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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聲音》版權爭議熱點評析

2016年第08期    作者:許倩 整理    閱讀 12,276 次

主持人：詹德強  上海市律師協會文化傳媒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天尚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

嘉    賓：劉   峰  上海市律師協會知識產權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董美根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上海普世律師事務所律師

               李振武  香蕉文化法務總監

文字整理：許倩

 

訴前保全裁定是司法實踐的真實運用

詹德強：今天很榮幸能邀請到的在座嘉賓，一位是上海市華東政法大學董美根教授，一位是上海市律師協會知識產權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劉峰律師，一位是原二中院法官，現在是香蕉文化法務總監李振武。正如今夏酷暑一樣，《中國好聲音》的版權爭議，在電視行業內和法律圈持續高熱，對該案目前的現狀眾說紛紜，對未來案件的可能發展和最終結果，也讓人充滿期待。首先想請董教授談一下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作出相關裁定后，基于什么法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做出了維持原保全裁定，責令燦星公司停止使用“中國好聲音”節目名稱的復議裁定。

 

董美根：香港仲裁院的裁定主要考慮到兩個因素：一是訴訟請求，二是版權保護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麻煩的問題。因為版權保護的是表達不是結構，電視節目的表達包括哪些內容，里面的結構是不是屬于被保護范圍，存在的爭議是比較大的。

“中國好聲音”是不是成為一個單獨受保護的對象，這里除了《版權法》，還需要考慮香港所適用的仿冒之術，因為香港采用的是英國的商業保護模式，主要是仿冒。仿冒過程中，要考慮“中國好聲音”這五個漢字的節目是不是進入香港市場，只有進入香港市場，“中國好聲音”在大陸所形成的聲譽才會變成香港所保護的一種商譽。如果這個節目沒有進入香港市場，僅僅在國外享有聲譽，事實上是不保護的。基于這個原因，香港仲裁院回避了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版權訴訟不是節目名稱的仲裁，香港仲裁院在這個問題上很難說清楚。至于國內法院頒布禁令倒可以理解，因為荷蘭公司已經注冊了商標，相應的“中國好聲音”跟這個注冊商標同時使用時，實際上是荷蘭公司使用所產生的市場吸引力，同樣被荷蘭這家公司在國內注冊商標所覆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頒布禁令是比較恰當的。

李振武：我想聊一下知產法院做復議裁定的一些想法。法院做出裁定一定是基于某條法律。我想如果是訴前保全的話，法官可能會考慮兩點：第一，在起訴之前，是否有必要馬上做訴前保全，肯定是如果再繼續使用下去會給可能的權利人造成很大的影響；第二，如果訴前保全做了是否會影響到公眾利益，這是訴前保全條款最需要考量的因素。

知產法院的訴前裁定的確是從這兩方面來考慮的。第一，法院認為唐德公司擁有好聲音權利的可能性很大，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也可能會屬于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基于這一點，有理由做訴前保全。第二則是認為，即使做了訴前保全，節目還是可以改個名稱繼續播出，可能并不會給相關公眾造成太大影響。我想法官應該是從這兩個角度考慮并做出裁定。

劉峰：對于香港的仲裁，我感覺在整個仲裁過程中還是很謹慎、很專業的。香港仲裁院做出的幾乎都是階段性裁定，把很多實體權利留給了大陸法院，所以我覺得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最終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來做出裁定，包括訴前保全都是基于這些法律上的沖突而行使的權利。

這么大訴訟標的配套的訴前保全行為，能夠申請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是這次卻成功了，而且是在影響力非常大的案件中。律師界推測認為是導向問題，訴前保全是法院特別慎重的權利，法院不希望任何一個當事人僅僅提供了擔保之后，利用公權力行使對他的保護，這也是法院一直慎重的主要原因。但這次我們看到了一個好的現象，不管效果到底如何，但這個行為讓大家看到了法院是不斷進步的。我們也期待今后會有更所的教科書上的法律權利在實踐中被真實運用。

 

權益歸屬是雙方爭議焦點

詹德強：在復議過程中，各方當事人都對復議各方的依據提出了充分的意見和證據，而且我們也看到在復議過程中，唐德公司主張其享有“中國好聲音”的節目權益，而燦星公司等案外人認為浙江衛視應當是“中國好聲音”中文節目名稱的權益所有者。大家是否能從目前媒體公開的資料來談一談雙方的主張依據？

李振武：前面談到唐德公司主張享有“中國好聲音”節目的名稱權益，更多地應該來自于合同權利，就是說他其實是通過受讓一種權利從而得到了所謂的“中國好聲音”的名稱權益，那就是荷蘭公司一紙合同授權書給了他名稱權益，這應該是他主張的最大權利的基礎。但是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香港的仲裁又否認了荷蘭公司擁有好聲音的相應權利。所以這里還有一些爭議，就是權利來源是不是真正的所有權人還有待商榷，所以這是他主張的第一個合同的權利。

