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政協委員為啥對這些問題“窮追不舍”？

來源：律新社微信微信訂閱號     日期：2016-01-26     作者：律新社綜合整理    閱讀：5,680次

       “應明確推進上海律師業發展的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責任狀......”

“政府法律顧問制度有發展空間，將來可由公職律師擔任......”

“建議建立房地產中介信用評級制度......”

2016年上海“兩會”正在進行時，備受各界關注！

以上這些是出現在政協上海市十二屆四次會議上的“律師好聲音”，無論從社會熱點問題治理到法治專業領域的建設，律師代表委員都有關注。

目前，《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個方面，對“大力建設法治上海”做了全面部署。我認為，篇幅似乎可以再長些，舉措似乎可以再多些，特色似乎可以再強些，亮點似乎可以再濃些。

例如，在“科學立法”方面，能不能明確強調加強“立法協商”，能不能直接破題“委托獨立第三方起草法案”。再如，在“嚴格執法”方面，能不能強力推廣和責任清單、權利清單制度，能不能制定系統的政府行政程序規則。又如，在“公正司法”方面，能不能將全國司法公正、司法文明等指數最高設定為上海的定位。還有，在“全民守法”方面，能不能在強化市民“規則精神和契約意識”之前，首先強調應增強市民的“憲法觀念”。

而關于上海律師業發展規劃的問題，中央政法委孟建柱書記在去年八月“全國律師工作會議”上，從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深刻闡明了律師的職業屬性與律師事業的發展規律，對維護律師執業權利、促進律師事業發展，作了系統論述、全面安排，特別提出要制定律師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并將其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整體規劃中統盤考慮。

其實，早在我國《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就有對律師服務業的表述。如：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法律服務機構。加大對法律服務業政策扶持和保障力度，改善法律服務業發展環境。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要求、較為成熟的法律服務制度體系。

因此，在上海“十三五”發展規劃制定中，應明確推進上海律師業發展的“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責任狀”，使得律師業發展的目標更加明確、舉措更加給力、保障更加有力，為法治政府建設發揮獨特作用。

早在5年前，游閩鍵曾反映過上海對殘疾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未能給予優惠提出建議，此后他年年認為“不滿意”，年年遞交提案，今年也如此。上海市交通委表示，他的提案涉及到許多部門，但今年肯定會有所推動。

游閩鍵又問上海市交通委關于當前社會比較關注的專車問題。游閩鍵問：“打車軟件的專車服務是否合法是目前爭議很大的一個問題，在監管上存在難度，‘案子’根本做不過來，交通部到底持什么態度？”

“市交通委”工作人員回答：“交通運輸部對于專車的管理辦法今年上半年肯定會實施的，將對車輛、人員和平臺都會作出相關規定。目前包括上海在內的全國各地都在等待交通運輸部相關規定的出臺。出臺以后各地可以根據該規定嚴格執行。如果交通運輸部授予一定操作權限的，上海將根據實際情況來實施。”

 

游閩鍵繼續追問：“現在這個行業發展很快，你們依據現有的法律如何執法呢？”

 “市交通委”工作人員說：“現在的規定是這樣的，對于以專車為名，從事客運活動的，涉嫌違法的，依法給予查處。”

“你們對于平臺如何處置呢？”

“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對于這個平臺的處置還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除非他們涉嫌刑事犯罪或非法言論。除此之外，我們沒辦法讓他們（平臺）停止運營。”

按照現行法規，非營業性車輛一律不得違法從事營運，其中包括披著“專車”外衣從事非法客運的“黑車”。2015年，市交通執法總隊共立案查處專車非法客運案件1250余件。

對此，“市交通委”工作人員表示：“交通執法總隊對非法客運的處罰，主要依據市民舉報，現場執法，加上手機上有接單記錄，有交易行為的，然后才對他們非法客運行為作出處罰。”

游閩鍵繼續針對平臺發問：“你既然認為他們存在非法客運的行為，應該有足夠的措施來消除這種行為，至少有足夠的措施抑制這種行為。我不是說不可以處罰，是可以處罰，但是因為平臺擺在那兒，很讓人奇怪，對于這個平臺政府不去管，但是如果有人用這個平臺就要被處罰。”

