltd v Hyundai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 Ltd（[2003] 3 HKC 659）一案中，法院認為只要仲裁條款達到形式性審查的標準，當事方則受其約束。在Private Company “Triple V” Inc v Star (Universal) Co Ltd & Another（[1995] 2 HKLR 62）一案（Triple V）中，法院認為在判斷是否存在有效仲裁條款時，應采納形式性標準。

香港上訴法院后在PCCW Global Ltd v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s Service Ltd（[2007] 1 HKLRD 309）一案中也援引并支持了Triple V案中的立場，認為法院不侵犯仲裁庭的職責是非常重要的。

四、加拿大

加拿大早就已經在1986年采納了《示范法》。在Dell Computer Corp. v. Union des consommateurs（[2007] 2 S.C.R. 801）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同樣采納了形式性的審查標準，并指出該原則在國際上的認可度不斷上升。

該案下，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主審法官認為原則上，針對仲裁庭是否有管轄權的問題應交由仲裁庭自行決斷。其將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分為三中情況：有關仲裁條款的效力僅涉及法律問題；有關仲裁條款的效力同時涉及法律及事實問題，但事實部分較為明顯、簡單，且僅基于書面材料即可判定；有關仲裁條款的效力涉及法律及事實問題。

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就第一種情況而言，由于僅涉及法律問題，而法院較之仲裁庭具有更高的法律專業度，故而更合適交由法院審查。第二種情況下，由于事實簡單清楚，因此也可交由法院審查。而在第三種情況下，由于需要針對事實進行審理，則應交由仲裁庭自行決斷。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同時強調，當偏離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而將仲裁條款的審查交由法院之前，有一個前提條件必須滿足，即法院應確認針對仲裁庭管轄權的異議并非是當事人的拖延策略，如果法院認為該類異議僅是當事人的拖延策略，則即便屬于前述第一、第二種情況，法院仍應將案件移交仲裁庭自行決斷。

五、印度

印度也在1996年采納的《示范法》。印度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Shin-Etsu Chemical Co. Ltd v M/S Aksh Optifibre Ltd. & Anr （Appeal (civil) 5048 of 2005）一案中將仲裁條款效力審查標準與仲裁庭自裁管轄規則聯系起來，認為法院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應限于形式性審查標準。

六、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于2010年采納了《示范法》，其多個州及地區也分別采納了《示范法》。在聯邦層面，澳大利亞聯邦法院在Hancock Prospecting Pty Ltd v Rinehart （[2017] FCAFC 170）一案中明確了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法院應遵循形式性審查的標準。

在該案的初審階段（初審案件名為Rinehart v Rinehart（No 3）（[2016] FCA 539）），法官認為存在表面上有效的仲裁條款，且一些案涉爭議問題確實落入了仲裁條款的范圍內，但法官同時認為關于條款有效性的質疑，并不落在仲裁條款的范圍內。換言之，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初審法院采取了雙重標準，即就仲裁條款是否存在采用形式性審查標準，對仲裁條款的范圍則采實質性審查標準。

對于初審法院的這一觀點，上訴法院并未予以支持，反而明確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應采用形式性標準，并認為該標準符合澳大利亞的商事仲裁法及《示范法》。澳大利亞聯邦上訴法院同時強調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形式性標準是被《示范法》法域的法院所廣泛采納的。

七、英國

英國的法律體系可區分為英格蘭及威爾士法，以及蘇格蘭法。通常所說的英國法一般僅指英格蘭及威爾士法。英國并沒有采納《示范法》。2013年，在Joint Stock Company “Aeroflot Russian Airlines” v Berezovsky 一案中，英格蘭及威爾士高等法院就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采取了傾向于實質性審查的方式。

該案中，英格蘭及威爾士上訴法院認為在考慮仲裁條款的效力時，需要區分舉證責任和證明標準兩個問題。對于舉證責任，由主張仲裁協議存在的一方負責證明“相關仲裁協議是顯然存在的”，若另一方反對，則反對方負有舉證責任以證明該協議是“無效的”。換句話說，若一方已舉證仲裁協議存在，而反對的一方，則需要提出足夠的證據來推翻已有仲裁協議這一形式性主張。此時就涉及到證明標準的問題，法院認為應適用蓋然性權衡的標準。最終，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沒有采納關于仲裁協議無效的主張。

