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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維持針對違反仲裁協議 當事人的禁訴令效力

2019年第03期    作者:文│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商事仲裁研究中心    閱讀 11,830 次

禁訴令（anti-suit injunction）作為英國法律下禁令的一種，屬于普通法法院簽發的禁止當事人從事一定訴訟行為的命令。長期以來，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法院應以侵犯司法主權、違反中國公共政策為由拒絕送達境外法院作出的禁訴令或者拒絕承認禁訴令的效力。2019年2月27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決，以合同一方當事人向內地法院提起訴訟違反當事人間仲裁協議為由，維持了一項禁止該方當事人繼續推進內地訴訟程序的禁訴令。這也是香港高等法院近期以違反仲裁協議為由作出的第二起針對內地當事人的禁訴令。本文將要對本案進行介紹，以饗讀者。

 

【案件背景】

Armani集團是生產和供應奢侈時裝產品的公司。原告Giorgio Armani S.P.A（下稱“Armani SpA”）是Armani集團公司的總部，Armani集團生產的這些產品帶有屬于Armani SpA的商標。Armani SpA和Armani集團由創始人Giorgio Armani先生（下稱“GA”）控制，他也是國際時尚界的知名人物。被告Elan Clothes Co.Ltd（下稱“Elan”）是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商有限公司（Dashang Company Limited）在中國內地設立的全資子公司。

2014年12月18日前后，Armani SpA與Elan簽訂一份主協議。據該協議，Elan成為一家Armani集團的授權零售商，擁有開設及經營單一品牌店鋪的權利，并有權使用其中一個Armani商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的指定銷售點銷售Armani產品。Armani產品被定義為至少一個Armani商標標簽下的任何服裝、配件或其他商品，而Armani商標則包含“ArmaniJeans”（下稱“AJ品牌”）,“Armani Junior”,“GiorgioArmani”,“EmporioArmani”、“EA7”和“Armani Collezioni”（下稱“AC品牌”）等品牌的系列商標。

根據主協議，Elan開設授權銷售指定Armani品牌產品的單一品牌銷售商店必須得到Armani SpA的批準。通過單一品牌商店分銷和銷售Armani品牌產品是Elan唯一的業務。Elan將從Armani SpA的瑞士分公司、Giorgio Armani香港有限公司（下稱“Armani HK”）和Giorgio Armani（上海）貿易有限公司（下稱“Armani PRC”）購買Armani產品。Armani HK和Armani PRC為主協議下的授權分銷商。

根據主協議第13.3條約定，主協議的成立、有效性、解釋和實施應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規則的管轄。第13.1條約定：“任何源于、產生和/或與本協議有關的爭議或索賠，包括有關其有效性，解釋，構造，履行，違約和終止的任何爭議，應根據現行有效的且可由本條其余部分進行修改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仲裁規則通過仲裁解決。仲裁員指定機構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仲裁地點在香港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人數應為三人。仲裁員的決定是最終的且對各方具有約束力，可由任何有管轄權的法院強制執行。”第13.2條約定：“第13條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阻止任何一方在任何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尋求仲裁委員會根據法律強制性規定不具備的作出保全或其他臨時救濟和補救措施決定的權力。”

2017年2月24日，GA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向意大利媒體宣布，AJ品牌和AC品牌將在Armani品牌重塑中被調整。同一天，Armani SpA宣布重組其品牌，以便其在春夏季節生效。根據該重組計劃，以AC品牌和AJ品牌銷售的產品將以“Emporio Armani”品牌重新命名，但Elan并未事先得到這一消息。因此，Elan聲稱這一突然變化對其造成了重大損失，包括：（1）在重塑品牌之前，其根據主協議約定的最低采購義務購買的Armani產品，特別是AC品牌和AJ品牌產品的銷售損失；（2）AC品牌和AJ品牌產品的預期利潤損失；（3）因出售AJ品牌及AC品牌產品的店鋪被關閉或強制翻新而引致的損失。而Armani SpA則認為，根據主協議，Armani SpA完全控制了Armani品牌并有權進行品牌重塑。

 

【相關法律程序】

基于上述情況，Elan遂停止向Armani SpA支付在主協議下應支付的版權使用費和廣告費。2018年6月4日，由于未能解決分歧，Armani SpA向Elan發出終止主協議的通知。次日，即2018年6月5日，Armani SpA根據主協議的第13.1條開始在香港進行仲裁程序，要求仲裁庭宣布其已有效終止主協議、要求Elan賠償其損失和其他禁令救濟。2018年7月5日，Elan對仲裁通知進行了回復，否認Armani SpA已有效終止主協議并保留就Armani SpA違反和否認主協議的行為提起反請求的權利。在2018年7月31日致雙方的信件中，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確認了首席仲裁員的任命和仲裁庭的組成。2018年10月2日，仲裁庭通過電子郵件向各方發送了一份定稿的關于案件審理程序的臨時時間表。

