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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確認請求權不屬于物權請求權，而是規定在《物權法》上的程序性的權利，具有區別于物權請求權的獨特屬性。由此就決定，物權確認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物權確認之訴與執行異議之訴有明顯的區別，不能相互替代，由此彰顯了物權確認請求權的獨特地位與作用。
我國《物權法》第33條規定：“因物權的歸屬、內容發生爭議的，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確認權利。”本條就是關于物權確認請求權的規定。本條26個字的簡單規定，看似簡單明了，但，圍繞著物權確認請求權的性質、是否罹于訴訟時效、其與我國《民事訴訟法》中執行異議之訴的關系等諸多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存有激烈的爭議。本文試圖依據物權法理論并結合司法實踐，對這些爭議問題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見，期許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有所助益。
一、物權確認請求權的性質
（一）立法論上的爭議
在《物權法》立法過程中，關于是否將物權確認請求權獨立于所有物返還請求權進行單獨規定的問題，有贊同與反對兩種對立的觀點。
贊同單獨規定的代表人物是梁慧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275條【確認物權的請求權】規定：“物權人，在發生對其權利存在的質疑以及對其權利的支配范圍的爭議時，可以請求確認其權利。”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702條的條名和內容與上述《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275條的條名和規定基本相同。如此起草的理由是，確認物權請求權是民事主體之間就物權認定方面發生的爭議。這種請求權不是訴訟法上的權利，而是實體法上的權利，應當在民法典物權編中規定。物權的確認是物權保護的前提。通常物權請求權的行使都是以物權人享有物權為基礎，也就是說，在物權人享有物權的情況下，才能行使物權請求權。但在物權的歸屬發生爭議的時候，當事人不能直接行使物權請求權，而必須首先確認物權的歸屬。實務界也認為，確認物權是其他物權請求權的前提和基礎，所以，有必要規定確認物權請求權。
反對單獨規定者，其理由有所不同。一種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可以為物權請求權所涵蓋，無須單列為一種請求權。另一種則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是針對法院的，實質上是一種訴權，不似針對民事主體的實體權。物權確認請求權只能以訴訟或仲裁方式向法院或仲裁機構提出，因此，其為訴訟請求權之一種。相反，物權請求權為實體法上的權利，其請求對象為相對人。兩者不可混同。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上有“確認之訴”制度可以援用，我國《物權法》可以不規定物權確認請求權，利害關系人可以直接通過訴訟確認物權的歸屬和內容。
我國《物權法》第33條的規定，采納了贊成單獨規定物權確認請求權的觀點。其立法理由為：物權確認請求權是物權法保護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物權保護請求權的一種。有些國家民法典都有規定。物權的歸屬或者內容發生爭議，物權人可以請求行政機關、人民法院等部門確認物權的歸屬或者內容。
（二）解釋論上的爭議
關于我國《物權法》第33條規定的“物權確認請求權”的性質，仍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屬于物上請求權。另一種觀點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屬于物權請求權。第三種觀點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屬于程序上的權利。
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觀點的分歧是建立在“物上請求權”與“物權請求權”系兩個不同概念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根據通說，即物上請求權與物權請求權系含義相同的概念，則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觀點完全相同，可以歸為一種觀點，即物權確認請求權屬于物權請求權。
可見，關于我國《物權法》第33條“物權確認請求權”性質在解釋論上的爭議，與立法論上的爭議大致相同。
持物權確認請求權并非物權請求權，而是程序（法）上的權利觀點者的理由是：（1）從物權請求權系基于物權而生的權利出發，物權的存在應當是物權請求權產生的前提，沒有物權便沒有物權請求權。物權確認請求權發生于物權是否存在或物權歸屬于誰有爭議的場合，不好斷言物權就一定存在。如是，沒有物權的人也享有物權確認請求權，這與物權請求權乃是物權效力的表現明顯不符。（2）物權請求權的行使，既可以采取自力救濟，又可以采取公權救濟。而物權確認請求權的行使，必須求助于公權力。如果是通過訴訟的方式，我國《物權法》規定的物權確認請求權與我國《民事訴訟法》設置的“確認之訴”，就會相互呼應配合，相得益彰。（3）物權請求權的行使，發生使物權恢復至圓滿狀態的結果，確定地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物權確認請求權的行使則不然，且不要說行使者沒有物權時不產生實體法上的效力，就是真實的物權人行使確認物權請求權，僅僅憑借此請求權也無法使物權恢復到圓滿狀態，必須再借助物權請求權，甚至必須同時依據我國《物權法》的其他規定，才會產生實體法上的效果。換言之，物權確認請求權只是一條通道，在對物權的歸屬有爭議的場合，欠缺它，行使者即使真享有物權，也難以使其物權恢復到圓滿狀態；只有沿著它前進，再結合有關權利或制度的適用，才會使物權恢復到圓滿狀態。因此，物權確認請求權不是基于物權本身而產生，而是基于程序制度而享有，它屬于程序上的權利。