八、評論

基于上述案例可知，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英國法下采取傾向于實質性審查的標準；在采納《示范法》的法域，越來越多的國家及地區采納了形式性標準，且該種主流趨勢已經被不少法域的地方法院甚至最高法院以判決書的形式加以明確承認。

在國際營商環境下，交易雙方往往來自不同國際及地區，為避免一方當事人母國法院對其進行的地方保護，當事人之間往往更愿意采用較少司法干預的仲裁程序以解決糾紛。較之法院訴訟，仲裁獨立于當地司法體系并更加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特點以成為其被國際商事主體青睞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以采納形式性標準是對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的肯定，就法院介入仲裁程序的權力進行了一定的限制，進一步平衡了仲裁自治原則和國家司法主權之間的關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述實踐在國際上得到越來越多的采納，我國法院的司法態度卻有所區別。在運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苑城商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民事裁定書（（2019）最高法民特1號）中法院認為“在確定仲裁條款效力包括仲裁條款是否成立時，可以先行確定仲裁條款本身的效力；在確有必要時，才考慮對整個合同的效力包括合同是否成立進行認定……仲裁條款是否成立，主要是指當事人雙方是否有將爭議提交仲裁的合意……”。

上述案件是我國國際商事法庭（CICC）審理的第一案?？梢哉f，該案是我國涉外仲裁司法審查典型案例之一，對于司法審判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從本案的審判思路中不難看出，就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而言，以適用中國法為前提，我國法院雖然傾向于不對涉案合同的訂立進行實質性審查，但仍舊會實質性考慮當事人是否有將爭議提交仲裁的合意。就這點而言，可以說我國法院會更加偏向于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采取實質性審查的方式，若一方能證明其毫無訂立仲裁條款的意愿，則即使爭議的仲裁條款形式上完備，也無法得到中國法院的支持。

在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中，圍繞仲裁庭的管轄權問題，仲裁條款的效力往往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針對該問題，目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the principle of Kompetenz-Kompetenz）”。該原則限制了法院對仲裁程序的介入權，即明確由仲裁庭自身作為判定其對于爭議是否有管轄權（包括認定仲裁條款的效力）的第一發言人，而不需要事先的司法認定。

然而，在不少法域下，相關國內法仍舊賦予當事人在仲裁程序開始之初向法院申請以認定涉案仲裁條款的效力。由此就引發出一個實際問題——此時法院針對仲裁條款的審查權限有多大（為方便表述，以下將該種法院在案件初期對涉案仲裁條款的審查簡稱為“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法院是否有權圍繞仲裁條款的效力問題進行實質性（Full Review）審查（比如全面審查相關合同就仲裁條款的簽訂過程中是否存在欺詐、簽訂主體的適格性、約定事項可仲裁性等角度對仲裁條款進行全面審查），還是僅有權就仲裁條款的效力進行形式性（Prima Facie）審查（即，僅基于仲裁條款的文字表述審查其是否具備基本要件）？

本文試圖以立法例和司法實踐為切入點，參考一些主要法域下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所采標準，以求一窺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的國際實踐，并同時在文末簡要對比了我國司法審判實踐與國際實踐的異同。

一、《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

在國際層面，對各國國內仲裁法影響較大的法律文件為《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下稱《示范法》）。《示范法》第8條第1款做了如下規定“就仲裁條款的標的向法院提起訴訟時，一方當事人在不遲于其就爭議實體提出第一次申述時要求仲裁的，法院應讓當事人訴諸仲裁，除非法院認定仲裁條款無效、不能實行或不能履行”。

可見，該條款認可法院具備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權，但基于該條款措辭，無法判斷《示范法》關于該種審查權之審查標準所采立場。然而，《示范法》第16條進一步承認了仲裁庭有權自行審查其管轄權，且當仲裁庭作出關于合同無效的決定時，在法律上不導致仲裁條款無效。