我覺得唐德公司主張擁有“中國好聲音”節目名稱權益的另外一點是《反不正當競爭法》里面的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因為出現了“中國”兩個字，明顯違法了《商標法》的規定，“中國好聲音”這幾個字在中國內地沒有辦法注冊，所以他運用了《反不正當競爭法》里面的知名商品的固有名稱來進行保護。

燦星公司提到案外人浙江衛視才應該是“中國好聲音”中文名稱的權益所有者，我做過一些檢索，浙江衛視下面的一家子公司現在應該取得了“好聲音”三個中文漢字的商標權利。就我了解的這個信息來看，我認為燦星公司主張浙江衛視享有中國好聲音節目名稱的權益是源自于商標的權益。“中國好聲音”幾個字的名稱權益，還需要兩家公司在具體訴訟過程中提供更多資料來證明自己的主張。

董美根：有一個問題我們要區分，香港實際上主要圍繞著版權，國內圍繞著商標不當競爭，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基礎。

就國內而言，荷蘭公司在先許可唐德公司，合同期滿之后，再授權燦星公司。在先許可期滿之后，相應的商標上所產生的權益或利益應當回歸到荷蘭公司，荷蘭公司再許可在后公司使用。前面的公司使用“中國好聲音”，同時使用荷蘭公司商標的過程中，對浙江衛視的節目名稱做出的貢獻是無法否定的。更重要的一點是，浙江衛視跟荷蘭公司對這個貢獻并沒有約定，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界定，這可能是雙方爭議的一個焦點。

劉峰：作為一個法律人，我們會考慮燦星公司與唐德公司有沒有做過風險評估？燦星公司認為：第一，我有商標權；第二，我有原創內容。唐德公司則認為，我是真正的模式許可協議的受讓人，而且我付了對價，所以這個行為應該是保護我的。在這種狀態下，雙方都把自己作為了“中國好聲音”中文節目名稱的權益所有者，這才是本案的癥結點。

燦星公司認為我投入廣告，才使價格每年洶涌上升，所以這些利益應該歸我所有。荷蘭公司則認為，既然是授權使用我的模式，最終模式的受益人應該是我。這是雙方互不相讓的最大爭議。

 

 

合理避讓降低未來訴訟風險

詹德強：荷蘭公司更多是基于授權主張權益，但是燦星公司認為“中國好聲音”在中國的知名度與他獨立自主的創意和推廣有很大關系，所以他更有權利來主張他的權益。所以未來司法如何評定這個利益，這可能是大家感興趣的問題。

董美根：燦星公司從“中國好聲音”的運作中肯定是獲利的，這就是一個合同風險。我們現在僅僅從品牌貢獻角度來看問題，但是背后的合同風險我們都忽略了，因為這是私權的約定，這個問題是必須要關注的。其實所有的知識產權交易，尤其在許可這個領域，風險性是我們大家一直所忽略的。另外還有一點，燦星公司對品牌的影響力，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商標其實是個延伸數值商標，我們同樣也看到Voice of America或者其他國家的，國外的這種節目在國內的播放實際上對整個品牌貢獻也是存在的。

 

詹德強：復議裁定作出之后，浙江衛視緊急發布了聲明，2016年“中國好聲音”暫時更名為“中國新歌聲”，并且如期播出。從現在已經播出的內容來看，四位導師標志性的轉椅改為導師戰車，節目LOGO也變成了“火炬中國星”，主持人也特意做了更換，包括舞臺也做了一些變化。劉律師能否從法律角度談一下浙江衛視這些做法的意義和目的？

劉峰：其實正好可以接著剛才董教授說的風險問題，這次爭斗賭注比較大，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有案件中訴請最大的，有5.1個億，也就是說誰輸誰贏風險都很大。我們看到的“中國新歌聲”的這一系列變化其實是合理避讓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必要去進行貼身緊逼的風險，更何況燦星公司一直聲稱這是一個原創節目，作為一個原創節目，如果大量抄襲，對公司形象以及未來的風險都會加大。

唐德公司也表態：我的“中國好聲音”在未來是一定會推出的，如果燦星公司能真正做到原創，我們也祝福他們。兩個公司都考慮到了未來訴訟風險，盡可能地去創新，盡量做到合理避讓，這是個很好的行為，應該點贊。

董美根：其實合理避讓還是從版權保護對象的角度考慮。簡單來說，對于一部小說的保護范圍是不是僅僅局限于文字的表達？小說結構和框架一摸一樣，文字表述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是否構成版權侵權？這些觀點也是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但是從競爭法的角度來說，要看兩本小說對讀者而言有沒有替代性，如果有替代性，說明二者存在不正當競爭關系。從版式和版權角度來說，認為構成侵權也是可以理解的。

李振武：一些企業會把他的節目模式用文字表達出來，然后去登記，因為中國沒有專門的版式著作權，他其實就只是把整個模式文字化，做一個作品的資源登記，國家版權局也有受理和證書。但是我不知道，當被侵權時，企業是否真的拿那張證書去主張權利。而且真人秀的節目會存在限制表達的困境，因為海選只能是這么幾個模式。