（三）物權確認請求權是規定在實體法上的程序性權利
通說認為，物權請求權是以排除妨害與恢復物權的圓滿狀態為目的的權利。根據妨害形態的不同，物權請求權分為三種：（1）物之返還請求權。即占有人無權占有他人的不動產或動產而妨害物權時，發生物權人的原物返還請求權。（2）妨害排除請求權。即在物權受到侵害或物權的行使受到威脅時，發生物權人的妨害排除請求權，權利人可以請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3）妨害預防請求權。即物權雖未受到現實妨害，但有受到妨害的可能時，發生物權人的妨害預防請求權，權利人可以請求消除危險。
而物權確認請求權是在物權的歸屬或內容發生爭議時，利害關系人請求有權機關予以確認的權利。因此，把其歸入上述物權請求權的任何一種都不可能。前述主張物權確認請求權并非物權請求權，而是屬于程序上的權利觀點的理由闡釋得非常清楚，值得肯定和贊同。
除此之外，需要補充兩個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比較法上的參考依據；其二是司法實務界的觀點。
先看比較法上的參考依據。有學者指出，我國民法上的請求權制度基本源于德國法，在理論上繼受請求權制度時，要注意立法時的學說及其后續的發展，并總結一般性規律。《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的確認之訴，在立法時受到當時學說的影響，的確在給付請求權以外創設了一個實體法上的確認請求權。但經過后來學說的發展，目前德國通說已經否定了立法者之本意。物權確認請求權是確認請求權（或確認之訴）的一種，如果認為對于確認之訴無須強制執行，其目的在判決中即已實現，則無須將其構造為一種實體法上的請求權，而如果將其構造為實體法上請求權，在邏輯上其又是給付之訴，與我國區分給付之訴、確認之訴的理論與實踐不相符合。
再看司法實務界的觀點。我國司法實務界關于我國《物權法》第33條的性質，雖未給出明確答案，但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是物權保護的一種方法，是物權保護的前提；物權確認請求權不是物權請求權中的一項請求權；物權確認請求權只能向有權機關提出，不能直接向物權的相對人提出，也不能不經請求而自行作出判斷。同時，認同物權確認請求權具有裁判請求權或訴權的屬性。據此推斷，我國實務界也持物權確認請求權并非物權請求權，而是程序上的權利的觀點和主張的。
在筆者看來，物權確認請求權規定在我國《物權法》第一編“總則”第三章“物權的保護”專章之中，并非就當然歸屬于物權請求權，就如本章中的其他權利（如第37條損害賠償請求權）不是物權請求權一樣，物權確認請求權是與物權請求權并列的一種物權保護方法。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物權的保護”專章中規定的內容，遠比物權請求權的內容廣泛，其中既有物權的保護方式（第34條、第35條規定的物權請求權），又有債權性保護方式（第36條規定的合同責任、第37條規定的侵權責任）；既有民法上的保護，又有行政法和刑法上的保護。因此，絕不能把“物權的保護”等同于“物權請求權”。
盡管物權確認請求權不屬于物權請求權，但并不意味著兩者之間不發生關系或者說沒有關系。物權確認請求權是物之返還請求權、妨害排除請求權和妨害預防請求權的前提或基礎。只有在物權的歸屬或內容確定的前提下，物權人才能行使物權請求權；反之，如果物權的歸屬或內容有爭議、不明確，就談不上物權人行使物權請求權的問題。
綜上，筆者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盡管規定在我國《物權法》中，但它不是物權請求權，而是物權保護的方式，此種請求權只能通過訴訟程序、行政程序或者仲裁程序實現，是程序性的權利。質言之，物權確認請求權是規定在實體法上的程序性權利。
二、物權確認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
（一）物權確認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爭議
關于物權確認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問題，我國《物權法》沒有規定，理論界和實務界有不同的觀點。
反對適用訴訟時效者的觀點略有不同。其一是無條件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觀點。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197條【訴訟時效的客體】第2項明確把物權確認請求權排除在訴訟時效客體的適用范圍之外。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702條第2款也規定：“確認物權請求權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如此設計的理由是：物權確認請求權的目的和作用，在于采用訴訟的方法解決物權爭議，維護正常的物權法律秩序，因此物權確認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只要物權爭議存在，物權確認請求權就存在，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假若承認物權確認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也很難確定時效期間的起算點。訴訟時效期間是從權利爭議之時起算，還是從法院作出確權判決之日起算，難以確定。其二是有條件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因其為訴訟（程序）上的權利性質，本應由訴訟法規定。如將其視為實體權利，則其通常依附于其他請求權而存在（即作為原物返還、排除妨害及賠償損失請求權的基礎或前提）。此種情形，如果其所依附的其他請求權本身不適用訴訟時效（如原物返還請求權），則物權確認請求權就不適用訴訟時效。反之，如果其所依附的請求權（如恢復原狀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則該種請求權因訴訟時效完成而消滅后，物權確認請求權的存在便失去實際意義。因此，物權確認請求權之存亡完全取決于其依附的其他請求權或者物權本身的存亡，不存在是否單獨適用消滅時效的問題。