貿易法委員會秘書處在對《示范法》的解釋說明中明確第16條第1款承認了“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考慮到《示范法》已被較多國家及地區直接采納，或作為自身國內法的重要立法參考，故筆者嘗試從已采納《示范法》的法域之司法實踐出發，進一步探求該類法域下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所采納的審查標準。

二、新加坡

作為亞洲區域仲裁中心乃至全球仲裁高地，新加坡無疑是極具代表性的仲裁實踐，其已于1994年采納《示范法》。

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15年在Malini Ventura v Knight Capital Pte Ltd and others一案中，確認“仲裁庭自裁管轄”不僅包括有權決定仲裁條款效力問題，也包括仲裁條款是否存在的問題。

在該案的判決中，主審法官認為在《示范法》的框架下法院針對仲裁庭是否有管轄權的司法審查權應位列仲裁庭自我審查權之后，且仲裁庭就管轄權問題擁有寬泛的權力，包含對仲裁條款效力及仲裁條款是否存在的審查。主審法官進一步指出，只要仲裁條款在形式上存在，則任何關于管轄權的問題將首先由仲裁庭決定。

此外，新加坡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在2013年的The “Titan Unity” （[2013] SGHCR 28）案和2015年的Tomolugen Holdings Ltd and another v Silica Investors Ltd and other appeals（[2015] SGCA 57）案中亦明確表示就仲裁條款存在與否的問題，新加坡法院審查標準應為形式性審查。

三、中國香港

與新加坡一同被譽為亞洲地區國際仲裁雙子星的香港于2010年采納了《示范法》，在這一問題上采取了一致的做法。在Pacific Crown Engineering Ltd v Hyundai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 Ltd（[2003] 3 HKC 659）一案中，法院認為只要仲裁條款達到形式性審查的標準，當事方則受其約束。在Private Company “Triple V” Inc v Star (Universal) Co Ltd & Another（[1995] 2 HKLR 62）一案（Triple V）中，法院認為在判斷是否存在有效仲裁條款時，應采納形式性標準。

香港上訴法院后在PCCW Global Ltd v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s Service Ltd（[2007] 1 HKLRD 309）一案中也援引并支持了Triple V案中的立場，認為法院不侵犯仲裁庭的職責是非常重要的。

四、加拿大

加拿大早就已經在1986年采納了《示范法》。在Dell Computer Corp. v. Union des consommateurs（[2007] 2 S.C.R. 801）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同樣采納了形式性的審查標準，并指出該原則在國際上的認可度不斷上升。

該案下，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主審法官認為原則上，針對仲裁庭是否有管轄權的問題應交由仲裁庭自行決斷。其將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分為三中情況：有關仲裁條款的效力僅涉及法律問題；有關仲裁條款的效力同時涉及法律及事實問題，但事實部分較為明顯、簡單，且僅基于書面材料即可判定；有關仲裁條款的效力涉及法律及事實問題。

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就第一種情況而言，由于僅涉及法律問題，而法院較之仲裁庭具有更高的法律專業度，故而更合適交由法院審查。第二種情況下，由于事實簡單清楚，因此也可交由法院審查。而在第三種情況下，由于需要針對事實進行審理，則應交由仲裁庭自行決斷。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同時強調，當偏離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而將仲裁條款的審查交由法院之前，有一個前提條件必須滿足，即法院應確認針對仲裁庭管轄權的異議并非是當事人的拖延策略，如果法院認為該類異議僅是當事人的拖延策略，則即便屬于前述第一、第二種情況，法院仍應將案件移交仲裁庭自行決斷。

五、印度

印度也在1996年采納的《示范法》。印度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Shin-Etsu Chemical Co. Ltd v M/S Aksh Optifibre Ltd. & Anr （Appeal (civil) 5048 of 2005）一案中將仲裁條款效力審查標準與仲裁庭自裁管轄規則聯系起來，認為法院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應限于形式性審查標準。

