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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6日，上海律協信息網絡與高新技術業務研究委員會、國際投資與反壟斷業務研究委員會和行政法業務研究委員會在律協報告廳聯合舉辦“‘微信收費之爭’所引發的法律問題研討會”。出席本次會議的嘉賓有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政策法規處處長陳潛、市版權局對外交流合作處處長武幼章、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士英、上海政法學院競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丁茂中。會議由上海律協信息網絡與高新技術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商建剛主持，上海律協行政法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阮露魯、國際投資與反壟斷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林忠等70多名名律師參加研討。
一、背景
自今年3月份以來，微信收費之爭在中國內地持續發酵，吸引各方關注。中國電信運營商主張收費，因為微信分流語音、短信業務，占據信令資源，影響收入。騰訊方面則強調微信增加運營商流量，否認將要收費傳聞。而工信部則拋出“有可能收費”的說法，給微信收費之爭添加了官方色彩。一方是國有壟斷電信運營商，一方是民營互聯網巨頭，一方是數量眾多的微信用戶，“微信收費”之爭背后有著各方利益的糾葛與博弈。
微信收費之爭同時也引發眾多法律討論和思考，如電信運營商針對微信收費是否合法、工信部的介入是否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等等。為厘清這一爭議背后的各種法律關系，引導社會公眾對這一爭議所引發的法律問題進行理性思考，為相關政府部門出臺相關互聯網政策建言獻策，上海律協三家業務研究委員會聯合舉辦了本次研討會。會議圍繞“微信收費之爭”相關法律問題展開激烈討論，主要涉及：
1、中國電信運營商向騰訊收費是否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的相關規定；
2、工信部對微信收費之爭的介入是否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3、如何維護互聯網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4、如何看待網絡中立原則及互聯網法律發展的趨勢。
二、電信運營商試圖針對微信收費的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微信占據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大量信令資源
商建剛律師介紹，微信只使用了中國移動通信網絡的10%流量，卻擠占多達60%的信令，給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尤其是中國移動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對于“信令”這一關鍵技術用語，商建剛律師解釋，所謂信令，是指在每一次網絡交互中，去除內容數據信號之外的控制信號。他引用媒體的一個形象比喻來說明，即信道相當于高速公路，流量相當于公路上跑的汽車數量，信令則相當于交警指引數據的方向。為實時更新在線狀態，微信每隔小段時間就會向服務器發送信號，過多的“心跳包”造成了信令大量被占用，從而對運營商構成壓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移動總裁在中國移動2012年全球開發者大會上，直指OTT業務對傳統運營商的威脅。他說：“比如騰訊QQ占用運營商信令資源非常大，原來的一些機制不太適合傳統運營商的網絡設計，中國移動與騰訊相互之間應該有溝通，如果沒有相互合作的好機制，所提供的服務就不能長久，不能優質。”中國聯通總裁陸益民和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也表示過同樣的擔憂。
劉春泉律師也認為微信占據大量信令資源是引發電信運營商試圖向騰訊收費的直接原因。他還舉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一般飯館里，蔬菜是需要現炒的，而葷菜很多是預先做好的。上菜的時候只要熱一下就可以上桌了。一般一桌菜葷菜比較多，蔬菜少，那么一桌菜用幾個爐子炒就可以很快解決。現在來了一個客戶叫微信，點的全是蔬菜，很少有葷菜。這樣一來所有爐子都用上都不夠炒菜，那別桌的菜就沒法及時供應了。這個飯店就不干了，我這個爐子你全占了。我要找你再另外收錢，誰要再點這種現炒的菜我要收錢。”
（2）根本原因——微信的迅猛發展對中國電信運營商自身的OTT產品構成了嚴重的替代威脅
商建剛律師介紹，中國三大運營商不僅僅提供基礎網絡運營服務，它們還提供短信、彩信等增值業務，比如，中國移動有飛信，中國電信有翼聊，中國電信有沃信。這些產品與微信都是同質競爭產品。微信的迅猛發展對電信運營商的這些產品和服務造成嚴重沖擊，構成巨大替代威脅。這是中國電信運營商試圖向微信收費的根本原因。對于這一點，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的講話表現得十分明顯。他說：“互聯網業務的異質替代作用日益凸顯，不僅對短信、彩信等增值業務形成替代效應，而且大量分流了語音業務。對運營商來說，與互聯網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比傳統通信領域的競爭更激烈、更嚴峻。”
