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投稿
引言
英美法系（Common Law）和大陸法系(Civil Law)是全世界主要的兩大法系。中國屬于采用大陸法系的國家，而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因歷史原因，大多數采用英美法系。因此，一些在國內負債累累、騙錢多多的老賴們，利用兩大法系的差異，移民美、加、澳后，似乎成功擺脫了國內的巨額債務；在國內的債權人，即使在法院獲得勝訴，但因老賴已將國內財產轉移到國外，法院判決書似乎變成了一紙空文。
中國法院的判決書在英美法系國家真的是廢紙一張嗎？老賴們真的可以在英美法系國家逍遙法外嗎？真相是，英美法系國家有一套成熟的對大陸法系判決書的承認和執行（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機制。雖然他們崇尚所謂的自由、民主和分權，但并不是“詐騙天堂”、“失信樂園”；相反，脫胎于“新教倫理”和“重商主義”的西方現代法律制度，更注重交易安全，更鼓勵誠實信用。
一、英美國家“承認與執行”的發展趨勢
以加拿大為例，目前，全球范圍內僅有三十多個國家與中國訂立有包含承認和執行對方國家法院判決內容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協定，或者在雙邊經濟合作或保護投資協定有約定相關內容，但加拿大不在此列；加拿大與中國雖然已達成關于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但未達成任何民事方面的司法協助條約。
由于加拿大與中國缺少民事司法協助條約，加拿大也不是“海牙執行公約”的成員，在“賴昌星”之流老賴們的印象中，逃到的加拿大是比較安全的；他們在當地人鄙視的眼光下，購名車、居豪宅、花天酒地、不思勞作，并想當然地認為，加拿大法律會保護、縱容他們。然而，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和國際經濟合作的深化，保守的加拿大法院也不得不以更開放、更合作的態度“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尤其是來自大陸法系國家的判決書；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案件Chevron Corp. v. Yaiguaje, [2015] 3 SCR 69中明確：一項外國判決在加拿大的執行，不需要判決的債務人或者爭議本身與加拿大有任何聯系，而是作出判決的外國法院是否根據國際法原則合法地取得管轄權。這一判決使得加拿大法院在“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時，不用擔心或者審查判決所涉及的糾紛與加拿大是否有任何聯系，從而使獲得加拿大法院“承認和執行”的中國判決呈直線上升趨勢。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為例，最近該省已發布多起承認并執行中國法院判決的案件：
1. Wu v. Gu, 2020 BCSC 396號判決書顯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級法院對浙江寧波中級人民法院的借貸擔保判決予以承認；
2. Wei v. Mei, 2018 BCSC 1057號判決書顯示，中國法院一起對借貸糾紛調解協議的確認判決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得到執行；
3. Cao v. Chen, 2020 BCSC 735號判決書顯示，中國法院一起離婚糾紛判決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得到承認和執行；
4. Lonking (China) Machinery Sales Co. Ltd. v Zhao, 2019 BCSC 1110號判決書顯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級法院根據福建龍巖中級法院的判決，對被告在溫哥華的房產進行了凍結查封。
二、英美國家“承認與執行”的審查標準
總的來說，曾經作為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加拿大對于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有自己的一套基于“英美法系“原則的審查標準。雖然這套標準在其他英美法系國家會略有不同，但基本的審查要素和原則是一致的。
1. “合法”（Competent）的外國法院管轄權
首先，加拿大法院堅持，被申請承認和執行的外國判決應當來自一個有合法“管轄權”（Jurisdiction）的外國法院，雖然這個“合法”性是按照加拿大的標準來審查的。
傳統的法院管轄權
在傳統上，英美法系國家承認兩種法院管轄權：
· 住所&出現管轄（Residence & Presence - Based Jurisdiction）
住所&在場管轄是一種屬人管轄（Jurisdiction in Personam），以自然人或者法人的住所或者實際出現地作為確定管轄權的標準和依據。比如，一個美國游客，在中國旅行期間收到了一張中國法院的民事訴訟傳票（Served by Notice of Civil Claim），從英美法系的角度看來，不管這個美國游客是否返回美國老家，中國法院通過“出現管轄”(Presence-Based Jurisdiction)合法地獲得對該民事訴訟的管轄權。
· 同意管轄（Consent-Based Jurisdiction）
同意管轄是指雙方當事人在不違背法律或者條約的情況下，以契約自由或者意思自治的原則來選擇管轄。一般有以下三種方式：（一）通過反訴或者應訴（Counterclaim or Response）；（二）通過當事人的其他行為；（三）通過達成的管轄協議(Jurisdiction Agreement)。
真實和實質性聯系的法院管轄權
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起源于19世紀英國的傳統法院管轄權規則已經越來越跟不上“全球化”的世界主旋律；在這樣一個通過世界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和人員流動而形成的相互聯系和依存的全球化時代，更大程度的國際禮讓（International Comity）是必須和迫在眉睫的。
