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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時評
南方日報：醉駕入刑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
來源：南方日報 日期：2011-05-13 閱讀：3,937次
現階段中國的立法有一種怪現象：某法律出臺后，相關部門反映該法律不能執行或者群眾意見過大，然后就由最高法、最高檢或者公安部出臺相關的具體操作規范，對已出臺的法律進行“微調”，最終導致中國法律喪失了其本應有的威嚴。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各級法院要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構成要件。對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要注意與行政處罰的銜接，按照事件情節惡劣程度判斷，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支持張院長這一講話的法律依據是，刑法總則第13條規定。
那么，對醉駕來說，是否也存在“情節顯著輕微”一說呢？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不成立。眾所周知，醉駕不同于一般的違法行為。醉駕是“行為犯”，不是“結果犯”，也就是說，只要你有醉駕行為，不論你是否造成了交通事故，是否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你的行為均構成犯罪。這樣立法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用重典治醉駕以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必須注意的是，如果在醉駕問題上對所謂的“情節顯著輕微”者免于起訴，那就在醉駕是否入刑的問題上給法官予自由裁量權，這樣留下的靈活性就會給執法者和違法者以鉆法律空子的機會，就會讓違法者逍遙法外。更重要的是，如果對醉駕網開一面，就很難對醉駕者形成足夠的震懾力。那么，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何以保障？另外，張院長的講話與刑法第3條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也有沖突，因為罪與非罪應該是有法律明文規定，而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修正案采取了“一刀切”的辦法，就是一旦酒精超標的醉駕就構成犯罪，這與刑法第3條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相一致。現在最高法又加入了“自由裁量”的空間，猶如打開一道口子。同時在中國這種人情社會里，這種罪與非罪的判斷很可能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進而威脅到法律尊嚴，最終使得這條旨在加強保護人身安全的法律落空。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即便醉駕入刑以來，媒體廣為宣傳，但不少人仍然頂風作案，其中音樂人高曉松就是一個。其實，“醉駕入刑”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抓多少人、判多少人的罪，而是要以此來約束駕車人不要醉駕。所謂亂世用重典，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然而最高法院任意解釋法律條文，把“醉駕”設定為結果犯，沒有嚴重后果就不構成犯罪，出發點是良好的，但是最高院不能以此而歪曲全國人大的立法本意，嚴重違反了法律解釋程序，實際上使醉駕入刑的刑法修正案成為一紙空文。
現階段中國的立法有一種怪現象：全國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對某些問題在還沒有詳細討論、沒有征詢各方意見、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就匆匆出臺法律規定或者法律修正案。結果這些法律出臺后，相關部門反映該等法律不能執行或者群眾意見過大，然后就由最高法、最高檢或者公安部出臺相關的具體操作規范，對已出臺的法律進行“微調”，最終導致中國法律喪失了其本應有的威嚴。醉駕的刑法修正案如此，其他很多法律的制訂及修訂也是如此。
比如2007年10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3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依據該條規定，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之后，受托律師不用公安部門或檢察院的許可，單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律師法》于2008年6月1日實施后，所有律師都發現，在偵查階段沒有公安部門或檢察院的同意許可，任何律師均不能會見犯罪嫌疑人，因為司法部門認為律師提前介入會影響案件的偵查工作。而且，公安機關提出，在偵查階段，律師會見一定要被“監聽”，公安一定要派人在場。最終，公檢法司等部門只好聯合發文，對《律師法》第33條規定制定具體執行辦法，這使《律師法》規定的律師權利成為一紙空文，最終導致法律嚴肅性消失殆盡。
陳世幸 作者系廣州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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