就微信對于中國電信運營商自身的OTT產品的替代威脅，與會嘉賓也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武幼章處長表示，互聯網技術發展很快，老技術很快被淘汰。政府沒有能力也不應該去保護老技術。微信對傳統短信彩信的沖擊，正是技術更新升級的表現。微信對中國電信運營商的沖擊，也會導致中國電信運營商的反彈，這是電信運營商試圖向微信收費的根本原因。其他嘉賓，如阮露魯律師、徐士英教授、劉春泉律師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三、微信收費之爭背后的反壟斷法、競爭法分析
戴健民律師認為工信部對微信收費態度的轉變有可能是受《反壟斷法》影響，因為《反壟斷法》禁止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利排除、限制競爭。工信部的不合法介入可能最終造成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運營商進行收費可能有兩種模式：一是向裝有微信軟件的移動終端用戶額外收費；二是向騰訊收費，用以維護網絡，或者專門建立一個微信專區。這兩種模式都可能涉及下列問題：如果三大運營商聯合收費（無論向微信用戶還是騰訊收費），可能構成橫向壟斷協議：1、如果三大運營商進行價格串謀，固定向用戶或者騰訊收費的價格，則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項；2、如果三大運營商共同抵制能解決信令資源問題的3G和4G網絡，則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四）項；3、如果三大運營商共同拒絕支持微信，則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五）項。戴健民律師還對三大電信運營商是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由于我國目前電信運營的特許經營，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家電信運營商在電信服務市場的市場份額超過四分之三，可以推定這三家電信運營商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如果運營商僅對微信軟件收費（無論是向騰訊還是向裝有微信的終端用戶），則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六）項：沒有正當理由，對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差別待遇。因為其它OTT軟件（包括移動飛信、電信翼聊、聯通沃信）都會產生跟微信同樣的問題。如果運營商向所有的OTT軟件收費，這樣可避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但仍要受橫向壟斷協議限制。因此，中國移動在不違反《反壟斷法》前提下的收費模式僅有：移動單獨向所有涉及信令問題的OTT軟件收費。顯而易見，這一模式雖然不違反《反壟斷法》，但會令移動迅速失去市場，不可能適應市場競爭。
徐士英教授從競爭政策的角度解讀微信收費之爭背后的法律問題。她認為，競爭政策涵蓋反壟斷法、電信法等。現在許多國家通過推行競爭政策來影響電信、電力等傳統自然壟斷行業，通過推行競爭政策促進這些壟斷行業的競爭。比如，實現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基礎電信服務業務與增值電信服務業務的剝離，讓電信運營商成為純粹的基礎電信服務提供商。
三、微信收費之爭與網絡中立立法
商建剛律師解讀了微信收費之爭背后的網絡中立原則及網絡中立立法。他認為，所謂網絡中立，是指所有電子通信網絡都以中立方式提供數據流，而不論其性質、內容、發送者與接受者。網絡中立原則的意義在于防止網絡提供商不正當干預終端市場的正當競爭，不正當利用自身優勢參與內容服務市場，抬高互聯網準入門檻，形成壟斷，促進互聯網領域的自由和創新。網絡中立原則的最終目的在于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當然網絡中立原則會受到電信運營商的反對，就比如微信收費之爭，背后就是國有壟斷電信運營商對于網絡中立原則的抵制和反對。這其中也有電信運營商的利益訴求所在。但是這種通過微信收費的利益訴求更多的是維護電信運營商基于自身的優勢地位所獲得的壟斷利益，與互聯網的發展本質是相違的。從長遠來看，不利于互聯網的發展和創新。互聯網的本質是開放的和中立的，“網絡中立“原則的立法確定是互聯網發展背景下的必然趨勢。商建剛律師呼吁相關部門盡快出臺網絡中立立法，用法律來保障網絡中立原則的推行，促進互聯網的良性發展。
四、微信收費之爭背后的政府職能定位分析
工信部介入微信收費之爭，這也讓工信部處于輿論爭議漩渦之中。對于政府部門在市場發展中的職能定位，阮露魯律師表達了三點看法：其一，如果沒有法律依據，政府就不能干預企業的自主經營和定價。比如，電信運營商是否針對微信收費，涉及到價格問題。如政府有權干預，則收費須屬于政府定價范疇，須按照《價格法》規定程序執行。其二，政府不能輕易介入市場，特別是發展迅猛的互聯網IT領域，應尊重互聯網發展規律，保護目前我國在互聯網行業尚處在世界領先水平的地位。如干預不當，可能達到弊大于利的效果。其三，西方有句諺語叫“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運用到微信之爭，就是”政府歸政府，市場歸市場”。
（上海律協信息網絡與高新技術業務研究委員會供稿）
（注：以上嘉賓觀點，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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