因此，在Morguard Investments Ltd. v. De Savoye, [1990] 3 SCR 1077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發現，除傳統法院管轄權外，假如法院所在地與案件的訴訟標的（Subject Matter）或者被告之間存在 “真實和實質性的聯系”( Real and Substantial Connection)，仍然可以認定該法院具有管轄權。但是，“轉瞬即逝的或相對不重要（fleeting or relatively unimportant connection）的聯系將不足以賦予外國法院管轄權”。在Van Breda v. Village Resorts Ltd., 2010 ONCA 84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再次肯定了，“真實和實質性的聯系”的法院管轄權原則，并提出了在運用“真實和實質性的聯系”原則確定法院管轄權時是需要考慮四個因素:
a.被告的住所地或居所是否在外國法院所在地；
b.被告是否在外國法院所在地經營業務；
c.侵權行為是否在外國法院所在地發生和實施的；
d.爭議的相關合同是否在外國法院所在地訂立的。
綜上所述，在“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時，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加拿大法院將根據加拿大的關于法院管轄權的原則和法律而非外國的相應原則和法律，來判定外國法院是否具有合法的管轄權。因此，如果外國法院根據加拿大原則擁有管轄權，即使外國法院根據其本國的法律沒有管轄權，其判決也將在加拿大被承認和執行，加拿大法院將不會對外國法院根據其本國法律行使管轄權的合法性進行調查。
2. “最終”（Final）的外國法院判決
一般而言，如果加拿大法院要執行外國判決，該判決必須在其本國的管轄范圍內是最終的和有約束力的，并且在案情上是結論性的。
如果作出判決的法院不再有權力“撤銷、變更或重新審理（rescind, vary or re-open）”該外國判決，則該判決為最終判決。如果根據外國司法管轄區的程序法，被告有權要求重新開庭或由作出判決的同一法院對判決進行重新審理、撤銷或更改，則該外國判決將不被視為最終判決。
加拿大法院強調了最終性要求的重要性，具體如下：首先，加拿大法院必須確切知曉它同意承認和執行的內容；第二，如果外國判決在執行后被變更，將對被執行的一方造成不公正，而最終性要求消除了上述風險；第三，如果加拿大法院發出承認命令并允許執行的命令后，作為該命令基礎的外國判決卻被撤銷，將影響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而最終性要求將幫助法院避免這一威脅。
另外，即使一方當事人沒有出庭，缺席判決也是一項 “最終判決”。加拿大法院認為，如果不作出這樣的認定，將允許被告僅僅通過不出席法院的訴訟程序來逃避其責任。
對中國而言，作為二審終審制的國家，一審敗訴的當事人有權上訴，這種上訴權利并不要任何法院的批準（entitled as right to appeal）；而且當事人一旦上訴，一審判決將處于未生效狀態。因此，中國一審法院未生效的判決書將被加拿大法院認定為非最終的生效判決。但是，中國法院的生效缺席判決，即使是一審判決，也能被認為最終的和結論性的。
3. “精確”（Precise）的法院判決內容
傳統上，加拿大法院只執行來自外國法院有明確金錢數額的判決（monetary judgments）。因為高高在上、保守頑固的加拿大法官認為，執行如轉移公司股份、過戶房產地契等的非金錢判決（non-monetary judgments）可能需要他們了解外國相關的法律，他們可沒時間和心情來學這些。但執行金錢判決并不要求國內法院解釋外國法律，也沒有給國內法院的司法系統帶來很大負擔。
然而，在2006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Pro Swing Inc. v. Elta Golf Inc., [2006] 2 SCR 612一案中重新審視了這個問題，認為如果命令足夠“精確”，使得不熟悉該案件的人也能夠確定滿足命令條款的要求，那么該非金錢判決原則上是可以執行的。精確性與最終性密切相關，它要求命令足夠清晰明確，以便執行。
在改寫關于非貨幣判決可執行性的規則時，加拿大最高法院還認為，其可執行性將取決于對若干因素的相互平衡，這些因素不宜詳盡無遺，但應隨著判例法中出現適當的區別而逐漸發展。然而，作為一個起點，法院列出了在考慮是否承認外國非貨幣性判決時需要平衡的以下因素：
a.命令的條款是否足夠清晰和具體，以確保被告知道對他或她的期望？
b.該命令的范圍是否有限，原審法院是否保留了發布進一步命令的權力？
c.執行是對加拿大司法系統負擔最小的救濟措施嗎？
d.加拿大訴訟當事人是否面臨不可預見的義務？
e.是否有第三方受到該命令的影響？
f.司法資源的使用是否與允許國內訴訟當事人使用的一致？
Pro Swing分析在隨后的幾個案件中得到了應用，使得各種非貨幣性外國命令得到執行，包括禁制令、具體執行的命令、建立推定信托的命令、聲明性救濟的命令和破產安排計劃的批準命令。例如，在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Yemec, 2010 ONCA 414一案中，美國法院的禁制令即得到了加拿大法院的執行。
4. 有效的執行申請期限（limitation periods）
加拿大法院也規定，債權人必須在外國法院的判決生效后的一定時間內（limitation periods）向加拿大法院提出申請。這個期間因省而異，一般是二到六年。但對居住在美麗溫哥華的“賴跑跑”們來說，有個額外的“利好”。作為對他們將溫哥華市房價炒成全球最高之一的貢獻的回報，BC省特別規定，這把“達摩克里斯之劍”的懸掛期限應當是十年。因此，中國的債權人有充足的時間來美麗的溫哥華調查考察、申請執行。
結語
“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是各國對其國家利益權衡的結果。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員和生產要素流動的加劇，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利益越來越多。因此，不可避免地，加拿大法院在承認和執行外國判決上不得不采取更開放、靈活和合作的態度，表現出支持“承認和執行”的強烈傾向。這不但是當今世界“全球化”主旋律的現實需求，也是加拿大基于利益的必然選擇，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