詹德強：這兩年類似于“中國好聲音”這種節目模式很多，但是中國對于節目模式的保護還是比較薄弱的，大家還沒有找到好的參考依據，也不像英美法有一些很好的判例。版權節目模式的保護涉及到的面比較廣，例如剛剛講到的，把這個模式陳述出來了，是不是就能有效的保護節目創意，而且如果僅僅是一個創意，繞到《版權法》上，又面臨沒法保護的瓶頸了。所以這個案子為什么引起法律界包括整個節目制作公司的高度關注，恰恰是點到了痛點，就是節目模式以后怎么保護的問題。

 

董美根：這個痛點其實是全球所共鳴的。剛剛劉律師提到“中國好聲音”這種創新帶來競爭，這種競爭如果是良性的，即使產品本身沒有名氣，只要質量好，像浙江衛視這樣的平臺很快就能打開市場。所以關鍵還是質量，這對消費者來說是最大的好處。

劉峰：對，現在唐德公司也明確表示，他們也在選擇合作平臺，選擇其他衛視或電視臺，節目形式也會結合中國當地需求做些本土化的變化，這應該說是個好事情。

 

版權保護需要“組合拳”

詹德強：之前我們看到瓊瑤訴于正的侵權案、《非誠勿擾》商標侵權案以及此次持續了半年之久的“中國好聲音”版權之爭，均引發了業界和輿論的廣泛關注，請各位從法律人的角度，對節目制作公司和節目播出單位如何避免發生此類版權爭議提一些法律意見和建議。

李振武：我現在所在的企業也會做一些節目，但是我們發現，綜藝節目出名之后就會有很多人模仿，所以我們基本上會在剛開始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去申請注冊商標，把名稱固定下來。這是做綜藝節目首先會想到的。

如果是自創的模式，有原創性的綜藝節目的版式，我們會先把它固化下來，對節目模式登記，在國家版權局登記為文字作品。

如果企業只是作為投資公司去投資制作一檔綜藝節目，會在合同里提到很多關于版權的約定，比如節目的版權肯定要歸到自己手里，在制作過程中所用的素材、策劃案或節目整體模式的選擇都會把風險歸于制作公司，讓他們處理版權風險。

 

董美根：中國知識產權的爭議問題每年都有非常火的案例發生，這說明知識產權在國內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中國的社會發展太快，尤其是在網絡的情況下，相應的知識產權預先措施如果沒到位的話，后面必然會帶來很多麻煩。就像剛剛李總監說的，一定要注冊一個商標，但是這種商標的注冊不一定在運作這個節目之前就注冊，可以先想若干個商標注冊。比方說寶潔公司，我們看到的寶潔公司就這么幾個商標，但是他們每年申請量是兩千個左右的商標，申請目的是為了將來的使用。當然版權也是一個模式，但是換一個思路，因為模仿實際上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通過不正當競爭法的思路來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是個最終的方案。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保護這塊的時候，門檻相對比較高，尤其是前面沒有涉及到權利的時候就比較麻煩，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爭取權利化，再提出不正當競爭訴訟，也就是說核心還是最初的知識產權的權利化。

劉峰：我們在處理這些案件的過程中有一種感覺，如果保護版權僅僅從版權的角度去考慮是不夠的，肯定需要組合拳。就比方說最近“喬丹”的案件，告的是喬丹體育，雖然告的是商標權，但是他用的是姓名權，現在其實各種各樣的維權和進攻的方式越來越豐富多彩，我們稱之為“跨界”。所以剛才李總監和董教授說的注冊商標，其實是個很重要的手段，因為商標是一項很穩定的權利。當然版權在文字作品的保護過程中相對比較健全，但節目模式等新發生的類型是不是今后能夠得到版權的保護，的確是留給立法人員、司法工作人員的一個課題。因為我們在做組合拳，所以還可以考慮專利保護的需求，專利包括整個舞臺的設計、色彩、圖案等。當商標、版權、專利也保護不了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因為這是個兜底性條款，也就是說是出于公平性的原則，當其他的救濟手段都不能完全達到的時候，兜底性條款就能起作用。

還有一種是自身的保護。要把自己的思想作為商業秘密來保護，不要太輕易把準備實施的東西隨便對外擴展。

除此之外，法律工作者的服務也很重要，包括對合同約定。唐德公司和燦星公司可能對自己簽的合同都信心滿滿，但是到最后是要經過法庭的驗證，我們相信最終會有一方感覺到這個合同不是完全維護自己權利的。作為企業來說，一個組合拳是非常關鍵的。

詹德強：各位分別從學理上、律師實務上或企業實際做法上都提出一些好的意見和建議，當然中國對節目模式的保護還是任重道遠的。目前國內過多依賴于國外的版權模式引進，其實這個案子起到了警示作用，可能會更好地促進未來中國自主的節目模式。今天非常感謝三位嘉賓百忙中參與此次討論，謝謝大家。

(本文內容根據錄音整理,系嘉賓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