贊成適用訴訟時效者的主要理由是：物權確認請求權形式上是確認權利，實質上是為了返還財產。如果返還財產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物權確認請求權也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即使返還財產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物權確認請求權也應當單獨適用訴訟時效。
（二）物權確認請求權無條件不適用訴訟時效
前文關于“有條件不適用訴訟時效”者的觀點，以物權確認請求權依附于物權請求權為論證前提，依被依附的權利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相應確定其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理由無實用價值。正如上文所述，以物權確認請求權依附于物權請求權，否定物權確認請求權為獨立性權利的主張沒有被我國《物權法》所采納。所以，以沒有現行法根據的觀點為根據論證物權確認請求權是否應適用訴訟時效，充其量僅具有某種理論意義。
贊成適用訴訟時效者的觀點也以未被我國《物權法》采納的物權確認請求權依附于物之返還請求權的主張為根據，同樣存在“有條件不適用訴訟時效”觀點的硬傷。同時該主張以物之返還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也值得商榷。眾所周知，物之返還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本身就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理論上及立法例上有“肯定說”、“否定說”和“折衷說”三種主張。而在此三種主張中，居于通說地位的并不是“肯定說”，而是“折衷說”。由此看來，該主張以“肯定說”為論證前提，而無視“否定說”或“折衷說”的主張，顯屬以偏概全。
物之返還請求權為物權請求權的典型。物之返還請求權之所以應當獨立于債權請求權，其最重要之點，就在于其不適用訴訟時效，否則，在請求返還原物的情形，將可能發生權利主體虛位或法律規則之無意義的問題。同時，還考慮到物權的保護尚應受到取得時效的規制，而取得時效制度已足以達到督促物權人及時行使請求權的效果，無須再使物權請求權受訴訟時效的限制。
訴訟時效期間屆滿的法律效果，無論采取“勝訴權消滅說”還是“抗辯權發生說”，都說明訴訟時效期間屆滿會帶來民事權利功能減損的后果。同時說明訴訟時效屬于民法中限制民事主體權利的制度，也是對民事主體的自由進行限制的制度。物權確認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實質就是對利害關系人的自由應否予以限制的問題。參照民法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則：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不得主張對民事主體的自由進行限制。該規則對應著一項論證負擔規則：針對特定的價值判斷問題，主張限制民事主體自由的討論者，應承擔論證自身價值取向正當性的責任。如果不能證明存在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而要求限制民事主體的自由，就應當確認并保障其自由。在這種意義上，面對特定的價值判斷問題，主張限制民事主體自由的討論者不僅要積極地論證存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要求限制民事主體的自由；還要對反對限制民事主體自由討論者提出的理由進行有效的反駁。而反對限制民事主體自由的討論者只須有效反駁對方提出的理由即可。
據此，贊同適用訴訟時效，即限制利害關系人的自由的論者，應當積極證成自己的觀點，同時還要對反對適用訴訟時效者的主張進行有效的反駁。但是，從實際情況看，贊同適用訴訟時效者所提理由既無現行法上的根據，又無充分的理論支撐，既不充分也不正當。更談不上對反對適用訴訟時效者的主張進行有效反駁了；相反，無條件反對適用訴訟時效者不僅有效反駁了贊同適用訴訟時效者的主張，而且還積極提出己方的有效理由，超額完成了自己的論證任務。
另外，“無條件反對適用訴訟時效的觀點”還得到了司法實務界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利害關系人請求確認物權的歸屬或內容，對方當事人以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為由進行抗辯的，不應予以支持。此為目前審判實務中的主流觀點。