盡管主協議存在仲裁條款，但在2018年8月2日，Elan以Armani SpA、GA、Armani PRC和Armani HK為共同被告（下稱上述四方為“山東案件被告”）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Elan在訴狀中引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8、11和15條的規定，主張：（1）確認Elan是6個Armani品牌在山東省境內“合法”的零售商; （2）根據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作為Armani SpA、Armani PRC和Armani HK實際控制人的GA在沒有事先通知消費者的情況下作出的調整AC品牌和AJ品牌的公告應當被終止；（3）消費者因上述公告對Elan提起的索賠及Elan由此遭受了損失;（4）雖然是GA和Armani SpA取消了Armani品牌的部分產品，但由GA和Armani SpA控股的子公司Armani PRC和Armani HK也共同參與了這一侵犯Elan利益的行動。

2018年9月27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根據Elan的申請作出民事裁定，保全了山東案件被告最高額人民幣6億元的財產。2018年9月28日，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凍結了Armani PRC的銀行賬戶并查封了Armani PRC倉庫中的庫存。

2018年10月25日，經Armani SpA單方提出申請，香港高等法院Marlene Ng法官根據《香港仲裁條例》第45條（2）的規定，作出一項有效期至2018年11月2日的臨時禁令，禁止Elan在山東訴訟中采取進一步措施。同日，Armani SpA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訴狀，尋求：（1）聲明Elan啟動山東訴訟程序的行為違反了主協議第13條；（2）一項永久禁令，要求Elan停止或以其他方式正式放棄山東訴訟程序，并限制Elan除依據主協議第13.1條通過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之外，向其他中國境內法院或其他任何法院尋求任何解決基于主協議而產生的爭議或與之相關的索賠；（3）一項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就Armani SpA已經提起的仲裁作出最終決定之前，根據《香港仲裁條例》第45（2）條作出的臨時禁制令：（i）限制Elan繼續在山東法律程序中采取或采取任何進一步措施；（ii）立即命令Elan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撤銷凍結Armani PRC資產的保全措施。

2018年10月26日，Armani SpA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本案起訴狀，尋求一項法院命令以維持Marlene Ng法官對Elan作出的反訴禁令效力直至Armani SpA 2018年10月25日提出的訴請得到最終判決。Armani SpA還根據《香港仲裁條款》第45（2）條要求Elan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撤銷山東法院作出的保全措施。

2018年11月2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Mimmie Chan法官作出命令，維持Marlene Ng法官作出的禁令直至Armani SpA提起的本案訴請得到最終判決或法院作出進一步指示。

2018年11月6日，Armani PRC向山東法院提交了管轄權異議申請；2018年11月28日，Armani PRC的另外兩個銀行賬戶被山東法院凍結；2018年12月26日，基于Armani PRC向山東法院提供了一項法院認可的擔保，法院撤銷了之前對Armani PRC的銀行賬戶和倉庫庫存作出的保全措施。

 

【本案爭議焦點】

Armani SpA認為，就當事人間達成仲裁協議的意思表示該如何解讀而言，援引英國法院Fiona Trust & Holding Corporation and other v. Privalov and others案（下稱“Fiona Trust案”）及香港法院由此作出的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Hamden Court v Mega Miles Construction Co Ltd案的先例，合理的解讀方式是應假定當事人作為理性商人，有意將因他們之間的交易引起的任何爭議交由同一仲裁庭決定，除非仲裁協議的語言明確指出某些事項將被排除在仲裁庭的管轄范圍之外。此外，從主協議關于當事人的約定來看，GA、Armani PRC和Armani HK都是Armani SpA的附屬方（Affiliate），其通過與Armani SpA間的代理機制（agency）成為了主協議的當事方。退一步說，即使GA、Armani PRC和Armani HK并非主協議的簽約主體，但在Armani SpA和Elan都是在理性商人控制的情況下，應當推定其均有意將Elan針對Armani SpA的附屬方提出的與主協議有關的爭議付諸仲裁解決。因此，Elan提起的針對包括其在內的所有山東案件被告的訴訟程序所涉爭議，屬于主協議第13.1條仲裁條款的管轄范圍。

