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仲裁條款下，侵權之訴何去何從

仲裁作為傳統的爭議解決方式之一，由于其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保密性，并且程序靈活等優勢，在商業合同糾紛中廣受推崇。但是，當出現爭議時，合同當事人對于仲裁條款的理解經常出現爭議。

在概括性的仲裁條款中，合同當事人通常約定：“凡因執行本合約所發生的或與本合約有關的一切爭議，雙方……應提交某仲裁委員會仲裁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下稱“《仲裁法》”）第二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第三條規定：“下列糾紛不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二）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仲裁法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當事人概括約定仲裁事項為合同爭議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變更、轉讓、履行、違約責任、解釋、解除等產生的糾紛都可以認定為仲裁事項。”據此，侵權糾紛顯然不屬于《仲裁法》第三條約定的不能仲裁的糾紛，但是否屬于第二條約定的“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尚不明確，基于合同產生的侵權糾紛能否解釋為《仲裁法司法解釋》第二條的“合同爭議”，也沒有確切的定論。因此在當事人約定了概括性仲裁條款的情形下，如果出現侵權之訴與合同之訴相競合的情況，當事人能否通過仲裁解決侵權糾紛，一直飽受爭議。

二、審判實踐中，裁判觀點與時俱進

對于侵權之訴是否受到仲裁管轄條款拘束，經梳理相關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對此曾表達了不同的裁判態度。

《仲裁法》實施以前，“欺詐毀滅一切”是主流的司法態度，以欺詐方式訂立的合同中如果存在仲裁條款，我國法院普遍認為該條款屬于無效條款。1989年第1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了“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訴瑞士工業資源公司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下稱“中國進出口總公司案”）。該案中，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構成了侵權。雙方當事人的爭議是侵權損害賠償糾紛。被上訴人有權向法院提起侵權訴訟，而不受雙方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該案中法院表達的司法態度，此后為各級人民法院所遵循。很長一段時間內，侵權糾紛不應被仲裁條款所拘束成為我國審判實踐的主流觀點。

1998年第3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江蘇省物資集團輕工紡織總公司訴（香港）裕億集團有限公司、（加拿大）太子發展有限公司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下稱“輕工紡織公司案”），曾引發了法律界的廣泛探討，該案徹底扭轉了“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案”以來有關仲裁條款適用范圍的司法態度。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原審法院認為侵權之訴不受雙方所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顯然是與仲裁法和仲裁規則相悖的；而原審法院未經實體審理就以裁定的方式認定二上訴人利用合同進行欺詐違反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關于裁定適用范圍的規定，在程序上也是錯誤的。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不但肯定了侵權之訴可以受到概括性仲裁條款的拘束，而且完全否定了“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案”判決中的說理邏輯。自此，侵權糾紛受概括性仲裁條款拘束成為我國審判實務中的主流觀點。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函更加明確印證了上述觀點。2005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第一條第七款更是明確規定：“涉外商事合同的當事人之間簽訂的有效仲裁協議約定了因合同發生的或與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均應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原告就當事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享有管轄權。”

三、侵權糾紛下，知識產權再起波瀾

最高人民法院對于侵權案件的仲裁管轄態度，并非就此再未發生改變。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案件中打破了“中國進出口總公司案”以來慣常的說理模式，在管轄權異議民事裁定書中，結合案涉合同的具體內容，判斷侵權案件能否適用于仲裁管轄。

以華銳風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蘇州美恩超導有限公司侵犯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號：（2013）民提字第55號）為例，最高人民法院審查了案涉采購合同的相關條款，認為涉案軟件著作權及其糾紛解決方式并不在采購合同條款范圍內，因此不屬于采購合同約定的“執行本合同所發生的或者與執行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

同樣觀點也曾出現在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浙江唐德影視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號：（2016）京民轄終273號）中，該案中，法院認為，案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雖然與香港仲裁機構審理的仲裁案件存在關聯，但兩案法律關系不同、當事人不同、訴訟標的不同、請求事項不同，故不能以香港仲裁機構審理的仲裁案件及相關仲裁條款為法律依據排除人民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山東康寶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因與北京華宇同方化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專利權權屬糾紛（案號：（2020）最高法知民轄終111號）中，最高人民法院同再次表動了相同的態度。

我們注意到，人民法院雖然否定了仲裁條款可以適用在侵權案件里，但是與此前案件不同的是，該等案件均屬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人民法院對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仲裁管轄權問題，一直持有相對保守的態度，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長期被排擠于仲裁管轄范圍之外。

2018年9月29日，溫州知識產權仲裁院授牌成立，并成功裁決了國內首起專利侵權仲裁案件。雖然審判實踐中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也在逐漸被承認，但是人民法院長期持有的司法態度未能徹底改變，因此，在處理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過程中，能否通過仲裁解決仍然是一個繞不開的難題。

如果合同當事人達成了概括性的仲裁條款，則基于合同產生的侵權之訴應當通過仲裁而非訴訟解決。但基于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對于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仲裁管轄權審查標準相對較為嚴格，因而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仍然具有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