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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35歲的栗某系外來務工人員，2007年1月7日其在嘉定區某街道火鍋店內就餐時因瑣事與其他客人發生爭吵，隨即糾集同案犯張某（在逃）等人意欲報復。在火鍋店門口，栗某與張某等人對數位被害人進行追打，在追打過程中張某等人致一位被害人死亡、兩位被害人重傷。事后，栗某逃離上海，直至2013年9月16日至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真新新村派出所自首。
栗某自首后，公安機關以故意傷害罪立案偵查，隨后移送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進行審查起訴。因栗某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故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準予對其進行法律援助，指派上海市華夏匯鴻律師事務所計時俊律師擔任栗某辯護人。
承辦律師接受指派后，立即會見了栗某，同時與公訴機關取得聯系，并查閱、復制了案件卷宗。在整合了所有材料后，承辦律師對案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案件事實、刑法理論、法律規定進行了細致的梳理，發覺這起原本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重案存在兩大疑點：（一）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材料存在“合理懷疑”之處，現有證據無法證明栗某構成故意傷害罪，且栗某本人在當時根本不知道有被害人死亡、重傷的事宜；（二）本案存在刑法理論中“實行過限”的行為，即張某等人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害超出了栗某最開始的犯罪故意，這一行為不應當由栗某承擔刑事責任。同時，辯護人也發覺栗某自首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履行自己同時作為父親和兒子的義務，希望能日早日贖罪出獄，更好地養育年僅七歲的女兒和贍養年邁的父母。隨后，承辦律師積極地與檢察機關進行溝通，就相關法律規定交換意見，并得到了認可，故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將案件移送至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辦理。在嘉定區人民檢察院，針對本案的證據不足和事實審查，援助律師又與主控檢察官多次交流，本案被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后，最終以“故意傷害罪”起訴至嘉定區人民法院。
原本案件至此，承辦律師審查起訴階段的法律援助已經順利結束，審判階段的法律援助應當是由嘉定區法律援助中心另行指派嘉定區區律師進行，但由于審查起訴階段華夏匯鴻律師事務所的承辦律師的專業能力、職業操守及細致態度獲得了栗某及其家屬的信任，栗某及其家屬主動提出希望有償委托華夏匯鴻律所律師繼續擔任栗某的辯護人。雙方于2014年7月4日辦理了委托事宜，栗某委托上海市華夏匯鴻律師事務所計時俊律師、趙秦律師擔任其辯護人。
在重新接受委托后，辯護人再次查閱、復制了上海市嘉定區公安局補充偵查的證據材料，多次會見了栗某，并展開如下工作：（一）詳細梳理了相關刑法理論，決定以“實行過限”為其進行辯護；（二）調取了栗某山東老家的家庭情況，并收集了老家村民等為其出具的《求情書》；（三）積極與檢察機關溝通，希望能變更罪名。
在辯護人的不懈地努力與檢察機關公正處理下，最終檢察院機關在正式起訴時變更了罪名，不再以“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而是以“尋釁滋事罪”提起公訴，栗某可能判處的刑期即從無期徒刑以上刑罰變更為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隨后，在法院審理階段，辯護人積極為栗某進行辯護，共參與了兩次庭審。終于，2014年12月25日，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采納了辯護人的全部辯護意見，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栗某有期徒刑三年。至此，一場即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又實現了辯護價值的案件劃上了完美的句號。
【辯護意見】
在共同犯罪中，由于犯罪的主體是多數人，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各個犯罪人很可能實施了超出事先共謀的范圍，此時，其他共犯是否要對超出事先共謀范圍的行為承擔責任呢？
這就產生了實行過限的問題。所謂實行過限，是指實行犯實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我國刑法對實行過限沒有明確的規定，但一般理論上認為實行過限存在如下構成要件：
（一）在客觀上，過限行為的實施者實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而且該行為必須是已經發生的客觀存在的犯罪行為，是獨立于共同犯罪行為之外的行為。
即過限行為和共同犯罪行為必須是兩個需要分別受刑法評價、在法律上具有獨立意義的行為。內容于共同犯罪行為之中或者僅僅表現為共同犯罪行為的具體行為方式的行為，不得視為過限行為。
（二）在主觀上，過限行為的實施者超出了共同故意的范圍，在主觀上表現為故意或者過失，對臨時起意行為將導致的結果抱著希望或放任的態度。
所謂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認識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和行為發生將導致的危害結果，并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它不僅限于事前通謀形成的犯罪故意，也包括事前無通謀而形成的犯罪故意，甚至包括各共同犯罪人剛著手實行犯罪時或在實行犯罪過程中形成的，但排除事后的共謀。
本案中，張某等人的行為和以上的法學理論非常吻合，所以辯護人認為他們存在實行過限的行為。
【判決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栗某構成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裁判文書】
本院認為，被告人栗某隨意毆打他人，破壞社會秩序，情節惡劣，構成尋釁滋事罪。結合本案的犯罪事實、危害后果及栗某有劣跡等，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評析】
辯護人認為本案在法律理論上存在三個重大的爭議焦點：
一、栗某主觀上是否具有對被害人傷害的故意。
從案件的發生情況來看，雙方是由于酒后發生口角，栗某在吃虧后意圖挽回面子，所以才會實施糾集張某等人意圖對被害人“耍威風”的行為，因此一般情況下他僅僅是想找回面子，而沒有主觀積極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和重傷的故意。
二、同案犯張某等人對被害人造成的傷亡，是否超出了栗某的犯罪故意，他們的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理論上的“實行過限”。
由案發時張某等人乘坐車輛的司機的證言可知，栗某糾集張某等人去現場只是要求他們“教訓”一下被害人，并沒有要求張某等人攜帶刀具前往。從被害人陳述及被害人同行者的證言可知，栗某并未攜帶任何刀具，僅張某攜帶了刀具，且刀傷均是由張某等人造成的。辯護人通過對這些材料分析后得出，張某等人的行為導致的結果超出了栗某最初的犯罪故意，屬于刑法理論上的“實行過限”。因此，張某等人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害，不應由栗某來承擔刑事責任。
三、本案是尋釁滋事還是故意傷害。
結合前兩點的分析，辯護人認為栗某當時僅具有一個教訓被害人的想法，其犯意表示應當是無故毆打他人，所以不應構成故意傷害罪。而對被害人造成重大傷害的行為系由張某等人實施，栗某與張某之間在故意傷害上不存在事前通謀。因此，辯護人認為栗某應當是構成尋釁滋事罪，張某等人構成故意傷害罪。
【結語和建議】
隨著2013年《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的修改與出臺，刑事案件的處理不論從實體正義亦或程序正義而言又邁入了一個新的臺階。辯護律師的權利日益得到保護、“合理懷疑”、“非法證據排除”被明確寫入法條，種種事宜都充分體現了中國法治進程的進一步前進。在本案中，辯護人依法行使自身權利，以專業能力、職業操守為自己的當事人爭取了合法權益；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即維護了刑法的尊嚴、保護了被害人的利益，同時也維護了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使被告人能“罪責刑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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