相反，Elan則認為，主協議的締約方應當是實際簽署協議的各方，并且在主協議文本中被明確定義為“締約方”的主體，在本案中即Armani SpA和Elan。Elan進一步主張其對山東案件被告提起的侵權訴訟均不受主協議仲裁條款的管轄：第一，該等侵權訴訟請求與主協議本身無關且并非基于對主協議條款的違反；第二，仲裁庭可能會基于香港法律沖突規則中的雙重可訴規則（double actionability），認定侵權索賠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中不可訴；第三，主協議第13.1條既不適用也不能涵蓋香港法院無權管轄的權利。此外，Elan認為即使在山東訴訟中針對Armani SpA的侵權請求屬于主協議仲裁條款的范圍，但鑒于針對Armani PRC、Armani HK和GA的訴訟程序將繼續推進，從而導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裁決和山東法院作出的判決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性，其有理由基于此要求香港法院不予執行主協議仲裁條款。

為證明其各自主張，Armani SpA和Elan分別提交了各自中國法律專家出具的專家意見，特別涉及在山東法院進行的訴訟程序以及中國法院如何對待境外法院針對中國法院訴訟程序作出的禁訴令等法律問題。

 

【法院意見】

（一）適用法律

審理本案的Field法官認為，香港法院有權根據《香港仲裁條例》第45條和《香港高等法院條例》第21L條作出Armani SpA所要求的禁訴令。《香港仲裁條例》第45條賦予法院作出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7（2）條所述效力相同的針對任何仲裁程序的臨時措施的權力，其中包括要求當事人維持或恢復現狀，或防止當事人作出損害仲裁程序的行為?！断愀鄹叩确ㄔ簵l例》第21L條則授權原訟庭在認為是公正或便利的所有情況下作出禁令。

Field法官指出，香港法院在決定是否根據這些條文批準禁訴令時適用的法律原則源自于英國法院所確定的相關先例。根據這些先例所確立的原則，禁訴令僅針對被告，并且與被告的行為有關，但不會用于質疑外國法院對案件的管轄權。根據Donohue v Armco案和The Angelic Grace案的先例，當事人基于違反仲裁協議或專屬管轄條款而啟動的外國訴訟程序被認為是一種違反合同的行為，法院通常會通過作出禁止該違約方進行此類訴訟的禁令來限制其違約行為，除非有充分的相反理由。

Field法官進而認為，如果仲裁條款或專屬管轄條款根據適當的法律被認為是有效的和可適用的，那么即使境外的裁判機關未將該等條款視為有效或實施該等條款，通常也不會阻止英國法院/香港法院通過禁訴令的方式來執行該等條款。同時，如果一方基于當事人間達成的不向合同約定之外的管轄區提起訴訟的合同承諾來尋求臨時禁訴令，考慮到該等禁令一旦作出將會對該等訴訟程序帶來的影響，該方當事人必須證明其提出的主張是正確的。相反，如果禁訴令會影響不受仲裁條款或專屬管轄條款約束的當事人在境外訴訟程序中的利益，或者當事人在該等訴訟程序中主張的事由并不屬于仲裁條款或專屬管轄條款范圍，那么法院將拒絕作出禁訴令。

（二）關于主協議的當事人

Field法官認為，從主協議的行文來看，有理由認定Armani PRC、Armani HK和GA是主協議的締約方。首先，從主協議關于當事人的定義以及相關的權利義務條款的約定來看，Armani SpA和其附屬方、Elan及其附屬方是自主協議下各自獨立的主體，分別享有獨立的合同權利義務和商業利益。其次，雖然主協議將Armani SpA和Elan統稱為“締約方”（the Parties），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這兩個主體才是主協議的當事人。相反，“締約方”的表述恰恰是一種方便指代Armani SpA和Elan的簡寫，用以區分主協議其他各方，即附屬方和分支機構等主協議項下的特定義務主體或受益人。此外，Field法官還認為，基于Armani PRC、Armani HK和GA同意Armani SpA將其作為當事人加入本案訴訟程序，其有理由相信Armani PRC、Armani HK和GA確認了對Armani SpA代表其執行主協議的授權。鑒于此，根據Fiona Trust案確立的先例，Field法官認為可以認定包括Armani SpA的附屬方在內的主協議當事人間因主協議產生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爭議或索賠，應當通過主協議的仲裁條款仲裁解決。

（三）關于山東訴訟請求是否屬于主協議仲裁條款的范圍

Field法官認為，Elan向山東法院提出的侵權訴訟請求亦屬于主協議仲裁條款的范圍，其理由是：（1）該仲裁條款措辭本身的廣泛包容性; （2）從山東法院的訴訟材料來看，其隱含的是Elan作為主協議項下合法擁有6個Armani授權品牌的零售商，在該訴訟中主張山東案件被告采取的品牌重組行為是違反主協議約定的；（3）Elan在山東法院提出的損害賠償請求部分是基于其根據主協議的要求而購買的相關產品和設立了店鋪。