六、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于2010年采納了《示范法》，其多個州及地區也分別采納了《示范法》。在聯邦層面，澳大利亞聯邦法院在Hancock Prospecting Pty Ltd v Rinehart （[2017] FCAFC 170）一案中明確了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法院應遵循形式性審查的標準。

在該案的初審階段（初審案件名為Rinehart v Rinehart（No 3）（[2016] FCA 539）），法官認為存在表面上有效的仲裁條款，且一些案涉爭議問題確實落入了仲裁條款的范圍內，但法官同時認為關于條款有效性的質疑，并不落在仲裁條款的范圍內。換言之，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初審法院采取了雙重標準，即就仲裁條款是否存在采用形式性審查標準，對仲裁條款的范圍則采實質性審查標準。

對于初審法院的這一觀點，上訴法院并未予以支持，反而明確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應采用形式性標準，并認為該標準符合澳大利亞的商事仲裁法及《示范法》。澳大利亞聯邦上訴法院同時強調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形式性標準是被《示范法》法域的法院所廣泛采納的。

七、英國

英國的法律體系可區分為英格蘭及威爾士法，以及蘇格蘭法。通常所說的英國法一般僅指英格蘭及威爾士法。英國并沒有采納《示范法》。2013年，在Joint Stock Company “Aeroflot Russian Airlines” v Berezovsky 一案中，英格蘭及威爾士高等法院就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采取了傾向于實質性審查的方式。

該案中，英格蘭及威爾士上訴法院認為在考慮仲裁條款的效力時，需要區分舉證責任和證明標準兩個問題。對于舉證責任，由主張仲裁協議存在的一方負責證明“相關仲裁協議是顯然存在的”，若另一方反對，則反對方負有舉證責任以證明該協議是“無效的”。換句話說，若一方已舉證仲裁協議存在，而反對的一方，則需要提出足夠的證據來推翻已有仲裁協議這一形式性主張。此時就涉及到證明標準的問題，法院認為應適用蓋然性權衡的標準。最終，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沒有采納關于仲裁協議無效的主張。

八、評論

基于上述案例可知，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英國法下采取傾向于實質性審查的標準；在采納《示范法》的法域，越來越多的國家及地區采納了形式性標準，且該種主流趨勢已經被不少法域的地方法院甚至最高法院以判決書的形式加以明確承認。

在國際營商環境下，交易雙方往往來自不同國際及地區，為避免一方當事人母國法院對其進行的地方保護，當事人之間往往更愿意采用較少司法干預的仲裁程序以解決糾紛。較之法院訴訟，仲裁獨立于當地司法體系并更加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特點以成為其被國際商事主體青睞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以采納形式性標準是對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的肯定，就法院介入仲裁程序的權力進行了一定的限制，進一步平衡了仲裁自治原則和國家司法主權之間的關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述實踐在國際上得到越來越多的采納，我國法院的司法態度卻有所區別。在運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苑城商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民事裁定書（（2019）最高法民特1號）中法院認為“在確定仲裁條款效力包括仲裁條款是否成立時，可以先行確定仲裁條款本身的效力；在確有必要時，才考慮對整個合同的效力包括合同是否成立進行認定……仲裁條款是否成立，主要是指當事人雙方是否有將爭議提交仲裁的合意……”。

上述案件是我國國際商事法庭（CICC）審理的第一案?？梢哉f，該案是我國涉外仲裁司法審查典型案例之一，對于司法審判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從本案的審判思路中不難看出，就針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而言，以適用中國法為前提，我國法院雖然傾向于不對涉案合同的訂立進行實質性審查，但仍舊會實質性考慮當事人是否有將爭議提交仲裁的合意。就這點而言，可以說我國法院會更加偏向于對仲裁條款的初期司法審查采取實質性審查的方式，若一方能證明其毫無訂立仲裁條款的意愿，則即使爭議的仲裁條款形式上完備，也無法得到中國法院的支持。

劉炯

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上海律協仲裁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華東政法大學兼職碩士生導師

業務方向：跨境爭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