三、物權確認之訴與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7條規定：“執行過程中，案外人對執行標的提出書面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書面異議之日起十五日內審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對該標的的執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駁回。案外人、當事人對裁定不服，認為原判決、裁定錯誤的，依照審判監督程序辦理；與原判決、裁定無關的，可以自裁定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本條中“與原判決、裁定無關的，可以自裁定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就是“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的規定。
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是案外人以申請執行人為被告（原則上）向法院提起要求法院作出不得強制執行或撤銷執行程序的訴訟。該訴訟是一種重要的執行救濟制度與手段，目的在于阻止或撤銷執行機構對執行標的的執行。
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是一個新的解決執行標的物實體權利的訴訟，以案外人即第三人對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實體權利為前提。而阻止或排除強制執行的權利，通常是指對標的物有所有權（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等。由此決定確認物權是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的前提。由于物權確認可以獨立成訴，而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則只能在執行程序中，向執行法院提起的訴訟，這就可能導致物權確認之訴與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發生混淆，且可能形成交叉狀態。
物權確認之訴與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之間的關系，可能有并存、合并和獨存三種情形。所謂并存，是指案外人提起執行異議之訴與案外人提起物權確認之訴并存。按照兩種訴訟提起的先后順序，可能有三種情形：（1）以申請執行人作為被告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后，再以被申請執行人為被告提起物權確認之訴；或者（2）以被申請執行人為被告提起物權確認之訴后，再以申請執行人作為被告提起執行異議之訴；（3）同時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和物權確認之訴。
對于情形之一，實踐中一直有激烈的爭議。贊同者認為，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7條規定，案外人對執行標的提出異議的，可以通過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加以救濟，但法律并未禁止案外人在此情形下另案提起民事確權之訴，所以，該訴訟應予受理；反對者則主張，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的規定屬于特別救濟程序，案外人只能通過該程序主張權利，不應另案訴訟。
對于情形之二和之三，司法實踐的通行做法是不允許并存。如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執行異議之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2條第1款規定，為防止當事人惡意串通，以虛假訴訟妨礙執行，當事人向法院提起對特定財產的確權訴訟的，法院應當首先查明該財產是否已被其他法院采取財產保全措施，或者已作為執行標的。如確認該爭議標的物確為另案執行標的的，應當告知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向執行法院提出書面異議。原告堅持起訴的，應當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執行異議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第3條第1款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案外人異議之訴和許可執行之訴案件的指導意見》第3條第1款也有相同的規定。由此可見，這兩種情形在司法實踐中的做法是執行異議之訴吸收物權確認之訴。
筆者贊同情形之一中反對者的觀點。理由之一，物權確認之訴與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之間系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即我國《物權法》第33條是一般法，而《民事訴訟法》第227條是特別法，按照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適用原理，特別法應當優先適用。因此，在此情形下，應當優先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27條規定的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理由之二，我國司法實踐贊同反對者的觀點。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制裁規避執行行為的若干意見》第9條和第11條進一步明確了這種觀點。再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案外人異議之訴和許可執行之訴案件的指導意見》第3條、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執行異議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第3條、黑龍江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執行異議之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2條第2款、《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異議訴訟案件受理與審理的指導意見（試行）》第14條第1款都采取反對者的觀點。