在這個意義上，Field法官認為，即使附屬方不是主協議的的當事方，但鑒于主協議的仲裁條款不僅涵蓋了Elan在山東法院提起的針對Armani SpA的訴請，而且也涵蓋了針對GA、Armani PRC和Armani HK的訴請，由此可以推定，如果那些管理Armani SpA和Elan的人想要通過仲裁來解決由主協議產生和/或與主協議有關的爭議或索賠，那么作為理性的商人，他們自然應當希望當這樣的爭議或索賠涉及的當事人是Armani SpA和/或Elan的附屬方時，同樣通過仲裁的方式來解決。

（四）關于雙重可訴規則

Field法官不認同Elan提出的根據雙重可訴原則其在山東法院的訴請無法向香港仲裁庭主張的意見，因為Elan并未表明其在山東法院起訴的侵權行為在香港是不可訴的。在他看來，與Elan的主張相反，根據JSC BTA Bank v Khrapunov案的先例，在山東法院提出的侵權主張在香港是可訴的，因為其涉及以非法手段誘發違約和/或串謀的侵權行為。即使該等侵權行為未必會引致香港法律下的侵權責任，Field法官認為當出現本案這種侵權行為地相較于法院地與案件的聯系更為緊密時，根據Boys v Chaplin案確立的先例，雙重可訴規則是可以排除適用的。

（五）關于主協議仲裁條款是否可以得到執行

鑒于Field法官已經認定主協議的仲裁條款涵蓋了Elan在山東法院針對所有被告提起的侵權訴請，故其認為沒有必要再分析Elan提出的山東法院和香港仲裁庭可能作出不一致的決定，進而導致主協議仲裁條款不具有可執行性的主張。因為香港法院有理由相信，如果香港法院作出禁止Elan繼續進行山東訴訟程序的命令，則Elan應當會遵守該等命令。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就主協議下相關當事人的爭議只會存在一套爭議解決程序，即依據主協議仲裁條款通過仲裁解決。

Field法官表示，鑒于Armani SpA已經啟動了香港仲裁程序，仲裁庭完全有權根據其審查案件的結果來確定Armani PRC、Armani HK和GA是否可以基于其主協議當事人的地位加入仲裁程序。同時，Field法官亦表示其在本案中作出的判斷不存在可以阻止Elan說服仲裁庭采取與之不同見解的既判力：如果仲裁庭認定主協議仲裁條款不涵蓋山東訴訟程序中的訴請，那么香港法院目前的案件將就此了結；如果仲裁庭認為主協議仲裁條款涵蓋這些訴請且Armani PRC、Armani HK和GA是主協議的當事方，那么仲裁庭很可能同意上述三方加入仲裁程序；如果仲裁庭認定主協議仲裁條款涵蓋這些訴請但Armani PRC、Armani HK和GA不是主協議的當事人，那么在Armani SpA已經表示同意Elan在仲裁中可能將山東案件被告作為共同被申請人提出反請求的情況下，仲裁庭也很有可能允許Armani PRC、Armani HK和GA加入仲裁程序。而無論仲裁庭是否決定讓Armani PRC、Armani HK和GA加入仲裁程序，都不影響香港法院繼續維持禁訴令。

（六）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認定意見，Field法官認定維持Marlene Ng法官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的禁訴令是公平合理的；同時，鑒于上述禁令將在本判決作出時生效，Field法官決定若Armani PRC、Armani HK和GA據此暫停其在山東法院提出的管轄權異議程序，那么香港法院于2019年2月22日授予Elan參與該等管轄權異議程序的許可將終止；此外，又鑒于Armani SpA關于Armani PRC、Armani HK和GA是主協議當事人的主張有合理依據，Field法官允許Armani SpA關于將這些當事人作為聯合原告加入本案訴訟程序，并要求Armani SpA必須支付相應的程序費用。最后，Field法官重申其作出的上述命令均只針對Elan而不是山東法院；其之所以作出上述決定，是因為其有理由相信Elan提起山東訴訟的行為違反了香港法律下主協議仲裁條款的約定。

 