“現有的法律只能認定他們（人車）屬于非法客運，如果今后規范了，我們會對人車及其他具體運營方面作出要求。”“市交通委”工作人員說。

據了解，政府法律顧問制度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創新，引進外部的專業團隊，加盟政府法制工作，對于推進政府依法行政、提升政府公信力，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對于我們律師委員來說，如何去除僵尸法律，也就是沒有用的法律，需要創新。創新，實際上來自于制度上的挑戰，法律上的挑戰。創新能建立新的經濟模式，新的社會利益分配模式”，黃綺說：“去年我提出了建立政府法律顧問制度，這也算是政府工作管理的創新。我們有7個兼職的優秀律師和5個教授成為了政府法律顧問，政協曾開過有關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看一看到底怎么去做。這個制度剛剛開始嘗試，政府和顧問是簽合約的，內容涉及到顧問需要從事一些課題，并提供咨詢意見，還要求顧問至少代理兩個以上訴訟案件。”

黃綺認為，作為提案人，她覺得政府法律顧問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將來實施了幾年以后，政府法律顧問由兼職的律師來擔任轉為專職的公職律師。專職的公職律師不再是政府某個部門彬彬有禮的客人，而是某個部門的主人，這樣更加明確職責，該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覺得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將來有非常大的空間，市政府和法制辦在這樣的創新上是得分的，這個得分少不了我們的律師。”

市政協提供的《市政協關于編制‘十三五’規劃的若干建議》中提到，在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要發揮政府法律顧問在法治政府建設中的監督作用，積極推進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并使之成為各級政府“標配”，將政府法律顧問的合法性審查納入行政決策程序，提升政府法律顧問對依法行政工作的參與度。

多一些“社區居民公約”

上海市“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及創新社會治理時，強調“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安翊青建議借鑒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已經趨于成熟的“社區居民公約”制度，即根據社區特點和居民意愿，由居民自主制定社區內涉及環境衛生、治安防范、設施管護、公共秩序等內容的公約，通過共同簽署形成社區居民共同遵守的自治規章。

上海已經在部分地區進行了“社區居民公約”制度的嘗試，但在制度推行過程中還是存在比較多的問題，包括居民參與熱情不高、聽取意見不夠充分、制訂程序缺乏規范等問題。安翊青建議未來在全面推進“社區居民公約”制度建設過程中，重點加強宣傳推廣、專業指導、規范程序，并明確“社區居民公約”所具有的執行效果，推動更多居民參與制定公約的積極性。

上海要提升危險廢物處理能力

安翊青還向環保部門、工業園區及具有較強處理危廢能力的企業等進行調查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危廢處理存在一些問題。“危廢處理能力不平衡，且不能滿足需求。”她說，我國危廢種類共有49種，目前上海危廢處理企業能處理其中44種，部分危廢處理能力不足。并且選址不科學，上海104個工業園區里僅十分之一配套建設了危廢處理廠，其余處理廠均距離園區較遠，有的還要跨省市處理，轉移過程中增加了風險。“另一方面，危廢處理技術較為落后，容易造成土壤及大氣二次污染。”據市環保局公布的《危廢經營許可證名單》，本市30家危廢處理企業大多數仍用較傳統的焚燒、填埋等手段處理危廢。

安翊青建議，由市環保局牽頭，與工業園區管委會進行信息聯動，鼓勵具有先進危廢處理技術的企業和開發先進危廢處理技術的企業落戶上海各主要工業園區，并會同市財政局制定政策，做好項目補貼扶持工作。

建立中介信用評級制度

房產中介門檻比較低，從業人數執業操守良莠不齊、利用購房者求房心切，發布虛假信息或惡意欺詐、唆使交易雙方簽訂“陰陽合同”。隨著城市的發展，滬上房產中介亂象一直被市民投訴。在今年上海政協會上，安翊青、湯明菊、董美娣等委員提出整治房地產中介亂象，在立法層面上，明確對房地產中介公司監管；探索建立對房地產中介公司及其從業人員的信用評級管理制度，嚴查違法行為。