對于并存情形之二，即案外人以被執行人為被告提起物權確認之訴后，再以執行申請人作為被告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司法實踐一律以執行異議之訴吸收物權確認之訴的做法未免過于絕對。設想，案外人以被執行人為被告提起物權確認之訴之后，未作出判決之前，又以執行申請人為被告提起執行異議之訴，請求停止對執行標的的執行，兩個訴訟各自獨立，又無證據證明案外人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以虛假訴訟妨礙執行，在此情形下，以執行異議之訴吸收物權確認之訴沒有根據。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后訴先中止執行，待前訴有了確定的結果后，才恢復后訴的程序。
所謂合并，是指在執行異議之訴中，案外人既提出物權確認的訴訟請求，又提出對執行標的物停止執行的訴訟請求，受訴法院對兩個訴訟請求合并審理。司法實踐大多贊同此觀點。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異議訴訟案件受理與審理的指導意見（試行）》第8條第1款規定，案外人提起執行異議訴訟，應當對執行標的主張實體權利，同時提出對執行標的停止執行的請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執行異議之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第八條規定，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案外人同時請求確認其對執行標的物享有實體權利或要求對其主張所依據的相關實體法律關系進行裁判的，一般應當合并處理，被執行人應當作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案外人未同時請求確認其對執行標的物享有實體權利的，法院應當予以釋明，經釋明其仍堅持不增加的，法院不在判決主文中予以宣告，但應當在判決的事實和理由中予以闡明。
筆者認為，合并的觀點值得贊同。司法實踐支持合并觀點的做法更值得肯定。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實際上就是案外人對執行標的提出實體上的權利主張（確認之訴）與對執行標的物停止執行主張的合并。前訴即物權確認之訴是前提，后訴即停止執行標的物是結果。前訴體現是一般法，后訴體現是特別法，即執行異議之訴區別于物權確認之訴的特質就在于停止對執行標的物的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8]13號）第17條“案外人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即新《民事訴訟法》第227條）規定提起訴訟，對執行標的主張實體權利，并請求對執行標的停止執行的，應當以申請執行人為被告；被執行人反對案外人對執行標的所主張的實體權利的，應當以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為共同被告”的規定顯然是采取訴訟請求合并的觀點。
關于訴訟請求的合并，盡管司法實踐多持贊同態度，但理論上有不同的意見。反對者認為，案外人向執行申請人提起的訴訟與向被執行人提起的訴訟標的不同，前者為第三人執行異議之訴，后者為普通的民事訴訟。不同訴訟合并審理，缺乏理論根據。贊同者則認為，從避免裁判矛盾的角度出發，合一確定兩個訴訟符合司法正義的要求，因為畢竟兩個訴訟與同一執行標的物有關，這種關聯性就是合一確定的正當根據。
所謂獨存，指案外人僅提起對執行標的物停止執行請求之訴或者物權確認之訴。對于前者，其訴訟請求只包含對執行標的物停止執行的訴訟請求，不包含確權的訴訟請求，否則就是訴訟請求的合并。同理，案外人僅提出物權確認之訴，其訴訟請求當然也不包括對執行標的物停止執行的訴訟請求。
案外人盡管以執行異議之訴的名義提起訴訟，但其訴訟請求只要求確認執行標的物的歸屬，未同時請求停止對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的，也屬于獨存情形。對此，反對觀點認為，法官應當行使釋明權，告知當事人變更或增加“請求停止執行的物”的訴訟請求，在當事人拒絕變更或增加訴訟請求的情況下，一般情形下應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相反，贊同觀點認為，在被執行人同時作為被告的情況下，由于物權確認可以單獨成訴，則不能裁定駁回起訴，而應按照普通的民事案件進行審理。此時，繼續審理若有違管轄規則，則應通過移送管轄加以處理。
筆者認為，兩種觀點各有其道。但采取折衷觀點更為合理，即一般情形下采取反對者的觀點，特殊情形下采取贊同者的主張。因為，一般情形下反對者的觀點體現了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與物權確認之訴的區別，而在特殊情形下贊同者的主張則體現了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與物權確認之訴的相同之外，都體現了對執行標的物這種物權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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