【簡要評析】

禁訴令是英美法系國家法院用來對抗平行訴訟（相同當事人就同一爭議基于相同事實以及目的同時在兩個或多個國家的法院進行訴訟）的一項常用措施，是由一國法院基于申請人的申請而簽發的，阻止被申請人在另外一國法院提起或者繼續進行與在本國法院未決的訴訟/本地仲裁程序相同或者相似的訴訟/仲裁的一項強制性命令。我國法院從未承認外國法院作出的禁訴令在我國的境內效力，主流觀點一般認為禁訴令有侵犯他國司法主權和違反公共政策的嫌疑，且若該國與我國無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雙方欠缺進行雙邊互相承認和執行對方民商事判決、裁定等法律文書的官方途徑以及我國與該國的部分法律規定存在對立、難以調和的沖突時，禁訴令亦會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產生不利影響。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基于《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下稱“《紐約公約》”）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商事仲裁示范法》（下稱“《示范法》”）的巨大影響力，同時在世界各國在與仲裁相關的司法制度仍存在巨大差異的背景下，在國際仲裁中，當仲裁協議的一方當事人（或至少相對方認為其是一方當事人）違反仲裁協議向法院提起訴訟時，向仲裁地法院（一般是普通法國家）申請禁訴令又往往會成為相對方當事人在向法院地提出管轄權異議之外，可以尋求的一種有效救濟途徑，而該種利益訴求的本質出發點是仲裁地法院和法院地法院在仲裁協議效力的法律適用選擇及其適用結果的認定方面可能存在差異，進而影響仲裁裁決今后的承認/認可和執行。在這個意義上，禁訴令的申請表面是當事人在訴訟策略方面的博弈，實質性還隱含著不同法域在對待仲裁法律制度和仲裁與司法關系方面的法律角力。

從司法實踐來看，對于以違反仲裁協議為由提出申請并獲得境外法院支持的禁訴令，我國法院目前總體上仍持置之不理的態度。比如，在"M/V'NORD LUNA'”案中，針對英國法院作出的禁訴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民四他字第67號”復函中認為，船東主張以倫敦高等法院的禁訴令作為英國仲裁庭確定雙方存在仲裁協議的依據，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在“Proteas輪”案中，同樣針對船東提出的英國法院已經作出禁止保險人繼續在天津海事法院啟動的法律程序的命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四他字第41號”復函中直接認定保險人不受仲裁條款約束、天津海事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如果說之前中國法院主要是通過否定仲裁協議效力的方式來實質性否定禁訴令，那么在去年武漢海事法院審結的一起案件中，武漢海事法院對香港法院作出的禁訴令直接進行了回應，認為其已根據訴前保全程序取得該案管轄權，而由于租船公司收到法院文書后未在答辯期內就存在仲裁協議提出管轄權異議，且其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禁訴令的行為侵犯了保險公司的合法權益，武漢海事法院裁定準許保險公司提出的海事強制令申請，并責令租船公司立即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撤回禁訴令（劉炯、湯旻利、駱偉蘭：中國法院首次出擊回應禁訴令）。

如前所述，除法院和當事人對待外國禁訴令的態度值得予以關注之外，對仲裁界而言，在以存在有效仲裁協議申請禁訴令的案件背后，更值得研究的是受理該申請的法院是如何適用相關法律來評判相關仲裁協議對當事人的效力，進而認定是否構成作出禁訴令的條件。在香港高等法院不久前審理的Dickson Valora Group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Dickson Valora (Lianyungang) Property Co Limited v FAN Jiqian,[2019] HKCFI 482案中，不同于內地法院的意見，香港高等法院認定根據香港法律，被告（內地訴訟程序原告）據以起訴的《附錄三》作為當事人間《股東協議》的一部分，在沒有另外約定仲裁條款的情況下，應當同樣受到《股東協議》中的仲裁協議管轄；即使被告本人并非《附錄三》的合同當事人，但其據以主張權利的依據仍是其背后公司在合同中作出的承諾，故應當通過簽發禁訴令的方式阻止其在國內通過訴訟規避仲裁協議。在本案中，香港高等法院維持禁訴令的依據仍然是香港法下對于仲裁協議這類特殊的合同，基于“支持仲裁”原則所確立的就仲裁協議當事人（主體）及仲裁協議效力范圍（客體）的積極解釋路徑。而以普通法系國家為代表的法院基于源自英國法律傳統對此類問題作出的判例亦不計其數。拋開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的因素，僅從法律技術層面上看，在我國積極尋求打造國際仲裁中心城市的語境下，該等解釋方法及其背后的法律原則，本身不失為國內仲裁界今后在面對類似問題時予以關注并借鑒和反思的考量因素。

 

判決原文連接：

http://www.hklii.org/cgi-bin/sinodisp/eng/hk/cases/hkcfi/2019/530.html?stem=&synonyms=&query=(arbitration)%20OR%20ncotherjcitationtitles(arbi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