政協會之前，安翊青、湯明菊、董美娣等委員就對滬上的房產中介市場進行了調研，發現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購房者購買第二套個人住房時，因首付不足計劃購買一個總價較低的房屋，中介為賺取更高的傭金，誘騙購房者購買總價更高的房屋，并說可以設法幫其認定為首套房，從而少付首付并從銀行獲得較高比例的貸款。購房者為此簽訂了購房合同，結果因貸款未獲批準交易失敗，無奈向房主支付了高額的違約金。

二是，相當一部分房地產中介公司以避稅或規避限購的名義唆使交易雙方簽訂“陰陽合同”，特別是做低房價的現象非常普遍。不僅造成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也給購房交易增添了諸多法律和市場風險，擾亂了正常的房地產市場秩序。

湯明菊委員說，這是與滬上目前房產中介監管措施還不夠到位所引起的。目前房產中介行業本身的準入門檻比較低，再加上現在公司資質要求大大縮減，而且對從業人員自身的專業知識水平要求并不高，導致了本市房地產中介從業人員的隊伍整體素質偏低。而在服務消費者時，不少從業人員暴露出唯利是圖、法制觀念淡薄、操作隨意、騙取中介費等不良行為，為此常常引起交易人員與中介公司的糾紛。

對此，委員們建議，滬上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工商局等職能部門應當加大對房地產中介市場亂象的監管和處罰力度，制定相應的行業性的規章，從制度上建立起對房地產中介公司的全面監管體系。

安翊青委員稱，特別是對于房地產中介虛假陳述的情況，應當制定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例如根據澳大利亞的相關法律，如果房產中介個人進行了虛假陳述，將被處以100 pently units（即100個處罰單位，大概為15000澳元，相當于人民幣75000元）的罰款，這對于遏制虛假陳述的問題具有很強的震懾作用，提高違法成本。

此外，還要探索建立對房地產中介公司及其從業人員的信用評級管理制度，適當提高從業門檻，并建立正常的公司及人員退出機制，將不合格的中介公司及從業人員及時淘汰出局。

同時，還可以借鑒日本國土交通省的相關做法，即在行政主管部門的官方網站上檢索各地房地產中介的負面信息，以便房產買賣雙方都可在選擇房產中介時進行相應的參考。

協同推進公共自行車租賃項目建設

“推廣自行車出行符合‘低碳減排、綠色生活’的理念，不僅能大大減少汽車尾氣排放，對建設低碳環保型社會意義重大，還可以提高道路利用率、緩解擁堵、為市民提供出行便利。”市政協委員安翊青1月24日向市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在全市范圍內協同推進公共自行車租賃項目建設。

雖然這不是一個新話題，但近年來，上海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收效甚微，這讓安翊青有些著急。她在提案中說，上海人口素質普遍較高，對綠色出行的認同日益高漲，但在實際推廣中，由于缺少像杭州那樣便利的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很多市民在近距離出行時，首選仍然是出租車。

 “導致綠色出行項目難以推進的主要原因是‘便利性’問題。許多市民表示，現在公共自行車租賃的網點太少，之前只在閔行和張江地區有，最近普陀區長風地區才開始試行。這樣，會產生諸如‘在閔行借了車，騎到徐匯區后，還必須騎回閔行還’的問題。”安翊青分析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不如不借的想法，也很正常。同時，也有一些市民認為，目前公共自行車租賃需要辦理相應的卡才能完成支付，且需要事先申請，很多人也嫌麻煩。

安翊青建議由市交通委牽頭，在全市范圍內協調推廣公共自行車租賃項目，她出了幾個點子：

 

一、建立全市統一租賃網點。在每個區增設公共自行車租賃網點，覆蓋各個重要商業中心、旅游景點、黨政機關等人流量大的區域。同時，所有網點實現在通借通還的功能。

二、采用多種技術手段提供承租服務。目前各種電子支付手段非常豐富，本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網點可以通過與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這些第三方支付企業合作，實現租賃款項的移動支付，盡可能為承租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由于第三方支付已經與個人信用記錄相掛鉤，因此也可以借此進一步保障公共自行車租賃的安全性。

法律法規要適合中國國情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給了我很大的震撼。近年來，我們不斷引進西方的法律法規、社會治理方法和企業管理理念，但事實證明，其中許多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希望我們可以通過政協這一平臺凝聚各界智慧力量，形成更多真正適合中國的方法和理論，并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讓中華文化成為老百姓的精神支柱。”安翊青委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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